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星顿和康科德战役

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英语：Battles of Lexington and Concord）是英国陆军与北美民兵之间的一场武装冲突，发生于1775年4月19日。虽然美国参议院在1908年通过决议，将邓莫尔伯爵的战争（英语：Lord Dunmore's War）（Lord Dunmore's War）的快活角战斗（英语：Battle of Point Pleasant）（Battle of Point Pleasant）定为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战，但美国社会普遍仍视列克星敦和康科德之战为独立战争的首场战斗。冲突发生于波士顿西部乡镇。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源于英国的一次军事行动。北美英军总司令托马士·盖奇将军下令派军到康科德，缴收当地火药及武器，并缉捕反叛者首领约翰·汉考克及塞缪尔·亚当斯。然而由于行动计划事泄，使叛逆民兵有所提防。后来，英军启程前往康科德，于途经列克星敦时遭遇民兵，双方擦枪走火。民兵败逃后，英军继续西进，并成功进入康科德，但部分英军在北桥遭遇前来增援的民兵。双方再一次意外走火，但英军因战术失误而溃败后撤。当英军沿旧路返回时，不断遭到增援的急召民兵狙击。英军返抵波士顿以北的查尔斯镇后，民兵开始围攻波士顿。战后召开的第二届大陆会议，议决以武力维护殖民者的自由，在一年后终于走上独立建国之路。英国国会通过《强制法案》后，美州殖民地与英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其中以波士顿地区的反抗最为严重。1774年9月，北美英军总司令托马士·盖奇收缴一座并非属于反叛者的仓库火药，竟在波士顿外引发战争恐慌，视为火药危机。第一次大陆会议恰好在火药危机后数日召开，会后十二州与会者（佐治亚州未有派员出席）通过决议案，指斥《强制法案》违反英国宪法，鼓吹殖民地中止对英贸易，为马萨诸塞成立新自治政府，并联署要求英皇乔治三世结束封锁波士顿，修正国会殖民政策。叛逆者在同年10月于波士顿西郊康科德成立马萨诸塞地区议会（Massachusetts Provincial Congress），由约翰·汉考克出任议会主席，成为马萨诸塞事实上的有效政府。盖奇的有效管辖范围仅限于波士顿一地。面对殖民地公然违抗英国权威，英国政界的反应各有不同。盖奇因着自身的信念与职责冲突而摇摆不定。他在美州已定居超过二十年，妻子也是于美州成长的殖民者。身为马萨诸塞总督，盖奇对殖民者争取自由深感同情，并未以武力取缔自由之子等革命组织；然而同时身兼北美英军总司令，盖奇又有责任落实国会通过的《强制法案》以及镇压指令。英国下议院议员埃德蒙·伯克形容盖奇的职责矛盾，犹如“要一个英国绅士去说服另一个英国绅士支持奴隶制度，根本所托非人”。前首相老皮特也主张国会稍作让步，建议把盖奇及其驻军调离波士顿，并限制国会向殖民地的征税权。不过国会最终选择了诺斯勋爵主张的强硬手段，以恢复英国统治权威。1775年2月9日，国会宣布马萨诸塞为叛乱状态，准许盖奇以武力恢复正常管治，并指令派军缉拿汉考克及塞缪尔·亚当斯等叛党首脑。指令经殖民地部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达特茅斯伯爵（William Legge, 2nd Earl of Dartmouth）送出，在4月14日为盖奇收悉。盖奇收到伦敦指令后，再次决定秘密行动。4月18日上午，盖奇先派出第5步兵军团的20名哨兵，到波斯顿外四处询问汉考克及亚当斯所在地。下午盖奇则向法兰西斯·史密斯（Francis Smith）下达出兵命令，同时交附一指令信，叮嘱史密斯要在士兵离城后方可拆开信件。信件写有士兵行军的目的地康科德，目标为征收所有军火，并特别告诫英军要保持纪律。然而盖奇的行动早已泄密。反叛者透过伦敦的线人，早在3月底已经得悉国会要缉拿汉考克及亚当斯，故此两人在4月8日前已经逃到列克星敦避难，城内的反叛领袖只有保罗·列维尔及约瑟·瓦伦医生两人。另外，纵然盖奇在18日晚前，都没有将军事行动告知其他英军军官，瓦伦医生却早已得悉英军计划，并在18日晚警告列维尔，指英军将在19日前往康科德搜索武器。虽然没有确实证据，但不少猜测（包括盖奇本人在内）都认为线报是来自盖奇的夫人玛加烈·盖奇（Margaret Kemble Gage）。虽然康科德大部分的火药及武器早已搬走，但列克星敦及波士顿的周边乡镇，却未有准备。是故，18日晚列维尔与另一志士威廉·道斯（William Dawes）决定快马出勤，警告四周乡镇民兵，而老北教堂也在传讯中有一定功劳。半夜列维尔及道斯抵达列克星敦，与汉考克等交待形势后，便与另一志士塞缪尔·普雷斯科特（Samuel Prescott）前往康科德。虽然汉考克等人先后安全逃到伯灵顿及比勒利加（Billerica），但列维尔却遭英军巡哨俘虏，道斯意外堕马，只有普雷斯科特突围继续前往康科德。各地乡镇以教堂钟声、鸣枪等方法开始召集民兵，并派出更多快马知会其他乡镇。18日晚上，盖奇在总督府召集高级军官会议，宣布明日将有军事行动。行动总指挥为史密斯中校，副官为约翰·皮特凯恩（John Pitcairn）少校。英军一共出动约700人，分别由驻波士顿的英国陆军及皇家海军陆战队11支集团军抽调，编组成10个步兵连（皮特凯恩指挥）及11个掷弹兵连（Benjamin Bernard，本杰明·班纳中校指挥）。由于各个步兵连由不同集团军抽调，故此士兵之间默契较差，连负责指挥的上尉也属志愿性质。会议在8时30分结束后，珀西伯爵（Hugh Percy，后袭父爵为第二代诺森伯兰公爵）上校混入波士顿公园的人群，发现波士顿市民已在议论英军的不寻常动向。其中一个说法称，珀西遇到一个人说“英军肯定找不到他们想找到的东西”。珀西随即追问英军目标为何，该市民竟可答出“康科德的火炮”。珀西即时赶回总督府报告军机泄密，盖奇大惊之下，才下令截查民兵信使离城，其时列维尔等早已出走。晚上10时，英军在波士顿公园西部集结，但却遭逢连串延误。史密斯中校因故迟到，而英军又没有准备恰当的渡船横过查尔斯河。当英军在19日半夜于剑桥登陆时，更要在水深至腰处步行上岸，并卸载装备。当英军路过孟努多美（Menotomy，今阿灵顿）时，波士顿城郊的警号枪声已此起彼落，行动肯定曝光。凌晨3点史密斯命皮特凯恩先带6个步兵连急行军往康科德，到4点左右派遣信差要求波士顿增派援军。不过，英军的增援部队遇上诸多问题。在凌晨4点，盖奇已经下令召集援军待命，但出于保密考虑，只送出了一封命令状予第1旅的负责军官。结果该命令状被军营仆人搁于书桌之上，久久未有拆开。5点史密斯的求援信送抵总督府，盖奇随即下令第1旅的第4、第23及第47步兵军团，以及一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召集，但这些命令状同样只有一份，陆战队的命令状更送到了出征在外的皮特凯恩办公室。结果到早上8点45分，珀西伯爵带领的1,000人增援部队才离开波士顿，其时民兵已与英军交火。珀西伯爵也没有听取军官建议多带弹药，结果每名士兵只有36发子弹，两门火炮也没有后备炮弹。盖奇得悉后特意派弹药马车赶往增援，却在中途遭民兵埋伏报销。日出后，皮特凯恩的步兵连率先抵达列克星敦，并遭遇约翰·帕克带领的约80名民兵，以及一群围观人士。与后世流传所不同，帕克带领的只是普通编制的民兵，而非经过特训的急召民兵。帕克下令民兵在道路右边的草地排成巡游阵列，不得阻塞通往康科德的道路，亦不可在英军开火前擅自射击；皮特凯恩也无意与民兵纠缠，同样下达了不得擅自射击的命令。然而一位陆战队上尉恐于行进时暴露侧翼，擅自带队离开道路，转右恫吓民兵，意图迫使对方缴械，令民兵排出作战阵列。皮特凯恩随即带部队从后赶上制止，而史密斯的部队则尚未抵达。双方对恃之初，英军有军官走出阵列，下令民兵即时解散，并交出武器。帕克即时下令民兵解散，而皮特凯恩与帕克也继续下令士兵不得开枪。然而帕克当时正为肺结核所苦，声线沙哑，部分民兵根本听不到命令，故此撤退时有所迟疑，也没有人交出武器，双方继续互相喝骂。混乱之间，突然传出枪声，前锋英军认为遭到民兵射击，随即向民兵齐射，然后以刺刀冲锋，而民兵则四散而逃。冲突过后民兵共有8人死亡，10人受伤。死者包括民兵领袖艾萨克·戴维斯（Isaac Davis）。英军则只有1人受伤。引发冲突的枪声从何而来，已无法考证。根据部分民兵的证供，英军在对恃时早有开火，但起初没有装上弹药，以作警告。后来其中一个民兵遭弹丸击伤，认定英军已经开火，才与身旁民兵还击。部分英军的日记则指是躲藏在砖墙及树林的民兵先开火，令部分英军不顾命令私自脱队还击，后来阵列要花费多时才重新编组。其他推测还包括后方英军枪击一名逃跑俘虏，或一个骑马军官率先开枪。总括而言，连串误会、意外以及英军失去纪律，是引致交火的原因，双方指挥官起初都没有交战意愿。位处后方的史密斯听到枪声，旋即策马赶往前线，并下令鼓手即时奏乐集合士兵，继续行军。康科德与林肯的民兵在19日早上已于康科德聚集，并得悉列克星敦已有冲突爆发。然而民兵起初却未能达成防守共识，一支约250人的民兵曾意图增援列克星敦，但看到英军近700人的部队迫近时撤退。最后詹姆斯·巴莱特（James Barrett）决定带领民兵撤出市镇，横过北桥，到后方一座山丘待命。8时左右，英军进入康科德，并兵分多路。史密斯派1个掷弹兵连防守南桥，以及7个步兵连进占北桥。前往北桥的步兵连，有4队继续沿路西行，前往搜索巴莱特农庄（Barrett's farm），留下瓦尔特·莱利（Walter Laurie）上尉的2个步兵连看守归路，以及1个步兵连到桥上防守。前往农庄的步兵连没有遭遇民兵，但当莱利从后抵达时，发现北桥山丘上已有超过400名民兵聚集，而寡不敌众的英军更在射程范围之内。结果莱利即时派人要求史密斯增援。此时英军正在康科德及农庄四周搜查火药，并销毁了三门大炮、焚毁少量炮座、将近百桶的面粉、腌制食物及550磅的子弹倒进储水池。英军在镇内的纪律较早前严谨，在焚毁炮座后协助居民扑灭火灾，而且还为士兵饮食付费。结果英军的友善反遭村民利用，故意延误其搜索。当巴莱特看到市镇冒烟，而防守北桥的士兵却只有3个连，便决定带军推进，到接近山脚的地方列阵，而看守归路的2个英国连则被迫退到桥上。巴莱特与陆续增援的民兵领袖商讨后，下令民兵走向北桥，迫使英军撤到桥后。此时双方指挥官都没有下达射击命令，但莱利却错误下令英军在桥后排成巷战射击阵列，引致英军混乱；后方一个英军上尉虽知道新阵列会过于挤拥，而下令侧翼散开，但其部下却来自不同集团军，结果只有数人从命。混乱之中，英军有数人意外走火，使其他英军误以为可以开火，旋即向民兵齐射。民兵随即在有利地形反击，并重创英军，使之即时溃退。英军的开火与后撤造成民兵短暂混乱：大部分人都没有预计会与英军交火，更不敢相信英军竟然败逃。部分民兵起哄追击，部分则选择自行解散返乡。巴莱特花上一段时间才重整民兵，将部分人调回山上防守，然后派约翰·巴翠克（John Buttrick）带军横过北桥，并以一座小丘上的城墙作掩护，排列民兵。当史密斯听到北桥的枪声后，才收到莱利要求增援的信息，随即亲自带2个掷弹兵连前往增援，中途遇到溃散的3个步兵连。此时史密斯与巴翠克均可看到对方部队，但双方都没有下令开火，史密斯更只带数个军官走出阵列观察。在双方对恃近10分钟期间，一个镇内的精神病汉还在两军之间周旋，兜售苹果酒。11时30分，农庄的4个步兵连行军返回康科德，途中路过战场，并在民兵监视下返回镇内搜索。全军更在进食午膳后，才离开康科德，使民兵有更多时间准备伏击。离开时史密斯特别派出侧翼部队沿山行军，以保护主军部队。当史密斯带军返回波士顿时，各路民兵已于沿路准备就绪。英军东行约两公里后，在玛利安角（Meriam Corner）走过窄桥。当侧翼与主军都横过桥梁时，来自雷丁（Reading）的民兵在北面山头开火。还火后英军继续向东撤退，并再分成两支部队前进。英军路过布鲁斯山（Brooks Hill），山上的森林共有500名来自切尔姆斯福德（Chelmsford）的民兵，再向英军开火。史密斯派步兵向山上冲锋不果，反遭民兵重击，结果英军只好且战且走。经过布鲁斯山后的桥梁后，英军抵达血腥岭（Bloody Ridge），遭到来自伯福（Bedford）及林肯的民兵，由南北两面埋伏夹击，而康科德的追兵又不断迫近。突破包围后史密斯再兵分两路，并破解了民兵的伏兵，但英军此时已经折损严重，弹药体力逐渐不继。当英军接着走过菲斯克山（Fiske Hill）时，更遭遇由帕克带领、前来报复的列克星敦民兵。交火后史密斯中枪受伤，而皮特凯恩也在攻打山上狙击手时堕马受伤。此时英军开始溃散而争相向后逃跑。约2时30分，英军翻过康科德山并抵达列克星敦前沿，而在2时已抵达列克星敦的珀西伯爵，则与1,000名援军在当地迎接。列克星敦会师后，英军改由珀西伯爵全权指挥撤退。稍作休整后，3时30分英军向东行军，由陆战队在前方开路，并轮流派军队保护两边侧翼。英军离开列克星敦后，前方道路的民兵主要由威廉·海夫（William Heath）及瓦伦医生号召而来。这批民兵分成小部队沿路骚扰，用无法精确瞄准的滑膛枪远距射击，期望可击中密集的英军阵列。当英军再次路过孟努多美时，镇的村民更在屋内向英军射击，使撤退变成巷战。饱受压力的英军开始失控，在洗掠村庄后才听从命令继续行军。单在孟努多美英军便有40人死亡，80人受伤，而民兵则有25死亡，9人受伤。此处的战事比早上的列克星敦及康科德更为激烈。离开孟努多美，英军终于行抵剑桥外的十字路口，并遭遇来自布鲁克莱恩的民兵。由于民兵起初排成密集阵列，遭到珀西的火炮击溃。抵达剑桥后，珀西可选择沿旧路向南行军，途经剑桥大桥及布鲁克莱恩返回波士顿；另一条路则是向北行军，经查尔斯镇（Charlestown，与查尔斯顿Charleston不同）乘船横渡查尔斯河，返回波士顿。民兵将大量兵力集中南路，海夫早前更下令民兵破坏大桥，以便埋伏英军；然而珀西却选择了带军向北前进，使海夫的埋伏落空。当珀西路过查尔斯镇地峡时，遭遇由皮克林带领，来自塞勒姆的民兵。不过皮克林却恐于与英国爆发全面战争，而没有下令民兵截击，使英军成功抢占查尔斯镇北部高地，并获得森麻实号的火炮掩护。此时天色早已入黑，盖奇再派出2队步兵军团到高地增援，并在该处兴建堡垒地基。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结束后，各路民兵未有撤回乡镇，而是继续包围波士顿及查尔斯镇，是为波士顿之围。盖奇最终撤离查尔斯镇高地，两个月后民兵到相同地方建设防御工事，最终引发碉堡山战役。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虽被视为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场战役，但事实上美州殖民地当时仍无意宣布独立。不过，战役发生的时机却促使了英国与殖民地走向战争。1774年9月第一届大陆会议结束后，殖民者表明会于1775年5月召开第二次会议，以等待乔治三世回应殖民地的联署，停止封锁波士顿并修正殖民政策。战事爆发前，各殖民地领袖仍然以谈判为主要目标，富兰克林刚从伦敦返回；在费城的潘恩认为殖民地与英国之间只有法律上的争拗。然而第二届大陆会议在5月10日如期召开时，诸位领袖开始对英国死心，认定列克星敦战役就是英国对殖民地联署的回应。约翰·亚当斯路过战场时，感到事态已经不可挽回；华盛顿更穿上全套军服出席会议，表明殖民地与英国已经开战。6月14日，大陆会议宣布将民兵改编为大陆军，并在7月3日选出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然而会议同时通过了《武装宣言》（Causes and Necessity of Taking up Arms），一方面表明是要用武器捍卫自由，另一方面却重申向英皇效忠。至于盖奇也没有将殖民地截然视为敌人。当民兵开始包围波士顿时，盖奇仍拒绝宣布戒严，并容许反叛者主动交出私人武装后自由离开。紧接在战事之后，盖奇与殖民地双方均积极争取英国的舆论支持。殖民地迅即向民兵及被俘英军录取证供，并雇用快船送到伦敦，结果比盖奇的官方报告早了一星期抵达。这使英国舆论普遍同情殖民一方，而盖奇则备受批评。不过英国舆论未有检讨《强制法案》本身带来的问题，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仍继续恶化。美国国内对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的观感，一直随着时局而有所变动。在独立战争时期，英军被描绘为残暴的压迫者，至于部分康科德民兵残酷对待北桥英军俘虏，则秘而不宣。作证的列克星敦民兵当初不肯定到底谁人最先开火，而且很少民兵有机会反击；但半个世纪以后，受到美国的爱国主义影响，同一批民兵却坚称是英军最先开火，然后才予以还击。新的绘画也将列克星敦之战渲染成民兵与英军的正面战争，将当时轻微的武装冲突大为夸大。到19世纪中期，两个文学作品更加深了列克星敦战役的刻板形象。爱默生在1837年创作了广为流传的《康科德颂》（Concord Hymn），将北桥战役的枪声形容为“震撼世界”（Fired the shot heard round the world），首次将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描绘为独立战争的先声。事实上第二次大陆会议时，与会者仍未有意愿独立，要到1776年1月潘恩出版了著名的《常识》一书，独立意识才逐渐扩展。列克星敦战后一年的5月15日，议会才通过亚当斯的“快刀斩断麻”（Cut the Gordian knot）动议，完全否定英皇的统治权威，到7月议会才发表美国独立宣言。朗费罗在1860年所作的《列维尔之夜行》（Paul Revere's Ride），描述列维尔以快马通知了列克星敦及康科德的民兵，强调个人改变国家命运。在此诗出版之前，列维尔只不过是一位寂寂无闻的银匠，就连其讣闻也没有提及快马夜行一事。列维尔也没有抵达康科德，在路上被英军俘虏。然而朗费罗的作品在1870年代开始风行，后来更成为小学背诵读本。踏入20世纪，美国与英国的交往日深，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为盟邦，国内对列克星敦之战的观感有所逆转。战时一套有关列维尔夜行的电影，便遭联邦政府以间谍法充公，理由是破坏两国友谊。冷战时期的小说《四月早晨》（1961年）将列克星敦之战改编为小说，并被美国的中学用为读本。1990年代，民兵的伏击战术，也曾被用以与越战的游击战比较。20世纪后期，更多历史学家重新研究战事的实际情况，以及战事与美国走向独立的关系。不少与列克星敦及康科德之战相关的建筑物，都被美国政府保留，并在后来列入国家史迹名录或美国国家历史地标。这包括老北教堂（列维尔向民兵传讯）、汉考克-克拉克大屋（Hancock-Clarke House，汉考克于列克星敦匿藏处）、毕克文旅舍（Buckman Tavern，列克星敦民兵驻扎处）、列克星敦草地（Lexington Battle Green，战斗发生地）、巴莱特农庄（Col. James Barrett Farm，康科德民兵领袖的农庄，被英军搜查）及杰森·罗素住宅（Jason Russell House，英军回师时洗掠劫杀村民之地）。1959年马萨诸塞州设立了急召民兵国家历史公园，复修了康科德北桥，并且沿路展示当年英国及民兵的行军，及列维尔被俘虏的地点。多名艺术家也先后为民兵立像及绘制浮雕。此外，不少美国城市亦相继以列克星敦为名，其中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原本为狩猎营地，猎人在听到战事消息后将营地更名列克星敦，并沿用至今。马萨诸塞州及缅因州全省、以及威斯康星州的公立学校，每年都会在4月第三个星期一庆祝爱国者日，纪念列克星敦及康科德之战。战争的100周年、150周年及200周年纪念日，美国均有大型庆祝活动。格兰特在1875年为丹尼尔·法伦（Daniel Chester French）的“急召民兵”铜像揭幕、美国邮政署在1925年发行了纪念邮票、而福特则在1975年到北桥参与巡游，并发表演说。美国海军一共有五艘军舰以列克星敦为名，以纪念是次战役，包括一艘前桅横帆双桅船、一艘小型战斗帆船（Sloop-of-war）、一艘炮艇及两艘航空母舰（舷号CV-2及CV-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