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别（英语：Sex and gender distinction）是将一个人的生物性别（个人生殖系统的解剖结构和第二性征）与该人的社会性别区分开来。它可以指基于人的性别的性别角色，或基于个人对自己的性别认同的内部意识。在这个模型中，“生物与社会性别”的概念是矛盾的。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无关，与社会性别有关的方面不是生物学方面的。在某些情况下，个人的性别指定和社会性别不一致，而这个人可能是跨性别。在其他情况下，个体可能具有使性别指定复杂化的生物性别特征，并且该人可能是双性人。
在生物学家中，生物性别的差异（与社会性别差异相比）通常适用于两性异形特征，这些性质被假设为性选择的演化结果。
许多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别只是生物学问题，而不是社会或文化建构。例如，女性主义生物学家Lynda Birke表示，“生物性别并不被视为可能发生变化的事物。”然而，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别模型，受到女性主义者的批评。女性主义认为，必须强调性别是一种生物方面，一种固定的，自然的，不变的，由男性和女性二分法组成。他们认为，这种区别无法识别出严格的男性和女性二分法之外的任何事物，并且它将会为区分“平常”的事物和那些“异常”的事物之间形成了障碍。为了证明性别不仅限于两个类别，Anne Fausto-Sterling的Sexing the Body一书解决了双性人儿童的出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标准的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别模型被认为是错误的，因为它只有两种性别，即男性和女性。这是因为“完整的男性和完整的女性代表了一系列可能的身体类型的极端”。换句话说，Fausto-Sterling认为男性和女性的两个极端之间存在大量的性别。
有些女性主义者将性别视为一种社会结构，而不是将性别视为一种生物结构。根据北美洲双性人协会的说法，“大自然并不会决定‘男性类别’的结束和‘双性人类别’的开始。或者‘双性人类别’的结束和‘女性类别’的开始。而是人类决定。人类（通常是医生）可以决定阴茎必须有多小，或者是在被视为双性人之前，部分的性别特征有多么的不寻常。”Fausto-Sterling认为，性别是社会建构的，因为大自然并不决定谁被视为男性或女性。相反，医生的决定对人们来说似乎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性别。此外，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行为，动作和外表也被视为社会建构，因为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价值被支持并且被社会认为适合社会使用。
一些女性主义者更认为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都不是严格的二元概念。例如，Judith Lorber表示，许多传统的性别指标并不足以划分男性和女性。例如，并非所有女性都会分泌乳汁，而有些男性则会。同样的，Suzanne Kessler在1990年对儿科双性人医学专家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当一个孩子出生时拥有XY染色体但生殖器模糊不清时，其性别通常根据其阴茎的大小来指定。因此，即使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差异成立，Lorber和Kessler也认为男性和女性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二分法本身并不详尽。Lorber写道，“我的观点超越了公认的女性主义观点，即社会性别是一种改变生物性别差异的新兴文化。……我认为身体在生理上有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它们完全被社会实践所改变，以适应社会中的显著类别，其中最普遍的是男性和女性以及男人和女人。”
此外，Lorber声称，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各个类别，男性和女性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分别存在于它们之间的多样性。因此，她的基本主张是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都是社会建构，而不是自然种类。
Linda Zerilli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她就Monique Wittig撰写了她的观点，“在很多女性主义理论中批评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二分法，因为这种二分法毫无疑问地存在这样的信念，‘有一种自然抵抗审查的中心，在模型分析中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的一种关系，其特征是在文化中以及自然界中的不可避免性，这就是异性恋关系’。”Judith Butler也批评了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别，讨论作为生物学事实的生物性别导致生物性别看似自然且政治中立。然而，她认为“表面上自然的生物性别是在为其他政治和社会利益服务的过程中产生的。”Butler总结道，“如果生物性别的不变性质受到质疑，那么这种称为‘生物性别’的结构可能与社会性别一样具有文化结构。事实上，也许社会性别总是已经存在，其结果就是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的区别根本就没有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