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

情绪（又称情感），是对一系列主观认知经验的通称，是多种感觉、思想和行为综合产生的心理和生理状态。最普遍、通俗的情绪有喜、怒、哀、惊、恐、爱等，也有一些细腻微妙的情绪如嫉妒、惭愧、羞耻、自豪等。情绪常和心情、性格、脾气、目的等因素互相作用，也受到荷尔蒙和神经递质影响。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情绪，都会引发人们行动的动机。尽管一些情绪引发的行为看上去没有经过思考，但实际上意识和思考是产生情绪重要的一环。情绪可以被分类为与生俱来的“基本情绪”和后天学习到的“复杂情绪”。基本情绪和原始人类生存息息相关，复杂情绪必须经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才能学习到，因此每个人所拥有的复杂情绪数量和对情绪的定义都不一样。情绪被描述为针对内部或外部的重要事件所产生的突发反应，一个主体对同一种事件总是有同样的反应。情绪持续时间很短，产生的情绪包含语言、生理、行为和神经机制互相协调的一组反应。人类的情绪也来自生物性能，特别是在演化中被强化。因为情绪可以为一些远古人类常常面临的问题提供简单解决方法（如产生恐惧并决定逃离）。容易和情绪混淆的概念有:情绪既是主观感受，又是客观生理反应，具有目的性，也是一种社会表达。情绪是多元的、复杂的综合事件。情绪构成理论认为，在情绪发生的时候，有五个基本元素必须在短时间内协调、同步地进行。目前的心理学界在情绪分类上分裂为两大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情绪可以被划分为完全割裂的几大类；第二种观点认为，大部分情绪只是程度上不同，本质是一样的。支持情绪分类的学者普遍认为，人类具有十几种“基本情绪”，这些情绪含有生理因素，为全人类所共有。在此基础上，不同的文化对基本情绪有不同的诠释，还有一些情绪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才会产生，这些被称为“复杂情绪”。基本情绪必须具有以下特点:常见的基本情绪有：喜悦、愤怒、悲伤、恐惧、厌恶、惊奇、羡慕。常见的复杂情绪有：窘迫、内疚、害羞、骄傲。由道德因素产生的情绪都是复杂情绪。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情绪之间不是割裂的概念，而是在同一个光谱上递增或者两极化。如Robert Plutchik 认为，八个基本情绪是四个情绪光谱的两极：欢乐与悲伤相反，愤怒与恐惧相反，信任与不信任相反，期待与惊喜相反。不适用于光谱的情绪是一些基本情绪混合产生的，就像三原色可以混合成很多种颜色。例如不信任发展到极致是厌恶，愤怒和厌恶混合是鄙视；不信任和恐惧混合是不安；欢乐和信任混合是爱。根据激发情绪的原因，一些神经学者把情绪分为“经典情绪”和“稳态情绪”。经典情绪包括爱、愤怒和恐惧等。这些情绪通常由外界环境引发，通过感受器官影响主体（如因为看到、听到、闻到的事物产生爱）。 “稳态情绪”是人体内稳态失调产生的，包括疼痛、饥饿、口渴和疲劳等。 这些情绪由内感受器传达给中枢神经系统，促使主体行动，以恢复稳态（如血糖下降使人感到饥饿不安，必须去寻找食物）。稳态情绪由大脑较低级的部分产生，只有强烈到一定程度才能引起主观意识注意。但在极强烈的情况下可以控制大脑较高级的区域，包括产生理性思考的额叶。2017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Alan Cowen和Dacher Keltner基于2185部短片，发现了27种情绪：钦佩，崇拜，审美欣赏，娱乐，愤怒，焦虑，敬畏，尴尬，无聊厌倦，镇定，困惑，轻蔑鄙视，渴望，失望厌恶，同情移情，痛苦，进取，兴奋，妒忌，刺激，恐惧，惊栗，内疚，喜悦快乐，怀旧，胜利，骄傲，解脱，浪漫，悲伤，满足，性欲，惊喜。为了解释情绪的意义，查尔斯·达尔文在1872年写过一本《人与动物的感情表达》。达尔文认为，情绪帮助动物们适应环境。表达情绪和表现动物的身体特点有同样作用，例如，狗在地盘被侵略的时候愤怒狂吠，让敌人认为它比实际上更具有攻击性。达尔文认为，情绪大多有目的性，因此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为了生存，人类必须探索环境（好奇）、吐出不小心吃的异物（恶心）、建立社会关系（信任）、避免伤害（恐惧）、繁衍（爱）、战斗（愤怒）、寻求帮助（哭泣）、重复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欢乐）。在原始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情绪可以让人类自动趋利避害，做出更利于生存的选择。 尽管愤怒看起来没什么好处，但在原始部落里，可以让一个人被人害怕并建立起威望。羞耻和骄傲可以促使一个人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在社会生活上，情绪帮助我们：从古希腊至今，历代思想家都试图在理论上解释情绪的产生。 当代情绪理论多注重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很多独立的理论并不互相排斥，大多数研究人员乐于采纳多种视角，融合各种理论。引起争议的问题主要是认知判断对产生情绪有多重要，特别是和身体反应等其他方面比较。一些科学家在生物学视角上，认为情绪是动物对外界事件的生理反应之一。第一个提出这种理论的是威廉·詹姆士。在20世纪，这一理论逐渐失宠，直到最近更多神经学证据支持这一早期观点。人类的情绪大多对应特定的神经反应，基本情绪更是如此。威廉·詹姆士在1884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其理论（英：James-Lange feedback theory），情绪体验主要是身体变化造成的。 丹麦心理学家卡尔·兰格（Carl Lange）几乎在同时发表了相似的理论，因此这被称为“詹姆士-兰格理论”。这一理论主张：“当身体产生（生理）变化时，我们感受到这些变化，这就是情绪。”有些人认为情绪激发起行动，我们哭泣是因为难过，逃跑是因为害怕。詹姆士-兰格理论则给出相反的解读：刺激引发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产生生理状态上的改变，生理上的反应导致了情绪。一些实验支持了这一理论，例如人为操纵受试者的表情，受试者可以感受到相应的情绪。 这些实验也被应用在治疗中，例如大笑疗法、舞蹈疗法。坎农-巴德理论（英：Cannon-Bard diencephalic theory 或 dimccpfralic theory）由于外周理论过于强调自主神经系统在情绪中的作用，忽视了中枢神经系统的调节、控制作用。因而引发了很多争议，坎农首先反对该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学说。该学说认为，情绪体验与生理变化是同时发生的，它们都受制于丘脑的控制。另外，他认为詹姆斯-兰格理论漏洞有不同的反应不能一一对应，例如我们心跳加快可以同时对应多种情绪，或者注射去甲肾上腺素至人上不一定令人有害怕的反应。由沙赫特提出，认为我们的想法会影响我们如何感觉情绪。从克鲁尔-布西综合症研究发现，患者失去害怕的能力等情绪缺失的问题，而认为人们有巴贝兹回路（英语：Papez Circuit）来控制情绪。由于批评声音强烈，詹姆士-兰格理论在20世纪前期沉寂下来，直到一些近期神经学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该理论。当代学者普遍认为，即使没有大脑皮质参与，人也可以产生情绪（即没有自主意识、没有认知的情况下）。生理变化伴随着情绪产生，调节制约人们对情绪的感受，但是并不直接造成情绪。情绪也可以反过来导致生理变化，并产生包括战斗、逃跑、抚育在内的适应行为。神经解剖学家发现，哺乳动物大脑中有三个独立的神经回路，分别控制三种情绪反应：有十分充足的证据证明，愤怒、恐惧、悲伤、厌恶四种情绪各自有独特的自主神经系统反应。这是因为这四种情绪能激发出特定的行为，并且这些本能行为和生存息息相关（如愤怒使人心跳加快、体温上升，可以提高战斗力）。研究也发现，八种基本情绪和神经递质水平也有关系。例如愤怒是低血清素、高多巴胺、高去甲肾上腺素综合作用产生的。羞愧的时候这三种神经传导物质水平都比较低。兴奋、感兴趣的时候，这三种神经递质水平都提高。当左边的前额叶皮层受刺激活跃时，人会产生正面情绪。在实验中，美好的画面会让这一区域更活跃，反之亦然。即人为刺激实验者的左边前额叶皮层时，中性甚至负面的画面也看起来更美好。一些学者曾猜想过，愤怒作为负面情绪会让右侧前额叶皮层更活跃。然而事实证明，愤怒会激活人的左前额叶皮层，即带给人更多积极感受。当代神经心理学主要着重大脑皮质与情绪的关系。Hemispheric-asymmetry hypotheses则推测是因为右脑是专门处理情绪。透过观察出一些病人因为前右脑损伤而无法制造是语言上的韵律，而后右脑损伤患者则失去理解语言上的韵律的能力。而Valence hypothesis（英语：Affective_neuroscience#Role_of_the_right_hemisphere_in_emotion）则左右脑都负责处理情绪，只是左脑多处理正面情绪、社交功能，而右脑则关于生存方面的情绪。也同时解释为何有些人对压力有不同的反应，因为个体间左右脑不对称情绪处理。而Vertical integration models则透过惧怕制约(fear conditioning)认为vmPFC（英语：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脑部抑制惧怕感觉，而杏仁核则整合大脑皮质及皮质下的讯号，海马体则负责联系（记忆）惧怕感觉与刺激物。而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英语：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则研究情绪是决策时角色。透过Iowa gambling task（英语：Iowa gambling task）发现vmPFC（英语：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损伤病人比起正常人用更危险的策略（更高风险）。从认知学、社会学和文化的角度，情绪不仅仅来自生理反应，还受到信息处理过程、社会交流方式和文化背景影响。一些情绪如希望、骄傲和疏离感不能仅从生物学角度解释。例如“失望”这种情绪可以和自主神经系统以及面部表情完全没有关系，而只能从社会文化角度解读，即一个人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东西。一些认知心理学家认为，情绪必须经过判断、评价和思考过程才能产生。这一系列思想行为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下意识的；可能是抽象思考，也可能不是。认知心理学家认为，造成情绪的直接原因不是外部事件，而是我们对事件的判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奥运会上获得铜牌的选手比获得银牌的选手更高兴，前者庆幸自己获得奖牌，后者则遗憾没有拿到第一。玛格达·阿诺（Magda Arnold）在60年代最先提出，在外界事件发生后，大脑的边缘系统会自动判断这件事对我们是好是坏根据事件定性，我们下意识地决定是喜欢还是厌恶这件事，因此产生情绪。情绪成为我们的动机，使我们接近或是避免刚刚发生的事件。理查·拉萨鲁斯（Richard Lazarus）对这个理论做了一点修正，他认为情绪的判断过程分为两步：我们首先判断这件事对我们的重要性，然后判断它是好是坏。每个人判断重要事件的标准都不一样，一般来说，会对以下要素造成影响的事件就是重要事件：自尊、尊重、目标、健康、经济状况和重要的人。幼儿只能理解和区分少数几个情绪，一般是基本的快乐、悲伤、恐惧、生气、爱。随着人们经历更多事件，更细腻的感情被区分开，例如快乐可以被分为欣慰、满足、喜悦、骄傲、乐不可支。很多情绪是通过学习得到的，情绪的数量、情绪之间的关系、情绪和环境的关系构成了我们的“情绪知识”。情绪知识丰富的人可以更恰当地判断一件事对这个人的意义，并给出更具体的情绪反应。而幼儿只能作出笼统的情绪反应。例如幼儿用悲伤和生气应付所有造成疼痛的事件，而成年人根据情况不同，可以有笑中带泪、知耻而后勇、五味杂陈等复杂的情绪。跨文化研究证明，如果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改变，他的情绪构成也会发生改变。和中国婴儿相比，美国婴儿的情绪反应更强烈，更具有表现力。这也许是因为两种文化中，成年人对情绪的表达就不一样。研究人员试图找出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基本情绪”的认知有什么差异。结果显示，中美文化中的人对于喜悦、愤怒、悲伤、恐惧的认知一样。但是中国人把“爱”看做悲伤的情绪，并且中国人认为“羞恶之心”也是一种基本情绪。于是美国人的基本情绪中有两个正面的（喜悦、爱）和三个负面的（愤怒、悲伤、恐惧）；中国人的基本情绪中有一个正面的（喜悦）和五个负面的（爱、愤怒、悲伤、恐惧、羞耻）。一些职业要求从业人员控制他们的情绪，这些职业包括空中乘务员、发型师、医生等。从事这些工作的人要经常与公众接触，必须学会控制负面情绪，即使这些负面情绪是正常、健康的。例如医生既不能厌恶患者，也不能被患者吸引。医学院的常规训练会包括情绪中立教育，要求医生在治疗时抛弃个人感情。医学院常教给学生用五种方法控制情绪：相反，发型师和空中乘务员经常要保持开朗、热情、能说善道。空中乘务员常使用演员“深度表演”的技巧，在工作时间用礼貌的态度替代所有自然情绪。员工必须为了工作上的要求而压抑或改变自己的真实感受时，情绪也变成了一种劳动，例如：安宁病房的护理人员、空服员或是第一线的客服人员等人们可以同时感受矛盾的情绪，好像2018年台北市长竞争丁守中指自己心情紧张但平静。好像日本心理学者研究发现不论日本人还是美国人，他们都在成功、失败的情况下报告都感到双重情绪（像是既开心又伤心）。但他们透过Mediation分析，见到日本人因为受到辩证法文化影响，有种怕乐极生悲的感觉，在开心的情况下较少感到多过一种情绪（或者不让自己太快乐）另外，不同文化都会影响我们偏好哪一种情绪，比起西方的人，亚洲地区的人会偏好较不亢奋的情绪，也不容易被激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