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宾杰的伍顿女男爵芭芭拉·法兰西丝·伍顿，CH（英语：Barbara Frances Wootton, Baroness Wootton of Abinger，1897年4月14日－1988年7月11日），英国社会科学家、犯罪学家和工党政治家，1958年8月8日成为首位获册封终身贵族的女性，同年10月21日成为上议院首批女议员之一。
伍顿毕业于剑桥大学格顿学院，毕业后历任伦敦大学校外课程部导修课程学务主任和贝德福学院（英语：Bedford College (London)）经济学、社会学及社会研究学系主任等职，其后于1952年至1957年担任纳菲尔德研究院士（英语：Nuffield Foundation）。她多年来的学术著作甚丰，早期题材集中于经济议题，但后期著作多数涉及犯罪学、毒品和薪酬政策等社会问题。她除了支持社会民主主义，又积极提倡设立国际性的和平制度，且亲身参与创立联邦联会（英语：Federal Union），推动国际友好和合作。
伍顿一生参与大量公职，除了在1926年至1970年长期担任伦敦太平绅士外，又曾担任四个皇家委员会（英语：Royal Commission）的委员，探讨工人补偿、传媒、公务员薪酬和刑法等广泛的社会议题。加入上议院后，她特别关注刑法和毒品事务，并推动不少社会改革，当中包括促成国会在1965年初步通过废除死刑、1972年引入社会服务令、以及在1987年废除公立及政府资助学校的体罚制度等。她在1968年底向政府提交的《伍顿报告书（英语：Wootton Report）》，也影响国会通过《1971年误用毒品法令（英语：Misuse of Drugs Act 1971）》，减轻对管有小量大麻人士的惩罚。
伍顿女男爵本名芭芭拉·法兰西丝·阿当（Barbara Frances Adam），1897年4月14日生于英国剑桥一个学者家庭，她的父母都是西洋古典学学者，父亲詹姆士·阿当博士（英语：James Adam (classicist)）（Dr James Adam，1860年－1907年）曾任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高级导师，著有（《希腊宗教先师》）等书；母亲阿德拉·玛莉安·肯辛顿（Adela Marion Kensington，1866年－1944年）也曾任剑桥大学格顿学院院士。即使是家中的家猫，都是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命名，学术氛围浓厚。
芭芭拉在家中排行最小，她有两名兄长，分别名叫尼尔·肯辛顿·阿当（英语：Neil Kensington Adam）（Neil Kensington Adam，1891年－1973年）和阿瑟·恩尼斯·阿当（Arthur Innes Adam，1894年－1916年），其中长兄尼尔后来成为化学家，并当选皇家学会院士。芭芭拉早年在家中受教，一直到13岁的时候才以日校生的身份获安排入读剑桥的佩斯女子高校（英语：Perse School for Girls）（Perse High School for Girls），毕业后在母亲怂恿下，通过入学试入读剑桥大学格顿学院，跟父母一样主修古典文学。
芭芭拉早年的时候曾遭逢不少变故，首先是10岁的时候，只有47岁的父亲在1907年病故；其次是读高校的时候最要好的同学离世，以及二哥阿瑟在1916年于法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阵亡。在1917年，芭芭拉与约翰·卫斯理·伍顿（John Wesley Wootton）结婚，从此跟丈夫改姓伍顿，但丈夫五星期后在法国战场上阵亡，更对她构成毕生打击。与此同时，她对古典文学失去了兴趣，经过一场大病康复后，她在1918年转读她认为更实用的经济学，并于1919年取得一级荣誉毕业。但讽刺的是，鉴于当时重男轻女的风气仍重，她被禁止跟男毕业生一样在自己的姓名后加上代表文学士的“BA”名衔。她后来再从剑桥大学取得文学硕士（MA）学位。
大学毕业后，伍顿最初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职研究生，但旋于1920年获母校格顿学院聘任为经济学购师兼学务主任，主讲“国家的经济功能”一课。可是，当时的剑桥大学校方未有正式准许女性讲课，因此在课程表上，她的课堂都注明由另一讲师赫伯特·D·亨德森（Hurbert D. Henderson）负责，但再以星号附注提示由“伍顿夫人”讲授。1922年，支持工党的她获聘转到工会大会及工党联合研究部担任研究员，虽然她很快便对工作失去兴趣，但她仍然“不减对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绝对热诚”。
1926年离开工会大会及工党联合研究部后，伍顿曾短暂地于1926年至1927年获聘为莫莱在职男女学院（英语：Morley College）院长，未几于1927年加入伦敦大学校外课程部，出任辖下导修课程的首任学务主任，一任17年，对该校成人教育的早期发展奠下基石。1944年，她竞逐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科学系主任教席失败，但旋以高级讲师（英语：Reader (academic rank)）身份获聘任为伦敦大学贝德福学院（英语：Bedford College (London)）（1985年合并到皇家哈洛威学院）经济学、社会学及社会研究学系主任，复于1948年正式取得教授身份。不过，她讨厌向学生教授传统的社会学理论，也拒绝沾手学院政治。1952年届满退休年龄后，她仍然留在贝德福学院，但改任纳菲尔德研究院士（英语：Nuffield Foundation），期间对历来社会病理学研究的成果进行评估。1957年卸任后，她于1959年发表（《社会科学和社会病理学》）一书，作为对研究的总结。
伍顿多年来的学术著作甚丰，读经济学出身的她，早期著作集中于经济议题，但经历大萧条后，却力主批评经济学提出的种种理论没有实效，也无助于政府解决实际的经济议题。她在1938年出版的（《经济学挽歌》）一书，更是大萧条时代英国学界批判经济学的学术著作代表之一。伍顿踏入后期以社会科学家自居，深入研究各项社会议题，著作主题也以研究犯罪学、毒品和薪酬政策等社会问题为主。
伍顿是坚定的费边主义支持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反对以史大林形式的极权主义达至社会主义。自少放弃宗教信仰的她与其他不可知论者一样，相信世俗道德（英语：Secular morality），并以功利主义原则为依归。虽然身为社会科学家，但她并不属于任何学派，学术著作也没有受任何主要学说影响，相反，她坚持的社会科学在于以科学方法研究社会问题。1959年至1964年，她还担任英国社会学协会（英语：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会长一职。
此外，首任丈夫在1917年一次大战期间阵亡，也促使伍顿日后的论说积极提倡设立永久的和平制度，避免大战再度爆发。早于1927年，她应邀前往瑞士日内瓦出席国际联盟世界经济会议，是与会四名妇女代表的其中一位；国际联盟的失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参与筹设联邦联会（英语：Federal Union）（Federal Union），并在1939年至1940年和1939年至1943年分别担任联会的临时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全国理事会主席，与贝弗里奇勋爵和罗宾斯勋爵等学者致力提倡设立以国家为单位的联盟以促进国际友好和合作。该会在二战后进一步提倡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强化与欧洲大陆的关系。1957年，她参与发起核裁军运动，以及在1962年赞助在苏联莫斯科举行世界和平会议，谋求在冷战中维持世界和平。
从早年投身学术工作开始，伍顿便积极参与不同的社会公职，当中包括在1924年应当时的工党政府邀请，担任国债及税务事宜部门委员会委员，至1927年卸任。1926年，她又获委任为伦敦太平绅士，在任44年，到1970年才告退任，任内曾于1946年至1962年兼任伦敦少年法庭裁判小组主席。继后，她又多次获历届政府委任到不同的委员会供职，当中包括在1938年至1944年担任工人补偿皇家委员会委员、1946年至1949年任商铺营业时间跨部门委员会委员、以及在1947年至1949年任传媒事务皇家委员会委员。在贝德福学院任教期间，她于1948年至1950年获委任到负责大学拨款事宜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英语：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UK)）出任委员，后来在1950年至1956年出任英国广播公司董事局董事一职。
1953年至1955年，伍顿获委任为公务员事务皇家委员委员，就公务员薪酬事宜展开研究。委员会的工作促成她后来分别于1955年和1974年发表（《薪酬政策的社会基础》）和（《入息政策：研判和建议》）两书，除了研究入息控制（英语：Incomes policy）对社会的影响以外，还提倡“理性薪俸”（rational pay）的概念。
1958年4月，国会通过《终身贵族爵位法令（英语：Life Peerages Act 1958）》，容许君主册封普通庶民为终身贵族，与既有的世袭贵族一同以议员身份在上议院议事。法令还首次准许女性获册封为终身贵族，意味法令生效后上议院将首度出现女性议员。1958年7月24日，英廷在保守党籍首相麦美伦提名下公布首批14位终身贵族，当中包括伍顿、雷丁侯爵夫人（英语：Stella Isaacs, Marchioness of Reading）、凯瑟琳·艾略特女爵士（英语：Katharine Elliot, Baroness Elliot of Harwood）和雷文斯代尔女男爵（英语：Irene Curzon, 2nd Baroness Ravensdale）四名女性。其中，刚卸任纳菲尔德研究院士不久的伍顿率先在1958年8月8日获得册立，是为萨里郡阿宾杰公地的阿宾杰伍顿女男爵（Baroness Wootton of Abinger, of Abinger Common in the County of Surrey），同年10月21日，她紧随获册封斯旺伯勒女男爵的雷丁侯爵夫人，宣誓就职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二位上议院女议员。她后来更于1967年获选为上议院其中一名副议长，是首度有女性获选。
在上议院内，伍顿参与一系列与社会事务相关的立法工作，并特别关注刑法和毒品相关的议题。凭借她长年担任太平绅士以及在少年法庭供职的经验，她还在1958年至1961年兼任刑事法院业务跨部门委员会委员、1961年至1964年任审裁处理事会理事、1963年至1967年任犯罪统计数字跨部门委员会委员、1964年至1966年任惩教制度皇家委员会委员、以及在1966年至1979年任惩教顾问理事会理事。在历年来的工作当中，伍顿推动不少重要的社会改革，其中包括成功推动国会在1965年初步通过废除死刑，以及经过长期争取，促成政府在1987年立法禁止在公立和政府资助学校施行体罚。另外，伍顿在1966年至1970年兼任外界称之为“伍顿委员会”的惩教顾问理事会辖下非拘留性及半拘留性判决小组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在1970年发表的报告书，也直接使到英格兰及威尔士地区在1972年引入性质较温和社会服务令，取代以传统监禁的方式惩治干犯轻微罪行的人士，希望能够协助他们改过新生。
另一方面，伍顿在1967年至1970年出任常务毒品依赖顾问局委员、1967年至1968年任该局辖下的迷幻药小组委员会主席、以及在1971年至1974年任误用毒品顾问局委员。在迷幻药小组委员会主席任内，她与其他委员探讨大麻在国内的吸食问题，并在1968年11月向当时的工党政府提交《伍顿报告书（英语：Wootton Report）》（），报告书随后于1969年1月向外发表，引起公众讨论。报告书虽然赞成继续对大麻作出管制，但结论适量服食大麻不会对身体有害、不会上瘾、也没有证据显示服食大麻与干犯严重罪行和其他反社会行为有任何直接关系，报告书因此认为政府不应对大麻采取对海洛因和鸦片同等的管制，同时应该以较轻的罚则处罚只管有小量大麻的人士。报告书发表后，主管禁毒事务的时任内政大臣詹姆斯·卡拉汉一度批评报告书有欠中立；但一年后，卡拉汉即着手草拟新的毒品管制草案，有关草案复由后来的保守党政府主导下获国会通过制定成《1971年误用毒品法令（英语：Misuse of Drugs Act 1971）》，该法例最终参考了《伍顿报告书》的建议，减轻对管有小量大麻人士的惩罚。
伍顿积极在上议院争取合理放宽对药物的管制，并在1976年向上议院提出私人草案（英语：Private member's bill），建议容许身患绝症的病人可不受限制地服食管制药物，以减轻患者的痛楚，而所有因此死亡的病人都应该被界定为死于“意外”（misadventure）。她强调草案的目的是希望绝症病人有权为减轻痛楚而服食可造成昏迷的药物，以及赋予病人选择拒绝接受深切治疗的权利。尽管伍顿的草案是出于保障病人权益而提出，但草案的内容并不严谨，再加上构思未获当时的社会风气接受，结果草案以62票对23票被上议院否决。
伍顿有关刑法和药物方面的工作都由内政部主导，因此多年来的公职都与内政部有关，她甚至曾打趣地说内政部的大委员会室是她渡过“终身监禁”的地方。此外，热爱郊野的她还在1966年获委任为国家公园（英语：National parks of the United Kingdom）委员会主席，到1968年，委员会改组成为郊野委员会，兼管国家公园以外的郊野范围，伍顿遂过渡到新成立的委员会担任首任主席，至1970年卸任。
伍顿晚年专注刑法、药物和薪酬等社会议题，并坚持继续写作，她的最后一本著作（《犯罪及惩教政策》）在1978年出版。为表彰她多年来在学术界和公职方面的表现，她先后获13家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以及分别在1964年、1965年和1979年当选伦敦大学贝德福学院（英语：Bedford College (London)）、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和皇家精神科医学院荣誉院士。1977年，她还获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颁授名誉勋位。
伍顿晚年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需要以轮椅代步，但仍不时在上议院发言，至1985年为止。不久以后，她因为健康倒退，被迫迁出居住在萨里郡阿宾杰（英语：Abinger）多年的乡郊寓所，迁入邻近位于纳特菲尔德（英语：Nutfield, Surrey）（Nutfield）的疗养院霍姆斯代尔园（Holmesdale Park）渡过余生。1988年7月11日，伍顿在疗养院内逝世，终年91岁，相信世俗主义的她生前不信宗教，也不相信人身后会到另一世界。在她的好友安排下，她的丧礼在7月20日于伦敦高德斯绿园火葬场（英语：Golders Green Crematorium）以简单的仪式低调举行，遗体火葬后骨灰洒落于火葬场旁边的纪念园内。她的自传（《在我从没过的世界》）在1967年出版，有关她的文献则主要存放于母校剑桥大学格顿学院。
芭芭拉在1917年9月5日嫁给阿瑟·伍顿（Arthur Wootton）的儿子约翰·卫斯理·“杰克”·伍顿（John Wesley "Jack" Wootton）。约翰来自诺定咸，是芭芭拉大哥尼尔的朋友，也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德比伯爵研究生。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两人没有渡蜜月，婚后相处只有36小时后，芭芭拉在伦敦维多利亚车站亲自目送丈夫乘火车离开，前赴法国战场。惟此一诀别后五星期，约翰在10月11日阵亡于法国战场，夫妻自此阴阳相隔，芭芭拉从军方收到的，就只有丈夫在战场上遗下的一套染血军服。丈夫的去世再加上没有子女，均对她构成毕生打击。
丈夫身后多年，芭芭拉在1935年再嫁乔治·珀西瓦尔·莱特（George Percival Wright）。乔治来自伦敦，父亲名托马斯·莱特（Thomas Wright），他是芭芭拉在伦敦大学校外课程部任职时的同事，迎娶她前曾经兼职的士司机，后来取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文凭。然而，两人婚姻关系并不美满，乔治一方面表示最爱芭芭拉，但背后却有多段婚外情。虽然如此，乔治在1964年因癌病去世前，都是由她亲自照顾。芭芭拉在第二段婚姻也没有诞下子女，而尽管她嫁给乔治以后，姓氏由伍顿改为莱特，但伍顿这个姓氏始终较为外界常用。
在学术和公职工作以外，游访郊野是她的最大兴趣，也正是这种原因，她被挑选在1966年至1970年先后出任国家公园委员会主席和郊野委员会主席。晚年居于萨里郡郊区的时候，照顾在后院饲养的两头驴子成为她的主要乐趣。伍顿早年还尝试短篇故事和小说写作，曾于1933年和1936年分别出版（《三三两两》）和（《伦敦大火》）两书，但两本书都不及她的学术著作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