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

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德语：Johann Gottfried Herder，姓或译赫德；1744年8月25日－1803年12月18日），德国哲学家、路德派神学家、诗人。其作品《论语言的起源》（德语：Abhandlung 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英语：Treatise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成为浪漫主义狂飙运动的基础。1744年赫尔德出生于普鲁士王国莫伦根（今波兰莫龙格），1803年死于萨克森-魏玛。赫尔德成长于贫困家庭，从他父亲的圣经及歌本中自学。 在1762年以17岁的内敛青年进入当地的柯尼斯堡大学，成为康德的学生，同时成为约翰·格奥尔格·哈曼（英语：Johann Georg Hamann）的门生。他是天才型思想家，涉猎广泛，著述丰富，主要贡献于文献学、文化人类学。康德、哈曼两位思想巨匠，均对赫尔德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康德的影响一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怀疑，二是伦理学的反认知主义；而哈曼的影响则为艺术气质和宗教情怀，尤其关于人格和灵魂整全的思想。赫尔德强烈反对体系化的哲学，追求生动活泼的自然文风。反对传统上排斥的和压制经验的形而上学，提倡经验主义的理性化，也即是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力求论证的合理性和清晰化，是追求思想的自然融洽和完整。他认为人不是纯粹理性的，而是历史中的人，说着历史的语言，受着历史的影响。赫尔德的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他的历史哲学和精神哲学对黑格尔辩证哲学产生的影响，美学对歌德、士来马赫和尼采产生的影响。政治哲学对穆勒，人文学科思想对狄尔泰产生的影响等。他是解释学、语言学、宗教人类学和《圣经》研究的开创者。没有普遍的不变标准，可以用来衡量和评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不同的个人气质，和在不同的创作素材产生的作品。认为〈莎士比亚〉一书中所描述的希腊式悲剧法则，其艺术品质不是建基于艺术本身，而是建基于自然，因为情节的统一乃是故事的统一。是希腊人时时面对的，因着他们依时间上的、政治上的、宗教上的和道德上的处境，这故事必须是统一的。 在所有线索最终将汇聚为一之前，一切都开展的如此缓慢艰难。然而一旦汇聚完成，所有场景是进行得何等的迅速。言语变得简短精粹，认知、情绪和行动前进如梭!场景之间的连续变得如此有力，每个角色所说的话都简洁有力，字字珠玑。语言是思维的承载体，诗歌是语言艺术的最高形式，语言让一个民族的诗歌表达这个民族的独特精神。《论语言的起源》一书中说，语言是知性的自然器官，是人心灵的感官。人的心灵这一全新的、自我造就的感官，在它发生之初就成就了人们交往联系的手段。人若不是与自己的心灵对话，或是试图与其他人心灵对话，就不能设想最初的人的思想，也无法构想最初的反思与论证。《致提奥芬书》中说，神之言在批判者之手中像被榨干的柠檬。诗永远是自然的最高形式，是最深沉的情感，总会用最崇高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古老的圣经注释书，是当年的人还会努力寻找神之言的真义。而不是仅仅纠缠于音符和文字型态，穷其枝节细征、锱铢必较。人类最古老的文献《创世记》第一章描述天将破晓之段落解释，显然是用人类最初的语言写成的，也就是激情和直觉的形象和语言。在1771年赫尔德接受了布克堡地方的宫廷牧师职务。他的早期思想理性主义色彩浓厚，而晚期思想则反对法国理性主义，偏向自由主义与经验主义。他的”反理性”，主要就集中在布克堡时期的著述中。其事业的困顿、生活的迷茫、环境的闭塞，使得赫尔德越发向内心深处，寻找宗教信仰的根源，而对当时的理性主义神学和自由主义的〈圣经〉研究极为不满。基督教的第一个任务，乃是要所有人一条心，而不是争执不下，生命中充满怨恨。〈圣经〉经文用盼望为万物作结，而我们今天讲道，也是要以盼望维系。我们个人为维护一家之言不惜牺牲生命，却都是声称是本于〈圣经〉这本歧异而含混的书，就好像神的声音只在他们自己的耳朵里回响。---它怎么可能是神的言语、神圣的思想?我们学会凭借著言语思考，从童年时起，我们就学会了反思，只能是模仿别人说的话。我们无法脱开言词去思考普遍的真理、抽象的理念、理性的思想。当我们思想时就是自言自语，我们说话时就是自己跟自己说明道理。而神全是思想，不需要借助语词蹒跚前行。我们不能更深入地窥见自己的灵魂，我们也不知道人的语言，何以能够穿透人心深处的情感都无法穿透的地方。神与人之间是毫无共通之处，实际情形是，他们要理解对方，根本没有共同的东西。因此神要向人解释自己，得完全用人的方式，完全依着人的本性，用人的语言，迁就人的弱点，局限在人的理念所及范围之内。神不能用神的方式，而必须得用全然是人的方式讲话。人心的本性就是思想，不再为自己思想的人心也就失了它的理性、自由意志和本性。我们要调动全部的思想和潜能，接受每一束穿透灵魂的光芒，接纳每一份真实的确信。因为每个人都依著自己的思想和阅读的方式，在〈圣经〉中找到教化和提升自我心灵得种子。读〈圣经〉最好的方法应该是一次读完整卷书，就能够进入作者的思维线索和语调，进入他们的“思想之炼”。你会受到他们灵的鼓舞，你的阅读与他们的书写乃是同步。但人们已经习惯了用无为来混淆忠贞，用懒散来混淆虔诚。神学的基础是《圣经》，而新约的基础是旧约。不理解旧约，就不能正确理解新约。我们研究某种语言的精髓，最好的方法莫过于研究他的诗，尤其是古诗，这才能有最大的真理、深度和广泛性。没有旧约，根本无法正确地理解新约。很原始的民族，他们的语言可能是比诗好的语言呢。事实上，这些语言真的比现代一些发展得过于精巧的语言要好。近东民族的语言是内心感情和外在形象之间结合的典范，在希伯来的发音和动词辞根中表现出来。在希伯来人那里，历史即是诗，也就是故事的代代相传，仿佛永远发生在当下，时态的不定和变化，直接有助于当下的见证，把描述的、讲说的或声音的事物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在这种诗中看到人心最初的直觉，最简朴的思维方式，规范它和引导他的最基本的要素。这种诗展现了感官最初的逻辑，概念最基本的分析，道德最本原的原则，简而言之，就是人之思想和灵魂最古老的历史。贯穿于旧约和新约之中的是一条十分精细的线索，尤其是那些形象和事迹、历史和诗歌相互融合的段落。诗歌和历史本是用这线索交织在整体之中的，也必支离破碎。诗歌的表达方式，是适合于某个民族的时代、道德和思维方式。切勿用自己时代的标准，判断古代民族通常的生活方式和道德习俗，因为这些民族并非生活在我们的时代，而生活方式和道德都是时间关系最精妙的花朵和果实。研究《诗篇》要抛弃一切现代模仿者和评论家，即便他们最得人欣赏，在其当时也是最优秀的。他们是带着自己的目的，为自己的时代来解读诗篇的。他们把他们的语言、安慰和教导，应用于自己的时代。出于这样的目的，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这些诗人谈论的主题和场景。我们研究大卫王及其诗篇歌者的独特语言，方法应该是把不同的诗篇相互比较，并比较于那个时代的历史。在诗篇中得到如此强烈表达的情感，我们既不该视为大敌，也不应盲目辩护。这些情感表达的是，个人的独特气质，就应该如是解释，而不能误认为是神圣情感的普遍模式。考察艺术品的同时，我们不应该把别民族和语言的例子，拿来作为评判的标准。若要评判诗的构成，必须是参照他所原初的情感、情绪和语言的特质。我们更不该依著自己的抒情法则评判大卫的诗篇，而是要展现希伯来抒情诗自身的本性和美感。具体的主题是什么?人们为何感兴趣?歌唱的方式如何?主导的情感是什么?情感循什么线索发展?展开为怎样的情绪?如何开始?如何演进?如何结束?历史学家属于他自己的民族、时代和语言，而传记学家则属于他们的传记主角。因为他们整个思想和写作方式和精神的不同。希伯来人写历史的风格，正如希伯来诗歌的风格一般，属于并且表达了人们的童年。家族谱系、祖先传奇、先知和帝王，构成了它的历史。他们都是用最简单的叙述讲出来的，其中对世界的观点就像我们童年时所拥有的，也是当时的人们不可或缺的。他们包括了神迹奇事、诗意表达、预言比喻，诸如此类。 福音书作者为他们的年代和人民写书，并不是简单地把同样的一些想法”考虑在内”。毋宁是这些想法对他们来说是如此根本，若没有这样的”弥赛亚正统”，就根本不会有任何一本福音书写成。使徒在任何地方都是求诸于这”先知确定之言”。若没有它、没有从它而来的正统，作为福音的基础，我们就根本无法解释福音书各处的结构。而有了它，一切都清晰起来。口传福音的内容是预言-历史的。因此关于他的任何讲说都是解释-历史的，也就是要指明古时的预言如何在耶稣身上得圆满，就是说耶稣是基督。创建教会的众使徒也都有自己的福音，即便他们并非福音书的作者。他们关于信仰耶稣即是基督的教导，就被称作他们的福音。使徒的教导是以历史为据，福音书作者传讲的也就是这历史。没有另一部福音书能像《马可福音》这样，文学雕琢得痕迹如此之少、口头讲述的故事，活的声音如此之多。这是巴勒斯坦地方讲述故事的人最流行的语调。这就是为什么不时有些地方，用耶稣所行的奇迹或是祂所施的治疗，作为讲话之间的过渡和转承。反过来，在讲述具体某件奇迹时，不厌其烦地描述细节，也是讲故事的人自然的作法。马太和路加用的是同样的故事，却把细节大大压缩了。这是因为他们不是讲，而是写。笔书于版，改变了讲话的语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