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害的男子气概（英语：toxic masculinity，或译为有毒的男子气概、有毒害的男子气概）是指当今社会中对于男性社交、心理不利的一些传统观念。“有害的男子气概”有霸主意识、贬低女性、过分自主、抑制感情几大特征。
“有害的男子气概”的害处可分为两方面：对于厌女、恐同、暴力展现出的从众行为对于社会中的他人不利，而过度自主、抑制感情则容易造成男性本身出现抑郁、压力（英语：stress (psychology)）、物质滥用等心理问题。并非所有的男子气概都有害，诸如投身工作、擅长体育、作为家庭支柱这类的传统在适当的范围内都不见得有害。
“有害的男子气概”是军队和美国监狱潜规则的一大特征。神话诗式的男性运动（英语：mythopoetic men's movement）另将“有害的男子气概”这个词与其理论中在现代社会中消失的“真男子气概”相对立。
社会科学之所以要用到“有害的男子气概”这个词，是为了指出在传统的男子气概（男性的行为准则）观念中，有一些方面对男性、女性和整个社会不利。莱特学院（英语：The Wright Institute）心理系教授特里·库珀斯认为，“有害的男子气概”指的是“一系列拖累社会的男性特征”，这些特征鼓励“支配、贬低女性、恐同行为和无端暴力”的行为。提出“有害的男子气概”这一概念不是为了妖魔化男性及其特征，而是为了指出男性受从众心理支配，做出的某些“传统男性”行为造成的伤害。
库珀斯称，“有害的男子气概”这个词是为了指出霸权男性气概的有害部分——厌女、恐同、贪婪、暴力称霸。库珀斯认为，霸权男子气概的其余部分——“为体育胜利而骄傲、与朋友团结一致、在工作中取得成功、赚钱养家”——不属于“有害”的男子气概。
按心理学家罗纳德·F·黎凡特（英语：Ronald F. Levant）的说法，男性理想化的性别角色，如坚强、支配、自主和控制情绪，其社会化可追溯到婴儿时期。这些规范由父母、其他男性亲属和社区成员进行灌输。许多媒体对男子气概的表现亦常为“社群首领”般的性别角色之刻板印象。
来自同龄人的霸凌与家中的家庭暴力亦为“有害的男子气概”之表现形式，其形成的等级制度对一些男性有利，但对另一些男性则造成了伤害。
在美国监狱，监狱的男性工作者和囚犯的行为都可以反映出“有害的男子气概”。过度自主、透过暴力手段支配其它男性与避免女性化和弱势的形象，都成为了囚犯们之间必要的应对技巧（英语：coping skills）和潜规则。而通常被定义为残酷的惩罚、压抑的情感、社会的孤立和侵略的监狱条件，有可能会导致男性囚犯的自杀。
坚持传统男性文化规范，例如冒险、暴力、霸权、对工作的主导地位、对同性恋的不屑、需要控制情感、争强好胜和追求社会地位等的男性，常常会更易遭受抑郁、压力（英语：stress (psychology)）、身体意象问题、物质滥用和弱社会功能等心理问题。这些影响在一些追求自力更生、寻求超越女性的权力与性交易或“花花公子”行为等有害的男子气概的人更为明显。
自主的社会价值随着现代社会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高而逐渐消失。而不论是自主还是还是压抑情感表达，都会对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因为这会导致男性寻求心理帮助或拥有处理复杂感情的能力之可能性更低。初步研究表明，面对文化压力而选择隐忍和自力更生的男性，由于与医生谈论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更低，他们的预期寿命亦可能缩短。
有害的男子气概亦与社会因素造成的公共卫生问题相关，有该气概的男性患皮肤癌的几率更高，而他们“奖品狩猎（英语：Trophy hunting）”般的性行为增大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和其它性感染疾病的传播风险。
一些与神话诗式的男人运动（英语：mythopoetic men's movement）相关的作家曾使用“有害的男子气概”这个词将社会对男性残暴、好斗、独立与冷酷的期望与“真正的”或“深刻的”男子气概进行比较，得出真正的男人在现代社会中已不存在的结论。谢泼德·布利斯（Shepherd Bliss）则提出以农本思想替代武士道德中产生的“有害的男子气概”。
心理医生弗兰克·皮特曼（英语：Frank Pittman）曾写过关于传统男子气概规范对男性有哪些危害，其中就包括缩短预期寿命、受暴死亡的几率更高和易患肺癌和肝硬化等疾病。1993年，他曾表示，这些“有害的男子气概”的发生源于一些被女性抚养长大而缺乏男性角色模范的男性。但女权主义作家约翰·斯托尔滕贝格（英语：John Stoltenberg）则从反男性主义的角度来研究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