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良时代

奈良时代（710年—794年），是日本历史的一段时期，始于元明天皇将都城迁至平城京（奈良），终于桓武天皇将都城迁至平安京（京都），年代因首都而得名。由于人们希望借助佛教来达到镇护国家的目的，天平文化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广义的奈良时代，指的是从710年（和铜3年）元明天皇迁都平城京开始，到794年（延历13年）桓武天皇将都城迁往平安京为止的这84年。而狭义的奈良时代，指的则是同样从710年开始，直至784年（延历3年）桓武天皇迁都长冈京的这74年。根据政治事件还可以对此进行进一步细分，从710年平城京迁都开始，直至729年长屋王之变这一段时期被称为奈良时代前期，从藤原四兄弟专权开始直至764年（天平宝字8年）发生惠美押胜之乱（藤原仲麻吕之乱）这段时期被称为奈良时代中期，而在称德女皇时代道镜乱政之后的时期则被称作奈良时代后期。因为定都于又被称作“奈良之都”的平城京，“奈良时代”又被称作“平城时代”。而在740年到745年之间、圣武天皇又在短短几年间将皇宫迁至恭仁京（京都府木津川市）、难波京（大阪府大阪市）、紫香乐宫（滋贺县甲贺市信乐）等地。在平城京迁都的过程中，右大臣藤原不比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平城京是个据说模仿中国当时的都城长安的格局兴建的政治首都，公卿占据住民的大部分。平城京迁都之前编纂并得以实施的大宝律令，依照日本当时的国情作了多方面的调整，经过几代人的反复摸索，使得整个社会向以天皇为中心的律令制国家过渡。这一时期的律令制国家通过户籍制度和记账等方式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并课以租庸调或其它徭役。但此后随着班田制的难以为继，国有土地逐渐私有化，寺社和地方豪族等开始大肆垦殖领土，开启了后世庄园制的滥觞。在王统方面，为了使天武天皇和持统天皇的直系子孙继续继承天皇之位，同时确保维持天皇的神圣性，天皇一系普遍实施近亲结婚，这导致天武天皇和持统天皇的直系皇子大多病弱，相继早夭。而正因为皇位继承不能有效维持，各种政治斗争接二连三地爆发，一直持续至8世纪，天武・持统天皇的直系血脉最终断绝。在政治与军事方面，这一时期朝廷政治纷争不断，而在东北地区对虾夷的征伐也未尝停止（参见三十八年战争（日语：三十八年戦争））。在文化方面，这一时期朝廷多次派出遣唐使，并首次从唐朝带来了各种来自中国大陆的文物。日本全国开始兴建国分寺，日本佛教开始兴旺，大和文化和唐文化融合成了富有特色的日式“国风文化”，也被称为“天平文化”。《古事记》、《日本书纪》以及《万叶集》等日本国内现存最古老的史书和文学作品逐一问世。奈良时代初期，中臣镰足之子藤原不比等逐步开始影响政局：他使得国内律令制度得以确立，也与皇室走得很近，并最终为此后藤原氏在朝廷中的话语权奠定了基础。藤原不比等死后，执掌政权的是高市皇子之子长屋王，他也是天武天皇的孙辈。他在朝廷一路晋升至右大臣职位，权势如日中天。不过因为此时国内不少农民不堪徭役负担，纷纷流落街头或逃亡外地，政府为了确保财政收入，与723年（养老7年）颁布了三世一身法，对拓荒行为予以奖励。而从724年（神龟元年）开始，不比等的几个儿子，藤原武智麻吕、藤原房前、藤原宇合和藤原麻吕四人（即藤原四兄弟），凭借圣武天皇之母、即不比等之女藤原宫子的关系，逐步活跃于朝廷之上。729年（神龟6年），藤原四兄弟将荣升左大臣的长屋王置于死地，诬告其企图“颠覆朝廷”，迫使长屋王自尽（史称长屋王之变），并顺势掌握大权。长屋王之变之后不久，藤原氏更是将不比等之女光明子成功立为皇后，即光明皇后。藤原四兄弟相继死于737年（天平9年）爆发的天花，此后，出身皇族的橘诸兄在下道真备（后来的吉备真备）及僧人玄昉等的协助下接过朝廷大权。藤原宇合的长子藤原广嗣不服，打着除掉下道真备等人的旗号，于740年（天平12年）在九州举兵，但叛乱最终被平息，藤原广嗣也被捕杀（藤原广嗣之乱）。这次叛乱大大地动摇了朝廷在平城京的统治根基，此后圣武天皇又先后迁都至山背国的恭仁、摄津国的难波以及近江国的紫香楽等地。频繁的迁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此外疫病及各色天灾相继发生，使得当时社会毫无秩序可言，朝廷的统治岌岌可危。因此在之前就已笃信佛教的圣武天皇本着用“佛教”镇护国家（日语：鎮護国家）的思想，意图平息社会的动乱，于741年（天平13年）颁布国分寺兴建诏，又于743年（天平15年）颁布卢舍那大佛兴建诏（日语：盧舎那大仏造立の詔）。东大寺大佛（日语：東大寺盧舎那仏像）于752年（天平胜宝4年）建成，女帝孝谦天皇及圣武太上天皇亲自为大佛举行了盛大的“开眼供养”仪式。在这一时期，藤原南家的藤原仲麻吕（武智麻吕之子）逐渐得到光明皇后信任，并开始干预政局。在组建紫微中台（日语：紫微中台）之后，藤原仲麻吕于755年（天平胜宝7年）从橘诸兄手中抢过朝廷大权，并于757年（天平宝字元年）将橘诸兄之子橘奈良麻吕排除在朝廷势力集团之外（橘奈良麻吕之乱（日语：橘奈良麻呂の乱））。藤原仲麻吕大权独揽，并拥立傀儡天皇淳仁天皇。此后他改名为富有唐风色彩的“惠美押胜”，进一步推进了以儒教为基础的唐风政治。随着受到孝谦上皇宠爱的僧人道镜开始左右政局，惠美押胜为了除去道镜，于764年（天平宝字8年）发动反乱，但终被讨死（惠美押胜之乱（日语：藤原仲麻呂の乱））。惠美押胜失势后，淳仁天皇被废，并被流放淡路国。道镜在不久之后的765年（天平神护元年）担任太政大臣禅师，翌年（天平神护2年）更是成为“法王”，重用同族及其心腹，一度“形同天皇”，并先后兴建了西大寺及百万塔（日语：百万塔），意图继续借助佛教维持朝廷的安定。此后称德天皇（即复位后的孝谦上皇）及道镜意图在宇佐八幡宫寻求神谕，以为道镜的称帝计划铺平道路，但遭到了藤原百川（日语：藤原百川）及和气清麻吕的极力反对。770年（宝龟元年）称德天皇死后，道镜迅速失势（宇佐八幡宫神谕事件（日语：宇佐八幡宮神託事件））。藤原北家的藤原永手（日语：藤原永手）、藤原式家的藤原良继（日语：藤原良継）以及藤原百川等人都因成功拥立光仁天皇而得到晋升，而后者，作为天智天皇的子孙，血脉与之前的天武天皇不同。光仁天皇为了进一步缓解财政危机，将朝廷的官员数予以削减，对国司及郡司（日语：郡司）的监督也越发严格，试图以此规范地方政治。然而在780年（宝龟11年），陆奥国爆发了以伊治呰麻吕（日语：伊治呰麻呂）为首的叛乱，东北地区虾夷的抵抗也逐渐加强。为了摆脱逐渐膨胀的寺社势力的控制，桓武天皇于784年（延历3年）在山背国长冈之地另建新都（即长冈京）。不过此次迁都并非一帆风顺——负责迁都的藤原种继遭到保守势力暗杀横死，而桓武天皇之弟早良亲王也被怀疑“阻碍迁都”而因此连坐被废。早良亲王于流放途中郁郁而终，然而此后饥荒和瘟疫屡次发生，桓武天皇近亲相继离奇去世，朝廷认定这是先前藤原种继暗杀事件中的怨灵作祟，因此在和气清麻吕等人的建议下再次迁都。794年（延历13年）新都落成，新都所在的山背国改名为山城国，新都也被称作平安京。随着这次迁都，所谓“奈良时代”正式结束，平安时代到来。奈良时代的前半段、刑部亲王（日语：忍壁皇子）等人编撰，于701年（大宝元年）完成并施行的大宝律令是国家组织的基本法典。718年（养老2年），藤原不比等等人奉命新编养老律令。相比于之前的大宝律令，虽然养老律令只是在语句方面进行了修正，但是却迟迟未能实施，直到757年（天平宝字9年）才在藤原仲麻吕等人的主导下得以施行。律令制时期的日本天皇，拥有以下的权力。762年（天平宝字6年），淡海三船提议为历代天皇拟汉风谥号。由此，一般认为在天智天皇/天武天皇时期（7世纪）创立的“天皇”称号，被追赠给了之前的每一位日本君主，如“神武天皇”即是这一时期所拟定的汉风谥号。因为大宝律令的制定，“律令制”国家初步形成。中央官制由二官八省、弹正台（日语：弾正台）以及五卫府所构成。地方行政组织方面，“国”、“郡”和“里”等行政单位得到了统一，其中“里”被认为就是后世的“乡（日语：郷#日本における郷）”。此后，又划分了“五畿七道”，即畿内以及东海道・东山道・北陆道・山阴道・山阳道・南海道・西海道等七道，其中又分配了66个令制国与壹岐岛和对马岛等两个岛（参见令制国列表）。军团（日语：軍団 (古代日本)）被分派到全国各个令制国，并受各国国司管辖。各令制国根据户籍实施班田收授法和公地公民制，全国的土地及依附于土地的人民都属于公家——即天皇所有，朝廷根据在册户籍为平民提供班田；赋税则包括租庸调及其他各种徭役。公地公民制被学界认为是古代律令制的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种经济制度。742年（天平14年）大宰府被废除。翌年，在筑紫国设置了“镇西府（日语：鎮西府）”，而在745年（天平17年）又恢复了太宰府。随着对虾夷的征伐及对东北地区的逐步开发，则陆续设立了多贺城及出羽栅（日语：出羽柵）等。为了维持律令制国家高度体系化的官僚体制，必须保证国家稳定的税收。由于之前颁布的班田收授法中没有对于垦田及田地归属方面的明确规定，，长屋王政权于722年（养老6年）尝试推行良田百万町步开垦计划（日语：百万町歩開墾計画），此后又在723年（养老7年）颁布旨在促进全国的田地开垦的三世一身法（日语：三世一身法）（さんぜいっしんのほう）。根据三世一身法，新建灌溉设施及开垦土地者能在三代以内保有垦田，将先前的池沟利用起来之人者则可在本人一代之内保有垦田。然而农民的垦田意欲并没有提升多少，荒地的开垦进度也完全达不到预期。743年（天平15年），橘诸兄政权为了进一步推进垦田，又推行了垦田永年私财法（日语：墾田永年私財法），其中明文规定，只要向当地国司申请取得土地开垦资格，并在一定期限之内完成开垦的话，就能以私人名义永久地占有这块田地，并受到国家保护。这两份法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公地公民制的基础，但颁布的动机的确还是为了保证班田（口分田）分配，并最终确立律令体制。这为拥有开垦财力的贵族、当地豪族以至寺社等阶级私有土地提供了一条捷径，其中尤其是大贵族及大寺院等势力借此机会扩展私人领地，而一般农民及浮浪人（日语：浮浪人）等则在“地主”的领地内劳动，并向国家缴纳田租（见输租田（日语：輸租田））。这就为后世庄园制的兴起打下了基础，故这一时期的私垦田也被称作初期庄园（日语：初期荘園）（垦田地系庄园）。元明天皇即位翌年，即708年（庆云5年）正月，武藏国内发现了铜矿，并献给朝廷，于是同年改元“和铜”。和铜二年2月，开始铸造标明面额的货币，并兴建奈良新都：2月11日，始置掌管铸币一事的“催铸钱司”，紧接着在2月15日，朝廷发布平城迁都诏。根据《平城迁都诏》，平城是个“方今、平城之地”，“四禽叶図、四神相応（日语：四神相応）”，因而被选为新都。藤原京坐落于南北向略有倾斜的地形之上，而藤原宫（日语：藤原宮）所在地与群臣的居所相比地势更低，有“皇都被臣下所俯视”之嫌，因而被视作大忌。不过藤原京被废弃的真正原因其实在于排水不畅等缺陷，此外据说旧都是按照古书（《周礼》）中的规矩进行设计的，即使与兴建之时中国的国都相比起来也相形见绌。其实，在大唐留学30多年的遣唐使粟田真人回到日本后参与朝政，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同时还介绍了大唐的文化与国力，以及首都长安是多么繁荣，众人因而都意识到藤原京与长安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这也被认为是朝廷决议迁都的一大要因。从实际功效上来说，兴建一座壮丽的新都，能壮国威，不论外国使节，或是虾夷、隼人等边民，还是地方豪族乃至平民百姓，都能感受到天皇的“德”，同时还有助于在全国确立起中央集权体系，最终建立起东洋的小型“中华帝国”。9月，元明天皇前往平城进行考察，并任命了17位“造平城京司”；10月在伊势神宫派遣敕使（日语：勅使）告慰神灵，宣布营建新都；11月，为顺利迁往平城宫预定地点，朝廷向民家分发谷物和布料；12月实施地镇祭（日语：地鎮祭），昭示着平城京营造工事正式开始。新建立的平城京乃是模仿唐朝京城长安，东西长约4.3公里，南北约5.2公里。大内与平城宫约占地1.2平方公里，位于北侧中央，朱雀大路由北向南将京城分为两边，东侧被称为左京，西侧被称为右京，又有数条东西及南北向的大路将城内分为八十四坊，每坊十六坪，其中平城宫占四坊，寺院、东西市、陵墓又占十坊左右。建立时，由各地迁入的人口约二十万人之多，就如身在长安一样。都城的兴建进行得很顺利，而铸币进程也很快得以开始。催铸钱司设立之后，同年5月就发行了和同开珎银钱，同年8月又发行了铜钱。之所以先发行银钱，可能是因为银在当时是一种传统的称量货币。此货币铸造一直继续到醍醐天皇的延喜年间，前后共铸和同开珎、万年通宝、神功开宝、隆平永宝、富寿神宝、承和昌宝、长年大宝、饶益神宝、贞观永宝、宽平大宝、延喜通宝、乾元大宝等十二次，并称为皇朝十二钱。不过，这些货币多流通于以东西市为中心的京城内，虽然日本朝廷曾发布蓄钱叙位法，鼓励一般人民使用货币，但是效果不佳。随着当时日本与中国的交通往来，中国的工艺技术亦传入日本，使得日本的手工业及矿产开采出现明显的进步。当时日本朝廷设有织部司、漆部司负责制作供贵族使用的纺织与工艺品，而随着农业的进步与国家的奖励，民间亦开始出现制作工艺品的小工坊，日本政府便将之设立为“产业”并允许其流通贩卖。而随着商业交易的发展，在京城大街、交通大道、神社或寺院前开始出现商业市集，当时奈良的东西市的交易颇为盛行。另一方面，日本朝廷亦致力于改善交通设施，在文武天皇时便已完成东海、东山、北陆、山阳、山阴、南海、西海等七条干道，这些官道沿途并设有驿站，不过这些驿站乃专为政府传令所设， 因此一般人民无法利用。奈良政府将留学生及僧侣派往唐朝进修，并带回了诸多文物，716年（灵龟2年），此后朝廷又派遣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最后死于唐朝）、吉备真备及僧人玄昉等入唐留学。而朝廷与朝鲜半岛的官方交流也从未断绝。在飞鸟时代时，日本就已从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地传入了仗乐，仗乐其实是源于中国之踏歌。到了奈良时代，唐乐、渤海乐、林邑乐等大陆乐舞又东传入日本，乃成为流行的音乐。在天武、持统两位天皇时设置了专门的乐官，雅乐寮乐官的设置对日本以后的歌舞、音乐发展有很大影响。据《大宝律令》的规定，在治部省设雅乐寮，雅乐寮设有头、助、允、大允、属，四个等级的官员，并分派专门的歌人乐师学习各种音乐、舞蹈，以在宴会或宗教仪式上进行表演。直到平安初期，来自中国的乐舞被称为“雅曲、正儛”，而传统的乐舞则叫做“杂乐”。当时在日本的宫廷内不仅表演传统的乐舞，还融合表现各种外来的乐舞，歌人乐师们演奏各种乐器，穿着华丽的服装表演各种乐舞。在753年(天平胜宝3年)，日本宫廷又模仿唐制，为女踏歌、女乐设置内教坊，而当时为了配合特技与魔术表演而演奏的散乐亦相当盛行，并成为之后猿乐的雏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