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凯郭尔

索伦·奥贝·克尔凯郭尔（丹麦语：Søren Aabye Kierkegaard，又译齐克果、祈克果、克尔凯郭尔、吉尔凯高尔等；1813年5月5日－1855年11月11日）是丹麦神学家、哲学家及作家，一般被视为存在主义之创立者。克尔凯郭尔生于哥本哈根一个富裕家庭，在众兄弟姊妹中最年幼。克尔凯郭尔的父亲早年是一个乡下农民，后来白手兴家成为城中暴发户，并与富豪之女结婚，跻身哥本哈根的上流社会。后来其妻去世，克尔凯郭尔之父另娶家中女佣为妻，并在老年得幼子索伦·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的父亲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所有丹麦人一出生就自动成为路德会信徒），本身所受正式教育不多，但勤于自学。他性格忧郁，且深信自己因早年不虔敬的行为而受到上帝的咒诅（而克尔凯郭尔大部分兄长、姐姐活不过三十四岁──那接近耶稣被钉十架的年龄），对克尔凯郭尔管教──特别是宗教教育──非常严厉。克尔凯郭尔深受父亲影响。另一方面，克尔凯郭尔自少生活富裕，但体弱多病，且与兄长们的相处不融洽。种种因素造成克尔凯郭尔忧郁的性格。1830年，克尔凯郭尔开始学习心理学及哲学，并于翌年开始攻读神学学位。但于1834年，他的宗教信仰陷入低潮，生活变得糜烂，直至1838年才恢复过来。1840年，他完成学位考试、同年向维珍妮·奥逊（Regine Olsen）求婚，并于1841年取得在其他学系等同博士的哲学硕士学位。1841年，克尔凯郭尔觉得自己不可能摆脱忧郁，更不可能有美满婚姻，最终决定跟维珍妮解除婚约。这对他日后创作生涯影响深远。后来他成为活跃的作家，以不同笔名出版多部文学、哲学作品。他一生大力反对当时得令的黑格尔哲学，并致力于反思神学。1855年克尔凯郭尔于哥本哈根一家医院逝世，临终时不肯接受丹麦国家教会的圣餐，也不肯让教会参与其丧礼。十八世纪时，基督教受到启蒙主义哲学与科学的挑战，逐渐产生自由派神学；然而另外一个极端是“基要主义”的传统更正教正统神学，他们长期沉浸于更正教经院哲学的正统思潮里，太过着重字义解经，将历史上的某些教义，作为神学立场正确与否的绝对标准。因此基督教会在这两种神学中，渐渐忘了基督教是怎样的信仰，甚至连怎样作一位基督徒的焦点都模糊掉了。当时的丹麦把基督教定为国教，只要是在丹麦出生的人，丹麦的国家教会都把他视为是基督徒。婴儿洗礼的作法非常普遍，人们在尚未有自己的信仰就成了教会的一分子，因此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在他的周围，尽是一些挂名的基督徒。丹麦思想界在十八、十九世纪受国外的影响不小。当时一位有名的神学家马登逊（H. L. Martensen），将黑格尔的矛盾综合及人文主义融合于基督教中。那时“个人”的意识全都淹没在对世界历史的思索与群体观念中，因此那时代的病征倒不是追求情欲或唯物主义，却是拿狂放的泛神观来轻蔑个人的存在。克尔凯郭尔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其哲学的中心思想基本上可以说是“如何去做一个基督徒”。他对当时社会上的小信风气深恶痛绝，多番撰文攻击。他认为人们并不能透过客观性获得真理，而真理只能透过主观性呈现，所以他反对传统哲学将真理当成客观知识那样地追求。他亦反对教条主义（包括反对基督教的教条主义），故不愿将自己的思想写成哲学理论，而是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表达，并以多个不同笔名出版作品。克尔凯郭尔将人的存在描述成三种不同层次：“感性”、“理性”和“宗教性”（或称“审美”，“伦理”，“宗教”） 。感性的人或是享乐主义者、或是热衷于生活体验的人，他们主观而具创造力，对世界没承担、没责任，觉得人世间充满可能。理性的人则是现实的，对世界充满承担和责任，清楚明白人世间的道德、伦理规条。因此，有别于感性的人，理性的人知道这世界处处设限，充满着不可能或疑问。面对不可能和疑问，理性的人就只有放弃或否认，并永远为失去的东西而悲伤。这个时候，人只有靠着“信仰的飞跃”进入宗教性，用信念的力量战胜疑问和理性上通常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只有信仰，才能使人重获“凡事俱有可能”的希望。在《恐惧与战栗》中，克尔凯郭尔思考旧约中“信仰之父”亚伯拉罕听从神的指示杀子献作燔祭的故事。他认为如果亚伯拉罕不在乎自己的儿子生死、没有道德伦理以至亲情的心理挣扎，或者认为听命于神而杀子是一种道德规条，他的所作所为就毫无意义。亚伯拉罕的行动的价值在于他从理性跃进宗教性，信仰神的大能、相信凡事可能、奇迹会出现（结果神在最后关头遣天使阻止亚伯拉罕杀死儿子）。克尔凯郭尔认为，不通过理性的话，是不会有信仰的。克尔凯郭尔于其著作《致死的疾病》中，认为绝望是不接受自己不想要的自我或固执于现状的自我、最终“失去自我”，认为这也就是基督教所讲的原罪。绝望的人不一定知道自己绝望、也不一定感到痛苦。最低层次的绝望在无知的人，一心只知世俗物事；这类人没有自我意识，不认识自我的永恒性，更不知道自己陷于绝望。另一些人意识到自己为渴望得到某些世俗物事而绝望，但仍没有自我永恒性的意识。另一些人开始意识到自我、永恒性，也意识到自己为世俗物事而绝望的软弱，为此他们也就不愿接受这个自己，结果陷入另一种绝望。再进一步，一些人决定接受软弱，听天由命，承认自己的永恒性。进而，他们要愿意接受当前的这个自己。他们可能选择靠着“信仰的飞跃”重获希望，脱离绝望；可是他们也可能选择视绝望为最终真理，将自己置于永恒的绝望中。于是，人在不同存在层次也就有不同的绝望。感性的人为世俗物事而绝望，理性的人也就为拒绝自我或选择视绝望为最终真理而绝望。信仰是脱离绝望的唯一方式，选择信仰也就是实现自我的唯一法门。虽然克尔凯郭尔不愿将自己的思想写成哲学理论，但后人仍视他为存在主义的鼻祖，其所影响的时代并不在他所在的十九世纪，而是在二十世纪。他把存在主义哲学和对敬虔派与奋兴运动的神学批判相结合，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一种新的神学。他的批判主义与马克思、尼采的批判主义并列。克尔凯郭尔并不算是一位建构体系的神学家，在他的神学或宗教著作中只能找到很少的内容，仅有“矛盾”这个词不断重复出现，另外他的“信仰的飞跃”学说只是表示矛盾的另一个说法，因为它无法合于逻辑地推演出来，是非理性的和令人惊异的。克尔凯郭尔的影响有三方面：一个是在宗教方面，一个是在辩证学方面，一个是对黑格尔引起灵感的影响。克尔凯郭尔认为自己的哲学思想与正统的基督教是一致的；但是后来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却发展出世俗，甚至是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克尔凯郭尔批判黑格尔的临在论（神临在于文化的历史演进）与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基督教，可说是开了新正统神学的先河。而这新正统神学则是对传统更正教正统神学与自由派神学彻底失望，同时强烈反对基要派对圣经的看法，所兴起的一个神学，他们单纯的希望重拾“神话语的神学”。实存主义，或称存在主义，是克尔凯郭尔所主张的神学里，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实存主义属于人文主义的一派，强调人本主义，所谓真正的“实在”是存在于人生。宇宙万物，都是为了人而存在，都是为了我而设立的，万有都是本于人，也归于人。克尔凯郭尔忧郁的个性与孤独的个人经验，是他发展出存在主义思想的原因之一。他认为每个人对所处环境都有巨大的责任，虽然世界不断在演进却仍不能把人解放出来。而所谓“本真的存在”（authentic existence）是指有自由意志的个人，会向善或向恶作决定。而在决定的时候，因为人是有限的，所以焦虑和失望的产生是可预期的。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分辨惧怕和焦虑是两种不同的状态，惧怕这个词有突然存在某物的含义，但克尔凯郭尔用这个词是为要描写人的本体论状况，他的两本著作《惧怕的概念》和《致死的疾病》，就曾对焦虑和失望的两种状态进行描写。《惧怕的概念》这本书是从理论的层面来谈到关于焦虑的基本著作。克尔凯郭尔把焦虑分成两类来谈。第一种与他的堕落学说（theory of the fall）有相联系。他用有关亚当与夏娃吃禁果的事件作为堕落这个符号的说明，并在这事件中发现深刻的心理透视。这一类的焦虑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无法实现”的焦虑，因为受到限制，而有不能实现自己的焦虑。另一方面，是想要实现自己和害怕实现自己的双重焦虑。而这里所谈论的亚当不是指原来历史上的亚当，而是指存在我们每个人中的亚当。在“本真的存在”里，人需要亲身地切实地决定和参与，不能只同意停留在头脑中的抽象真理。他认为单单谈信仰正统是不够的，必须有个人的决志。所作出的决定是为了实现一个人的自己，这是与堕落同时发生的问题。堕落之后有另一种焦虑，会产生内疚，内疚带来焦虑，焦虑的极限就是失望。这种失望在克尔凯郭尔的《致死的疾病》中也有谈到。当人的精神与物质相冲突时，由于人的精神有限，人体验到在他自己之中的冲突，于是有那种想要摆脱自己的想法，可是却又有不能借由自杀来摆脱自己的想法。克尔凯郭尔自认是反文化基督教的先知，他极其厌恶黑格尔的思想，认为黑格尔把圣经和先知的正宗基督教，扭曲为文化性的基督教。这种文化基督教在他来看根本不是正宗的基督教。在他晚期的著作《讨伐基督教国度》中论到，这种每个人都是“基督徒”的社会，真正的基督教显然已经消失了。克尔凯郭尔的信心的跳跃是谈到当人面临抉择的时候会引发焦虑，而这种决定是一种跳跃的动作，它无法用逻辑方法来推演。克尔凯郭尔认为人的堕落也是一种非理性的跳跃。然而另有一种跳跃，就是信仰的飞跃，同样不能从处境中推演出来。当人面临致死的疾病或是无法克服的焦虑，信仰却能帮助人克服。在克尔凯郭尔的理论中，信心的跳跃有三个阶段，但是这些阶段不是时间上的那种阶段，而是包含美学的、伦理的和宗教的，这三阶段彼此间相互联系，无法清楚分开，例如在最后的宗教阶段里，仍不免存在伦理思想和美感。尤其是他认为伦理宗教是具有主观性的，是源于他独特的审美观，而美感却不能用逻辑来推理。而上帝是所有行为与思想的终极前提，因此更无法用推理与逻辑证明上帝的存在。。有关美学阶段是他很值得一提的事。美学阶段的特征是与人的生存扭在一起，他在这里所谈到的美学不是指美学这门课程本身或艺术，而是一种衡量的标准。标准是按照每个人和每件事是否能够满足自己的美学，也就是圣经中描述犹太人对于好的事情或正确的事情，就称这事为善、为美的“美”，这就是属于美学的阶段。因此他曾批评罗马教宗曾醉心于异教风俗与道德败坏的希腊罗马艺术。在伦理阶段，克尔凯郭尔提出“魔性的”（demonic）这一个概念，是“自我隔离”(self- seclusion) 的意思，也就是没有走出自己。跟这种自我隔离的情况相反的是爱，爱可以引导人走出自我隔离的处境，也就克服了“魔性的”。这种爱的特征可以引导到爱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伦理阶段中，爱克服了孤立进而产生责任心，而透过责任心就可以达到伦理的阶段。宗教阶段超越了美学的和伦理的阶段，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宗教A”和“宗教B”，其代表性人物分别为“苏格拉底”和“耶稣”，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对神的看法上都是存在主义者。宗教A或苏格拉底的宗教认为真理可以在人的存在中找到，也就是说基本真理存在于人自身之中。苏格拉底想要用辩证法和存在主义把真理从人中召唤出来，他使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反讽，这意味透过彻底的追问来探寻真理。另一种方式是产婆术(midwifery)。教师不是单单地直接教导真理，要帮助人们发现存在他们之中的真理，而使本来存在人之中的知识诞生出来。有论者提出，苏格拉底可被视为人道主义的创立者，这可以被视为准宗教之一，但是苏格拉底并没有转变别人之存在的总体状态，因为这种转变只能在宗教B中才能做到。宗教B认为真理无法在人之中找到，因此，上帝必须从人的外面进入，并对人进行教导，于是上帝以基督的形式进入到人之中。这是另一次的跳跃，上帝借着基督道成肉身产生跨越时间的跳跃。因为神与人之间有“素质上的无限差异”（infinite qualitative difference），而人类不仅有限，更是有罪的；所以追根究柢，人必须借着决心，也就是“信仰的飞跃”，以内心的热情拥抱真理。没有信仰的飞跃就会变成只有理性的宗教，但是这绝对不是正宗的基督教。克尔凯郭尔主张“主观的真理”，为新正统神学奠定了哲学根基，重新寻找神话语的神学，将信仰置于崇高的地位，只把理性当作是理解神话语的工具而已。就是因为神话语中的基本真理具有吊诡性，使得逻辑学的非矛盾律（A≠-A）在基督教神学也不管用，因为神的意念（思想）高过人的意念（思想），神的道路（方法）超过人的道路（方法）。克尔凯郭尔在这一点上开启了新正统神学的先声，所以辩证神学家以他为盟友。克尔凯郭尔对于真理的定义，特别是关乎神与人类存在的真理，是指“一个客观不明物，人透过内心最深的热情去攫取，并且将它紧抱不放。”但是，“当主观、内在是真理，客观定义的真理就成为吊诡。”道成肉身就是一个“绝对的吊诡”，所以只能凭着信仰披露与理解。黑格尔企图将吊诡当做逻辑观念，置于普遍、和谐、理性的真理系统，有违吊诡的真义，并且把它变成抽象哲学观念的象征代表。对克尔凯郭尔来说，耶稣确实就是神，也确实是人，但集中于一身的真理，是逻辑上的矛盾，因此他驳斥黑格尔，认为这是启示的全新真理，要我们决定是要接受或弃绝耶稣基督为主。一个人要与上帝建立关系，必须是个人的决定，而不是抽象的推理。那时的丹麦是一个信义宗基督教国家，但是当时基督教采纳现代主义精神，沉迷在一股追求希腊时代的智慧，却失去基督教应有的内涵。克尔凯郭尔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为文，批评那些挂名的基督徒。在教堂中一群没有经历过基督生命的传道人，每个礼拜所讲的道理，与衣冠楚楚做礼拜的教友都不相称，教友们形成了假冒为善的双重性格，教会如同主耶稣所责备的法利赛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无法接受他竟会是这种教会的信徒。因此他坦白地向当时的教会说出内心的话，勇敢的揭发这些严重的问题。克尔凯郭尔除了批判当时教牧人员的心态，与一般的雇员没什么两样以外，他也批评神学也有同样的情形。基督教神学原本想从生存状态的矛盾中形成一个有严谨规则的客观化体系。但现在，神学家的处境竟然也表现出不当的性质来。因此克尔凯郭尔检讨教会是否真的需要神学。克尔凯郭尔不论是在存在主义、信心的跳跃或是真理的吊诡性等理论，在在都对当时的教会提出更新的思想，令教会重新思考真正的信仰与存在。克尔凯郭尔以真名及多个不同笔名出版其作品，以表达其反教条、反权威及多重观点的思想。以下汉译不包括副题，署以真名的作品不注明作者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