《文心雕龙新书》是由王利器校勘《文心雕龙》的著作，1951年7月由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出版。作为配套，在1952年10月由同一出版社出版了《文心雕龙通检》（又名《文心雕龙新书通检》），两书都被编入《通检丛刊》第十五卷中。此书经修订之后又更名为《文心雕龙校证》，正文连序录、附录一共23万字，1980年出版。
王利器在四川大学就读的时候向向宗鲁学习，打下了校雠的基础，他的本科毕业论文正是《风俗通义校注》。他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时候，傅斯年安排了他教授“校勘学”课和《文心雕龙》课，其中“校勘学”讲授了“古书旧式”与“校勘释例”，《文心雕龙》则以“一篇一篇、一字一句”的形式来讲解《文心雕龙》。:187-188
《文心雕龙新书》在1946年时已经成初形，当时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前来约稿，北京大学于是将《文心雕龙新书》推荐给他们:403。《文心雕龙校证》的初稿1950年起动笔，于1977年10月才定稿。
作者以乾隆六年（1741年）的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的养素堂原刻本作为校勘底本，分章断句则参考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作者所用的校勘版本相当丰富，他引用了二十多种的版本，转引版本有两种。
在“序录”中，他说明了自己的校勘理论。他认为像是徐谓仁手校本、乃过录梅注本，傅增湘手校本等，只是“校而不正，没有发明”，因此没有引用，认为“凡是无所发明的，我认为都没有提及的必要”。接着他解释了校勘的主务，认为“不仅是求异同，而是要定是非”，认为“校勘”的最高境界是“要使书本受到我们的益处”，“恢复古书面目”。因此，他认为像《文心雕龙》这样版本数量非常多的书籍也好，也应该尽可能在有把握的情况下，直接修改底本的错误。同时，在面对注本抄录时，出现了不少讹夺衍误的情况，他认为尽可能“以梅还梅、以黄还黄、以甲还甲、以乙还乙”，还原各学者的看法。之后，他又在“序录”中说明了四种的传统校勘校勘方法，并说明当中的九类修改误例。:189-191
比较《新书》和《校证》，《校证》中增加了校文44条，删除了《时序》中的校文一条，变化的校文达721条。在《校证》中，王利器一共校出了303字，相比起明代的各种校勘更为精细。此外，他大量使用了唐写本以作分析也是当中的特色，在《校证》中依唐写本出校的一共有475条；依唐写本校改讹误的有106条；唐写本证明他本修改正确的一共有53条；校正唐写本错误的一共有17条。:191-200
此书在出版之后，得到了学界不同的评价。台湾宏业书局、明文书局、龙门书局等多家出版社盗印了此书，事实上扩大了此书的影响。:371
陈允峰认为，作者尽可能以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解决了《文心雕龙》出现的形误、文字形讹、颠倒等的问题。而在校勘方面广罗众说，但是却没有直接支持某一种学说，只是如实反映异文存在。但是书中的有些校勘的而且确只是一家之说，未能成为文心雕龙学界一致的定本。他又认为，最大的不足是书中没有对于《文心雕龙》作进一步的义理解释，引致对于某些学术成果理解是错误的。例如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有他自己作的《隐秀》篇补文，王利器认为黄侃这是为了否定《隐秀》篇的真实性，但是事实上是误解了黄侃的原意。
李平认为，王利器尽可能还原了《文心雕龙》的原状，但是在百密一疏的情况下，错误依然存在，但是在校勘困难的情况下，他依然迎难而上。整体而言，王利器使《文心雕龙》有比较可靠的读本，对《文心雕龙》文本的普及有重大的意义。:191-197张文勋认为，他校正了不少错字，有助今人正确理解原意，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