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化智力测验

智能商数（德语：Intelligenzquotient），简称智商（德语：IQ），是用智力测试测量人在其年龄段的认知能力（“智力”）的得分。人的智商呈正态分布，目前主要的智力测验(包含最常被使用的“韦克斯勒成人智力量表”)，都采用“离差智商”(deviant IQ scores)的定义。亦即，个体的IQ分数，会和个体所属的常模(例如:和相同年龄、国家的人们)相比较。这个常模的IQ分数的平均值为100分，标准差为15分。即68.2%的人的智商在85-115之间、95.4%的人的智商在70-130之间、99.6%的人的智商在55-145之间。最新的研究表明，智商有可能不单是与遗传因素有关，例如智商降低或和精神分裂症风险基因直接相关，还与生活环境有关。即智商的高低可能与遗传因素和生活环境有关，饮食缺乏碘则会造成儿童智商下降约12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消除缺碘和缺微量元素的环境后，民众智商会急剧增加。“比率智商（ratio IQ scores）”计算公式： IQ = 100 × MA CA {displaystyle {text{IQ}}=100times {frac {text{MA}}{text{CA}}}} ，如果MA比CA大，就即是IQ比正常高，相反MA比CA小，就即是IQ比正常低。 不过需要注意，上述的智商计算公式─比率智商（ratio IQ scores），已经普遍被当代的心理学界与教育学界抛弃。现代人平均智商在逐渐增加，被称为弗林效应，但不了解其原因是智力的实际增长还是测量的误差。测量智能而且予以量化的想法源自于十九世纪的英国人高尔顿（Francis Galton, 1822-1911），但是这位优生学之父却找错方向，他试图借由测量人的体能和感官灵敏程度来得出智力，却终究徒劳无功。其后，另辟新径，建立智力测验原型的是法国人比奈。他的研究长期被冷落，直到二十世纪初，因为实施国民义务教育政策，需要区分正常学童和智能不足的学童，他的研究才找到用途。数年后，比奈的测验被引入美国。在此出现第一次重大变化，亦即和优生学的观念结合起来，智力测验被用来筛选移民。后来，被判定为智能不足者更有可能被送进收容所，甚至被强迫施行绝育手术（所谓“消极的优生学”）。另一方面，美国由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军方需要有方法来快速鉴别新兵的能力，于是原来只是用于特殊教育、一对一实施的测验，就变成针对一般人、集体进行，用来把所有的人排出等级的测验。经过战争的全面推广，接纳智力测验的社会环境已经成熟，它不只是用于找出有学习障碍的学童，也用来挑选资优生，以便积极栽培（所谓“积极的优生学”）。人人都可以被标上一个IQ值，也乐于互相品评优劣。至此，IQ的势力遍及智能分布的每个区段。知名的智商测试包括瑞文氏标准推理测验、韦克斯勒成人智力量表、韦克斯勒儿童智力量表、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伍德考克-约翰逊认知能力测验（英语：Woodcock-Johnson Tests of Cognitive Abilities）和考夫曼儿童智力测验（英语：Kaufman Assessment Battery for Children）。智商测试一种顺序量表（英语：Ordinal scale）。智商测试并不是百分数，即意味着智商50的人的并不是有智商100的人的一半。智商测试与成绩测试之间的相关性约是0.7。不同智商测试得到的结果不同，同时其结果并不一定准确，现代智商测试的测量标准误约是三点，即真实智商一般在测量所得值上下各三点的范围内浮动。也有人认为测量结果有95%的几率在四到五点测量标准误下浮动。临床心理学家认为这已足够对多数临床目标产生效力。在整个儿童期，智力可能都是不断变化的。但是这之间也有一定的关系。以前一直认为成年之后智力就会开始有衰退趋势，但是后来这个现象被认为与弗林效应及同辈效应有关。在韦克斯勒智力量表开始研究成人不同群体的智商后，大量相关研究也开始涌现。现在的一般观点是流动智力在成年初有轻微的衰退，而固定智力不变。同辈效应和练习效应（不断练习同样的智商测试）一定要严格控制，否则会影响测试结果。流动智力和固定智力的峰值很难确定，代表性研究显示流动智力在相对年轻时较高，长期来看智力到中年及稍后时期也都还很稳定。智商研究的许多有争议问题都是关于智商在性别与种族间的变化的:大多数智商测试显示男女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 一些常用的智力量表也没有显示出二者有所差异。 2002年国际智商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telligence Research）表示这实际上是因为测试设计者及教育系统刻意抹消了实际存在的男女差别以避免争议，该协会指出实际上确实存在“真正的性别”差异。性别智商差异与种族智商差异一样，涉及先天与后天的问题，需要考虑到环境因素。1996年，美国心理学协会资助的智商调查活动显示不同种族之间的智力差距十分显著，这涉及一个先天与后天的问题。包括艾伦·S·考夫曼 、南森·布罗迪 在内的心理学家和包括伯尼·德夫林在内的统计学家 认为这要考虑到遗传问题，而另外一些学者，例如理查德·尼斯贝特认为环境因素可以解决一切的组别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