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1620年2月16日-1688年4月29日),霍亨索伦家族的族长,勃兰登堡选帝侯兼普鲁士公爵(1640年至1688年在位)。
腓特烈·威廉是勃兰登堡选侯格奥尔格·威廉与妻子普法尔茨的伊丽莎白·夏洛特(英语:Elizabeth Charlotte of the Palatinate (1597–1660))之子,1620年2月16日生于柏林。因其军事和政治技巧卓越,被称为“大选侯”(The Great Elector)。腓特烈·威廉是加尔文主义的忠实支持者,在位期间积极推广商贸,在国内进行改革,使普鲁士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生效后逐渐强大,从而成为中北欧的领导者之一,奠定其后继者能将普鲁士由公国进一步成为王国。
他一出生,就被教导为严谨的喀尔文派信徒。为了躲避三十年战争的祸乱,1634年他十五岁时,被父母送到喀尔文派的核心国家——荷兰共和国学习,于莱登大学就读。受到荷兰黄金时代(约1585-1713年)的文明洗礼,他醉心于荷兰之繁荣先进,如饥似渴地吸收荷兰首屈一指的科技、商贸与文明(比1697年到荷兰学习的彼得大帝要早六十多年),并结交一批重要的荷兰朋友。因为他的外祖叔是如日中天的荷兰执政腓特烈·亨利(奥兰治亲王),因此他不但与腓特烈·亨利打下良好关系,还在海牙结识了奥兰治派贵族——拿骚-锡根的约翰·毛里茨,两人成为莫逆之交,在往后的各个时期都互相援助。腓特烈·威廉在1640年继承勃兰登堡选帝侯之后,好几次在约翰·毛里茨的帮助下,显著提升了勃兰登堡的国力(毛里茨在1652-1679年担任勃兰登堡的荣誉军衔,配戴圣约翰勋章)。
原本腓特烈·威廉有机会娶到瑞典克里斯蒂娜女王(瑞典“大帝”古斯塔夫二世的独生女,她母亲玛利亚·伊丽欧诺拉(英语:Maria Eleonora of Brandenburg)正好是腓特烈·威廉的姑姑),进而成为瑞典国王。从1630年代末到1640年代初,瑞典的摄政团队和霍亨索伦家族,都一直酝酿着这桩婚姻,合并两国的领土与势力。但因为长大成少女的克里斯蒂娜女王,一直反对婚姻,并且展现她对天主教的深厚同情(她后来为了改宗天主教而放弃瑞典王位,并且终身不婚);因此当17岁的克里斯蒂娜女王于1642年正式拒绝腓特烈·威廉的求婚时,计划宣告失败,腓特烈·威廉只好改向奥兰治家族寻求联姻。
当1646年腓特烈·威廉与奥兰治亲王腓特烈·亨利之女路易丝·亨丽埃特(英语:Luise Henriette of Nassau)结婚后,夫妻俩暂时住在荷兰艺术名胜——挚友毛里茨的家宅中,约到1648年才返回柏林;1650年新任的奥兰治亲王威廉二世猝逝后,荷兰法院裁定,由腓特烈·威廉夫妇担任威廉二世遗腹子威廉三世(1650-1702年,光荣革命后的英王)的共同监护人(另外两位共同监护人是威廉二世的母亲与妻子)。
他在1640年继位时,面临三十年战争后期的灾难。雇佣兵因为财政崩溃拿不到军饷,愤而叛变,使他花了很大的心力才平定叛乱。之后他在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二世(腓特烈·亨利之子、腓特烈·威廉的妻舅)、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支持下,于1648年结束三十年战争的西发利亚和约中,替勃兰登堡争取到波美拉尼亚东部(目的是限制瑞典的霸权),让国家能以较快的速度回复元气。
他利用机巧的外交策略,把落后、贫穷、分三处的领土(勃兰登堡、东普鲁士、布莱沃-马克),变成他可以强力控制的君主国,关键的要诀是扩大常备军与改革税收。1653年他在领地上招募士兵,建立一支数千人的常备军,使他逐渐能够压制各地贵族的反抗;他又任命退休的军官担任收税人,使得收税廉洁有效。为了争取容克贵族的支持与效忠,允许容克对农民强制劳役,换取选侯拥有对平民任意抽税的特权。到了晚年,腓特烈·威廉领土上的税收,变成欧洲最重的税率。普通农民成了容克的农奴,而贵族本身则是免税的。结果就是,贵族地主的政治特权大幅减少,容克地主巩固了庄园的经营,成为军官,他们的最高荣誉则是军职的提升。
大约在1674年陆续镇压各地的反抗运动之后(以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为首),威廉建立战争-财政部,实现了绝对君主制。靠着西欧霸权(荷兰或法国)的外交津贴,以及较为廉洁而有效征税的新官僚体系,他把常备军扩大到2.5万人(末年有3万人),并且建立一支小型舰队与贸易特许公司(1682年设立,在非洲取得殖民地)。
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南特诏令,迫害胡格诺教徒时,威廉大力招纳拥有资金、技术的胡格诺难民,移居勃兰登堡避难,于是二十多万难民中,有二万多人移居柏林,获得宗教信仰自由与部分自治权,威廉并任命声名卓著的胡格诺教徒——前法国元帅弗雷德里希·绍姆贝格为军队总司令,表示他对胡格诺难民的信任和倚重。之后胡格诺教徒有力地促进勃兰登堡的商业与经济发展。威廉以身作则,替后代的普鲁士人塑造出最早的军国主义模范。
三十年战争期间,他的父亲格奥尔格·威廉竭力维持一支人数较少的军队,以便在新教和天主教双方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从而自保。腓特烈·威廉接过其父留下的微薄底子,开始致力于重建遭受战争蹂躏的领土。
当宗教纠纷频繁地给欧洲其他地区造成混乱以及引发动乱时,与之相比,勃兰登堡-普鲁士受益于腓特烈·威廉所提倡的宗教宽容政策。在法兰西王国的帮助之下,腓特烈·威廉组建了一支常备军用来保卫麾下领土。第二次北方战争(1655-1660年)期间,腓特烈·威廉在瑞典国王卡尔十世的奇袭下,被迫签订《柯尼斯堡条约》(英语:Treaty of Königsberg (1656)),不得不成为瑞典帝国的盟友和附庸。但随着战争的进行,1657年腓特烈·威廉倒戈帮助波兰,因此从原来领主波兰手中,获得了整个普鲁士公国(东普鲁士)的统治权。在1660年的《奥利瓦条约》,皇帝利奥波德一世最终承认选侯对公国臣民的宗主权,于是东普鲁士各阶层在1663年向选侯威廉宣誓效忠,但拒绝威廉加税的要求。东普鲁士从波兰独立出来后,当地桀敖不驯的贵族与等级议会,就再也无法向波兰(贵族)政府求援干涉,注定他们被威廉宰制的命运,譬如最顽固反抗威廉的东普鲁士贵族──冯·卡克斯坦上校,在波兰求援失败后,居然于1672年被威廉派人暗中从华沙(波兰首都)绑架回国,公开斩首示众。终于,威廉在1673年向东普鲁士的首府加税(特别是首府柯尼斯堡)时,无人敢反抗其意志。
1672年法王路易十四挑起法荷战争。路易率领十八万大军,先击荷兰、后攻西班牙所属的勃艮地,造成荷兰大震荡的灾难年,以及勃艮地之弗朗什孔泰被法军占领。威廉率领二万普鲁士军援助荷兰,力抗路易十四;他虽败给法军名将蒂雷纳,但仍在帮助荷兰收复失土后,才于1673年与法国缔约休战。他回军勃兰登堡之后,1675年又起兵抵抗法国盟友瑞典的入侵,并于费尔贝林战役(英语:Battle of Fehrbellin)打败北欧霸主——瑞典帝国,戳破瑞典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他因此被刮目相看,称之为“大选侯”(伟大的选帝侯);但是因为路易十四以高明的外交手段让荷兰省背弃盟友,径自和法国停战签约,并取消对勃兰登堡的大量津贴,威廉被迫在1679年的和约中,把占领的西波美拉尼亚等地归还给瑞典,徒获荣耀而无寸土之增。1678年时,威廉的普军在荷兰的津贴支持下,一度扩大到四万五千人,结果被迫在战后裁撤到三万人;他本人更对背盟的荷兰省感到愤怒。
1675年,西里西亚仅剩的封国、皮亚斯特王朝的西里西亚支系——布热格公国绝嗣灭亡(或称西里西亚公爵,领地占全西里西亚的六分之一)。本来在1537年,布热格公爵就和当时的勃兰登堡选帝侯约阿希姆二世达成协定,规定如若皮亚斯特家族绝嗣,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家族成员可以继承公国。可是因为当时的哈布斯堡皇帝斐迪南一世拒绝承认此协定,所以1675年时,已统治大部分西里西亚的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就不顾腓特烈·威廉的继承要求,自行并吞了绝嗣的布热格公国,统一全部的西里西亚。(这使得腓特烈·威廉的后代——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以此为借口在1740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侵占了大部分的西里西亚,让普鲁士的国力暴增)
因为威廉对荷兰商人(以荷兰省为核心)与皇帝利奥波德一世感到失望,于是他在1681年倒向称霸中的路易十四,成为法国的盟友并获取法国津贴,帮助路易十四在1680年代初成为欧洲霸主;但是1685年路易十四迫害新教的胡格诺派,激使新教徒威廉愤而倒戈,加入奥地利与荷兰在1686年筹组的奥格斯堡同盟,重新领取荷兰津贴并成为反法阵营的斗士。
1688年4月29日,威廉因病过世,此时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人口只有一百万,顶多算一个准强国(二流强权)。与后代普鲁士及德意志人对他一致的景仰赞叹相反,他在17世纪当时,其实是个毁誉参半的悲情人物,多次在极尽艰苦地奋斗之后,换来徒劳无功的结局。
他一生为了获取外交津贴与强权支援,喜好倒戈换边、左右摇摆,因此在外国君主眼中风评不佳,被讥为“换边热”(Wechselfieber,有墙头草之意)。但他不以为意,并认为有津贴才能强化国家军力;他对继位的儿子腓特烈三世留下遗嘱说:“结盟是好的,但自己的实力还是最可靠的”。
他为了强化国家力量(军力),对平民抽重税、对贵族征军役,人民自然不会毫无怨言,但因为恐惧三十年战争的破坏再临,也只好默默忍受大选侯的横征暴敛;部分地区如东普鲁士,因为赋税过重,出现人口逃亡、经济萧条的现象。要到1701年腓特烈三世登基成“在普鲁士的国王”之后,臣民才对霍亨索伦家族心悦诚服的拥戴与效忠,这要归功于“国王”在当时是个宛如魔咒般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