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
梵呗随着汉传佛教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朝鲜字称범패/梵唄（Beompae）。在日本，“呗”字甚至有歌唱、歌曲的意思。
梵呗主要有三种用途。首先是讲经仪式，通常行于讲经前后；其次是六时行道，即寺院每日作朝暮课诵之用；最后就是经忏法会，譬如“观音菩萨圣诞”、“梁皇宝忏”、“水陆法会”等等。
据《长阿含经》记载，梵呗必须具有五种特性：“一、其音正直。二、其音和雅。三、其音清彻。四、其音深满。五、周遍远闻。”梵呗本身就是宗教性的，因此，虽然比丘按戒律要求不应观听或参与歌舞伎乐然而，佛陀却宣扬“呗”有五种利益，包括“身体不疲、不忘所忆、心不疲劳、声音不坏、语言易解”，可见“梵呗”与“音乐”是两种不同的活动，含藏不同的意义。
一般而言，课诵本并不提供旋律的标示，因此念诵经文就没有绝对既定的旋律，而只是有个大概的模式，在汉地、藏地均有不同的模式。在近现代，印光大师教导了十念法，并为谱了多首梵呗曲如《绕佛调》，改良了汉地梵呗的模式。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来自印度的僧人到中国都以翻译经典为主，传授梵呗却并不多。根据《高僧传》卷十三的记载：“自大教东流，乃译者众，而传声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语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音无授。”
相传汉地出现梵呗的滥觞，源于三国时期魏国的陈思王曹植，一日在游鱼山（今山东省东阿境内）时，忽闻空中有梵乐咏赞，动听清雅，曹植受到感应，回府摹写出音律，写出汉地第一段梵呗。故有鱼山呗的公案。
齐梁时，南方佛教兴盛，金陵文宣王萧子良于永明七年（489年）召集京师善声乐音律的沙门于一处，研讨并创作佛呗赞乐，从此确立了以哀婉为主要特征的“南方梵呗”风格。到了梁武帝时，武帝更利用裁定梁朝雅乐的机会，大量引入梵乐与商周以来之中华传统音乐相融合，促成了梵呗的“中国化”转型。此后梵呗顺其自然称为宫廷雅乐。公元6世纪，中国南朝僧人慧皎在其著作《高僧传》中记载：“东国之歌也，则结韵以成咏；西方之赞也，则作偈以和声。虽复歌赞为殊，而并以协谐钟律，符靡宫商，方乃奥妙。故奏歌于金石，则谓之以为乐；设赞于管弦，则称之以为呗。”这说明在6世纪之前，中国佛教寺院内已经流行“呗唱”。由于朝廷的重视和推广，不仅在佛寺流行，甚至在民间也流行起来。
宋、元以后，梵呗及梵乐（佛教音乐）已有了明显的分化，全面走向通俗化，影响了当时的世俗音乐的发展如宋词、元曲的词、曲牌，当时的词牌中的《菩萨蛮》、曲牌中的《双调五供养》，乃至七弦琴乐中的《普庵咒》等，皆是明显的例子。俟明朝，梵呗梵乐已更加明显地分化为佛教乐曲金和传统梵呗两部分，佛教音乐流俗，和俗乐相互吸收已成为非常明显的事实。明成祖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颁布御制《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五十卷之多，通令全国僧人习唱，其中就有大量当时流行的南北民歌在内。
由此可见，梵呗梵乐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三国时期的草创与独创，南北朝时期有选择性地融合，唐、宋时期的定型、繁盛与对外发挥影响力，元、明、清以来的极度通俗化。
在唐代之前产生的呗唱作品有《如来呗》（《如来梵》）、《云何呗》（《云何梵》）、《处世呗》，及《赞佛偈》等。唱词都出自佛经。
在现代中国，梵音发展出多种流派风格，如西南一带的“上江腔”梵呗，在成都文殊院、重庆华严寺仍有传承。而在台湾，梵呗的风格主要可以分“鼓山调”及“海潮音”两种。
早期到台湾的僧人多半来自大陆福建鼓山涌泉寺，因此他们唱诵的调称为“鼓山调”。除“鼓山调”外，目前台湾梵呗的另一种唱腔为“海潮音”。它是1949年跟随从大陆浙江省及江苏省的僧人带入台湾，因此，于1949年之前已经在台湾流传的梵呗曲调可以泛称为“鼓山调”，亦称为“本省调”。海潮音则称为“外省调”。
“鼓山调”大致上的速度较快，骨干音加花比较多，而“海潮音”速度较为舒缓平稳，旋律比较简单。所以，若令法会气氛热闹，就使用“鼓山调”，但若需要庄严摄心的气氛，则可使用“海潮音”。
南传佛教巴利语梵呗以赞颂三宝为主，有时念诵还会夹杂方言。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呗曲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