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

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是指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小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所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核心是三个R：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和改革（Reform），因此有时亦称三R新政。新政于1933年-1938年实行，1933-1934年为“第一次新政”，1935-1938年为“第二次新政”。救济主要针对穷人与失业者，复兴则是将经济恢复到正常水准，针对金融系统的改革则试图预防再次发生大萧条。新政让政治版图重新排列，民主党在国会两院拥有绝对多数（只在1947－1949年及1953－1955年失去控制权），以及在1933年至1969年间九个总统任期中七次掌握了白宫，其根基为自由主义思想、南方白人、传统的民主党员、大城市中的技师、以及被赋予权力的劳工联盟及少数族群。共和党则分裂为两派：一派为反对整个新政的保守派，他们认为新政是商业与经济成长的敌人；另一派则接受大部分的新政，并试图使之更有效率。政治版图的重划，形成了“新政联盟”，他们主宰总统大选直至1960年代；而反对新政的保守派联盟则在1937年到1963年间主掌国会。“自由派”通常指新政的支持者，而“保守派”则指其反对者，两派均有民主党和共和党成员。许多历史学家会将“第一次新政”（1933-1934年）与“第二次新政”（1935-1938年）做区分，后者更为偏向现代自由主义而更具争议性。“第一次新政”处理的范围很广泛，从金融与铁路到工业与农业，他们都要求经济上的协助以生存。举例来说，联邦紧急救援署提供给各州与城市5亿美元用于救济。“第二次新政”则包括了确保组织工会的《国家劳资关系法案（英语：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公共事业振兴署（联邦政府成为最大的单一雇主）、《社会安全法（英语：Social Security Act）》、以及帮助佃农与移工的新计划。新政中最后一项重要的立法为1937年美国住宅局与农业安全局（英语：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建立，以及1938年的劳动公平标准法，设定了多数劳工的最高工时与最低薪资。1937-38年间经济的下跌，以及美国劳工联合会与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分裂，导致共和党赢得了1938年的国会选举。保守的共和党员与民主党员加入了非正式的保守派联盟。在1942-43年间，他们停止了诸如公共事业振兴署与平民保育团等救济计划，并阻挡了多数自由主义性的提案。罗斯福自己则将注意力转移到战争的准备，并且分别在1940年与1944年再度赢得选举。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国家复兴署（英语：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与《农业调节法（英语：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违宪，不过后者后来重审并且获得支持。罗斯福之后第一位共和党的总统德怀特·艾森豪也大体上保留了完整的新政各措施，甚至扩张了其中某些领域。1960年代中，林登·詹森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便是受到新政的启发，大幅地扩张自由主义式的计划，而共和党的理查·尼克森总统也大致保留了这项政策；但是在1974年之后，减少对经济的干预获得了两党的支持。新政中规范金融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90年代取消。新政以增加政府对经济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方式大大缓解了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通过国会制定了《紧急银行法（英语：Emergency Banking Act）》、《农业调节法》、《国家产业复兴法》、《社会安全法》等法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新政基本结束，但罗斯福新政时期产生的一些制度或机构如社会安全保障基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国住宅局（英语：United States Housing Authority） 、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等至今仍产生着影响。1929至1933年间，工业的产出下降了三分之一。价格下降了20%，造成通货紧缩，使得偿还债务更为困难。美国的失业率从4%增加到25%。除此之外，所有受雇者中的三分之一被调降为支领较低薪资的临时工作。综合起来说，全国几乎达50%的人力闲置。新政之前，银行内的存款没有保险，当数以千计的银行倒闭时，存户也损失了他们的存款。当时没有国家安全网、没有公共失业保险、也没有社会安全法案。救济穷人的责任在于家庭、私人慈善机构、与地方政府，但是年复一年却每况愈下，需求直升、救济的资源远远供不应求。萧条的经济摧毁了这个国家。当罗斯福在1933年宣誓就职时，州政府已经关闭了所有的银行，没有人可以兑现支票或取得他们的存款。失业率大约是25%，而且在主要的工业或矿业中心更高。1929年农业的收入下降超过50%。1930到1933年间，844,000件非农场房贷被扣押，总计达五百万美元。政治与商业领袖都害怕即将发生革命以及后续的无政府状态。在大萧条期间仍旧很富裕的老约瑟夫·P·肯尼迪在数年之后说道：“在那些日子里，我曾说过我愿意分出一半的财产──如果我可以确定法律与秩序能让我保有剩下的一半的话。”罗斯福在1932年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他允诺了“一项为了美国人民的新措施”。罗斯福当选时并未有一套特别的计划来处理大萧条，所以他如同国会般听取各种意见。在罗斯福的顾问中，最有名的是“国策智库（Brain Trust），这群人倾向于正面看待政府对经济务实性的干预。他所选用的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大幅度地影响了他的想法，她对工作的各种应具备性质的名单如：“一周工时40小时、最低工资、工人的补偿、失业补偿、禁止童工的联邦法律、直接来自于联邦的失业救济、社会安全法案、再兴劳工委员会与健康保险”。第一次新政融合了各种团体提出的建议（不包括影响力几乎被摧毁的美国社会党）。新政第一个阶段的特征还有财政政策的保守主义，与实验使用多种不同、有时甚至相冲突的解药来治疗经济的病灶。其结果并不平均。有些计划──尤其是国家工业复兴总署（NRA）与银本位计划被广泛地视为失败的政策，其他可能持续了十年，有些甚至成为永久的政策。在罗斯福的第一个任期内经济向上反转，这是史上GDP成长最快的时期之一。虽然在1937-38年间经济又转下坡引起对于这些政策成功程度的质疑，但是多数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都同意它们整体上是有益的。新政面对保守派的直接反对。1934年出现第一个有组织的反对，例如1924年与192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威廉·戴维斯与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等保守的民主党员领导的美国自由联盟。还有一个大型但是松散的新政反对者联盟，一般被称为“古老权利”。这个团体包括了各种哲学立场的政治家、学者、作家、与报社编辑，其所持立场包括了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也包括了民主党与共和党人。新政代表政治与本土政策的巨幅转向，特别造成联邦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措施增加。它也标志了复杂社会计划及工会权力增长的起始。新政的冲击至今仍有争议，在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中充满争论。关于大萧条的起因尚无确切的定论，而且这个议题显得十分具有政治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断言市场经济必然造成极端的贫富差距，而变得不稳定且在繁荣与萧条的循环中崩溃。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学者如弗里德里希·海耶克与穆瑞·罗斯巴德表示，1920年代间由债务引发的扭曲造成了一个繁荣的景象──此将终结于一阵短促的萧条。他们认为美国之所以萧条了如此长的时间，正是因为胡佛与罗斯福史无前例的政府投资所致，就其看来，如此阻止了经济的自我调适。但是这些观点就证据上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胡佛其实采取平衡预算的方式──现在被称为紧缩（Austerity），直到其总统任期末尾前也未以刺激性的支出进行干预，最后才推出了紧急救济和建设法（Emergency Relief and Construction Act）。然后随着新政的起始，失业率开始下降，下降的情况只有在新政支出停止而货币供应冻结时有中断，此情况也造成了1937年的衰退。当新一波刺激性支出随着战争支出启动时，失业率比1920年代更低。除此之外，奥地利学派有关中央银行轻易提供贷款的理论，只解释了如此银行将拥有资金，却未解释他们将如何使用，所以也未解释何以资金转入股票市场，在1920年代形成的股市泡沫。相反的，凯因斯主义经济学与货币学派等学者如米尔顿·傅利曼及班·柏南克认为危机的原因是美国联邦准备银行严格遵守金本位之故。约翰·梅纳德·凯因斯是当代经济学家中，最早提倡货币扩张政策者之一，这类似往后傅利曼等人之学说所宣称应该采行的策略。与货币学派相反，凯因斯学派坚称市场可能无法自我矫正，投资可能因为预期长期缺乏需求而枯竭，进而导致持续的高失业率。美国人民对于破碎的经济、大量失业、薪水与收益减少感到极端不满，尤其是诸如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与1932年的税收法案等胡佛的政策。罗斯福入住白宫时拥有大量的政治资本。各种政治立场的美国人都在要求立刻的作为，罗斯福也在“第一个百日”中以一系列非凡的新计划回应。在此立法的100天中，国会同意了罗斯福所要求的每一个要求，也只通过的少数其所反对的计划（例如确保银行账户的FDIC）。从此之后，每个总统都被与罗斯福比较：他们在第一个百日中完成了什么。沃尔特·李普曼著名的发言：经济在1933年3月触底，然后开始反弹。经济的图表显示出经济在3月1日抵达最低点后，出现陡峭的复苏。联邦储备银行的工业生产指数在1932年七月降到最低点52.8，到1933年的三月时仍是几乎没有变化的54.3，但是到1933年七月时，已经达到85.5──在四个月内出现57%犹如戏剧性的反弹。复苏直到1937年都呈现强势而稳定的态势。除了就业率，1937年之前的经济已经超过1920年代晚期的情况了。1937年的衰退是一个短暂的下沉。私人部门的就业率──尤其是制造业，已经回复到1920年代的程度，但直到战时都无法更进一步超越。由预算主管路易斯‧道格拉斯起草的经济法于1933年3月14日通过。此法案计划平衡“寻常性（非紧急）”的联邦预算，方法是减少政府雇员的薪水以及退伍军人的退休金达15%。如此每年省下了5亿美元，并且让如道格拉斯等憎恶赤字的鹰派角色放心：新的总统在财政上属于保守派。罗斯福则认为有两种预算，他要平衡“寻常性”的联邦预算，而“紧急预算”则是用来击败萧条，他们会暂时无法达成平衡。罗斯福起初偏向平衡预算，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他正在借由运作支出赤字来资助各种他所建立计划。道格拉斯则反对寻常性与紧急预算的区别，他在1934年辞职并且成为有力的新政反对者。罗斯福竭力反对给予一战退伍军人现金红利的红利法案。国会最后还是在1936年通过这项法案，财政部就在1936年选举前支出了15亿元的现金给4百万位退伍军人。新政的支持者从未接受凯因斯学派的论点：政府支出是复兴的载具。那个时代中多数的经济学家，以及财政部的小亨利·摩根索都拒绝凯因斯式的解决方案，且偏好平衡预算。在大萧条的初期，经济因为金融系统失灵以及随后的信用紧缩而不稳定。起初的原因是金融投资大量损失，紧接着就发生了挤兑。当挤兑越来越严重，许多银行已经到即将破产的地步。在1929到1933年间，所有银行中的40%（23697间银行中的9490间）已经破产。大萧条中许多经济上的伤害直接源于挤兑。胡佛已经考虑利用银行假期来避免更多挤兑，但是又因为担心发生恐慌而拒绝了这个想法。然而罗斯福则利用炉边谈话、以简单的词汇向向大众解释了金融危机的起因、政府计划如何应对、以及大家可以如何帮助。他关闭了乡村所有的银行，并且维持其关闭直到通过新的立法。罗斯福在3月9日向国会提出紧急银行法案──大部分是由胡佛的首席顾问所起草，该法案在当天就通过并签署。此法案提供了一个由财政部监管重新开张银行之健全系统，而且有联邦贷款防备不时之需。在联邦储备系统中四分之三的银行在接下来的三天中重新开张。数十亿美元的现金与黄金在一个月内就回流到各家银行，进而稳定的金融系统。在1933年结束之前，4,004座小型地区银行永久的关闭并且并入较大的银行。其总存款量为36亿美元，而存户丧失了5亿4千万美元，也就是说存户取回了85%的存款。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限制商业银行的证券活动以及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券商）间的联合，以管理投机行为。这个法案也建立了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最高保险额为2,500美元，终结了挤兑的风险。这项金融改革提供了未预料到的稳定：在1920年代间，每年有超过500间银行破产，但是在1933年之后每年少于10间。美国在金本位下维持美金与黄金的兑换。如果黄金储量减少，联邦准备系统就被迫要减少货币供应。1920年代晚期，美国面临黄金大量流出，因此联邦储备系统从1928年开始提高贴现率来阻止美国黄金的外流。此紧缩通货的政策成功地保留黄金储量，但是也限制了经济动能。1970年代的货币主义学家米尔顿·傅利曼认为，贴现率在1931年由1.5%上升至3.5%本身就造成工业生产下降25%。政府于3月与4月间以一连串的法律与行政命令中止了金本位制度。罗斯福借由禁止黄金出口──除非有财政部的许可，进而遏止黄金外流。任何持有大量金币者可以依现存的固定价格将黄金换成美金，之后美国将不再因为对美金的需求来支付黄金，而黄金也不再被视为私人或公共合约之法偿。美金价值允许在外汇市场浮动，而不再以黄金保证其价值。随着1934年通过了《黄金储备法案》，黄金的名义价格从每金衡盎司20.67美元被调整成35元。这些措施确保联邦储备系统可以因应经济需求而增加货币供应量。市场立即对金本位的终止出现良好反应──期望价格的下降终将停止。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于其作品《什么终结了大萧条》（1992）中表示，此政策直到1937年为止，提升了工业生产达25%，到1942年达到50%。在1929年华尔街股灾以前，证券市场几乎没有任何管理制度。甚至有公开交易证券的公司未定期公布报告，甚至公布基于任意挑选资料而成的误导性的报告。《1933年证券法》施行便是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华尔街崩盘。该法案要求公开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公司管理人员的姓名与薪资、交易证券的公司。除此之外，这些报告必须由独立的稽核人员认证。1934年成立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来管理股票市场，避免与证券买卖及企业报告相关的企业犯罪。新政获得广大的支持，罗斯福在1933年3月13日进一步提出其于1920年代最具有文化性争议的措施。就在他签署了使酒精饮料之制造与销售合法化的法案后九天，等待禁酒令废除的过渡期，美国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也正在进行中。该修正案在1933年中稍后通过。州政府与城市获得额外的新收入，而在支持或允许合法制造贩售酒精饮料的诸多城市中，罗斯福确保了他的支持度。救济试图帮助受到大萧条打击最沉重、占人口达三分之一的人民，也试图提供受难与失业的美国人予暂时的协助。罗斯福执政期间，为了提供经济活力以及削减失业率，NIRA创建了公共工程局来组织与提供资金建造有用的工程，例如政府建筑、机场、医院、学校、道路、桥梁、与水坝。自1933年至1935年，公共工程局支出33亿美元给私人公司来建设34,599项工程计划，其中许多是相当大型的工程。许多失业民众进入由政府资助的许多公共计划的工作中。借由植林与洪水控制，从腐蚀与废弃中重新获得了数百万公顷的土地。1920年代，多亏了机械化、更有效的杀虫剂与肥料使用的增加，农业产量出现戏剧性的上升。因为农产品的过度生产，农民面临严重的长期农业萧条。大萧条更进一步恶化了农业的危机。1933年初的农产市场已经几乎崩溃。农产价格之低，蒙大拿的农民宁愿让小麦在田野中腐烂也不愿意在不敷成本的情况下采收。而在俄勒冈，绵羊被宰杀并留给野禽啃食，因为肉类的价格不如其运送至市场的成本。罗斯福与其充满活力的农业部长亨利·阿加德·华莱士非常重视美国的农村。罗斯福相信经济的完全复苏需仰赖农业的复原，而提高农产品价格是主要的手段──即使如此将造成城市中穷人所需的食物之价格上升。罗斯福针对农民推出了许多不同的计划。第一个百日中，农民保障法案借由减少总农业产出而提升农民获得的价值，进而抬高农业收入。农业调整法案（AAA）在1933年五月创建了农业调整局。此法案回应了主要农业机构领导的请求，尤其是农会，也反映了诸如农业部长亨利·阿加德·华莱士、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等农业顾问间的讨论。AAA的目标是借由人为造成的缺乏以提高价格。其利用“国内分配”系统来设定玉米、棉花、乳制品、猪肉、稻米、烟草与小麦的总产出量。农民本身可以在政府制定规定的程序中发表意见，以利其收入。在对食物处理上课以新税目的情况下，AAA对地主闲置的土地发给补助。为了迫使农业价格提升到“平价”的程度，正在生长中的棉花有40,000平方公里被犁除、茂盛的玉米没有采收而任其腐烂、六百万只小猪被宰杀遗弃。事实上农业过度生产的问题仍旧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棉花与食物，而AAA只是降低了过度生产的程度。AAA为联邦政府在规划经济中的农业分量中创建了一个重要而且长期的角色，也是第一个针对危机重重的农业经济、达如此规模的计划。原初的AAA并未考虑可能失业的佃农、租借或农业劳工，但是在其他新政的计划中有特别针对这群人的部分。许多农村的人口活在极端的贫穷中，尤其是南方人。对应其需求的主要计划包括了徒置局（Resettlement Administration）、农村电气化局（Rural Electrification Administration）、WPA资助的乡村福利计划、国家青年局（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森林署与公民保育团，内容包括学校午餐、兴建新学校、开辟道路至偏远地带、植林、以及购买边疆土地以扩大国有林。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在1933年成立，此涉及一项规模空前的水坝建造计划，以求遏止洪水、发电、并且使美国南部的田纳西河谷一带的贫穷农庄现代化。基于1933年的农民救济法案，政府会补偿产量减少的农民，因此提高价格。因为这项法律，农民的平均收入在1937年前几乎倍增。华盛顿邮报中一篇盖洛普民调显示多数美国大众反对AAA。最高法院在1936年宣布AAA违宪，表示其为“控管农业生产的法律性计划、超过联邦政府所代表的权力”。AAA被类似的计划取代，该计划获得法院的批准。此计划补助农民栽种可以使地力恢复的作物，例如苜蓿芽等不会在市场上贩卖者，取代只是让土地荒废的计划。联邦政府对农业生产的管理经历了许多调整，无论如何，至2012年仍有钜额的补助。新政最后一项关于农业的重要立法为1937年的农场租种法案，其创建了农业安全管理局（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来取代徒置局。1939年的食物券计划为一项新的重大福利计划。虽然国会在1943年废除了这项计划，可是在1961年又重新启动，而且一直持续到21世纪而几乎没有争议，这是因为它对城市中的穷人、食物制造商、食物零售商、批发商、以及农民都有利，所以赢得自由派与保守派国会议员两方的支持。复兴是一连串的计划，试图帮助经济自萧条中反弹。到1937年时多数的经济指标已经达成目标──除了失业率之外，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仍就居高不下。罗斯福的顾问们相信过多的竞争与科技的进步造成了过度生产，并降低了薪资与价格，他们认为因此减少了需求与就业（通货紧缩）。他宣称政府的经济计划作为以下情况的补救措施有其必要：在1929至33年间，工业经济一直受到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所苦。从1931年起，美国商业总会就一直推动抗通缩的计划，让贸易联盟与政府促成的卡特尔组织合作，来稳定其工业的价格。商会发现虽然固有反托拉斯法明确地禁止如此行为，但罗斯福的政府愿意聆听他们的意见。新政的经济学家认为割喉般的竞争已经伤害了许多商业，并造成价格下降了20%以上，而通货紧缩则进一步恶化了债务问题并将延迟复兴。他们反对国会中一项强而有力的行动：将一周工时限制在30小时之内。NIRA了取代与大企业合作的措施。这项计划包括了针对WPA的支出之刺激性基金，以试图提高价格，也给予工会更多的协商能力（因此工人可以要求更多），并减少有害的竞争。NIRA的中心是国家劳工复兴总署（NRA），由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经济官员的休‧强森领导（Hugh Johnson）。强森招集所有商业组织，以求其接受权宜之计：介于每小时20至45分的最低薪资、一周最高工时则为35至45小时并且废除童工。强森与罗斯福主张此政策可以提升消费者的购买力并增加就业。为了取得对NRA在政治上的支持，强森发动了“NRA蓝鹰”的宣传运动来促进他所称的“工业自主管理”。NRA聚集了个别工业的领导者，以设计针对这些工业的特定法律。其中最重要的规定是一项抗通缩底限──没有任何公司可以降低价格或薪水可以低于此底限，以及维持就业与生产的协议。NRA在相当短的时间中就宣布了几乎针对每个主要工业的协议。到1934年三月，工业的产量已经比1933年三月高出45%。取代强森作为NRA首席的唐若‧里查柏格（Donald Richberg）说：在NRA于1935年5月结束之前，工业产值已经比1933年5月高出55%。除此之外，超过2百万位雇主接受了由NRA发布的新标准，引进最低薪资与一天工时8小时，并废除童工。但是在1935年5月27日，最高法院在Schechter v. United States的案例中无异议地判定NRA违宪。同一天，最高法院也将新政的一部分：弗雷泽－莱姆克农场破产法案（英语：Frazier–Lemke Farm Bankruptcy Act）判定为违宪。NRA结束以后，由美国德州铁路委员会（Texas Railroad Commission）根据汤姆‧康纳莱（Tom Connally）的1935年紧急石油法（Hot Oil Act）固定石化工业的配额，保证不会有非法的石油销售。私有工业部门的就业情况在1937年恢复到1920年代的水准，但是直到大战来临前都没有继续成长，战争开始后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从1940年的110万人跳增到1943年的180万人。新政对于房地产领域有重大的影响，其追随并且扩大了胡佛总统的措施，刺激私有房屋建筑业，也增加了拥有房屋的人数。新政设置了两个房地产部门：屋主贷款公司（Home Owners' Loan Corporation, HOLC）与联邦房屋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FHA）。HOLC统一了全国估价的方法并简化房贷的手续，而FHA创立了全国性的住房建造标准。新政之前只有十分之四的美国人拥有房屋，这是因为标准型的房贷只能持续5至10年，而且利息高达8%，这样的情况大幅限制了美国人拥有房屋的可得性。因为新政，美国人可以取得30年的房贷，标准化的估价与建造准则有助于房地产市场对更多美国人开放。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罗斯福为上千万绝望的民众重建了希望与自尊，创建工会、提升公共设施、保存了资本主义──如果将银行与铁路国有化时可能会摧毁之。有些左派则谴责罗斯福在有机会将银行、铁路与其他工业国有化时却在拯救资本主义。还有人抱怨他扩张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创建工会且削弱商会的力量。历史学家们基本上同意新政并未改变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分布──除了工会的建立之外。“新政对国家内权力结构改变的影响甚微。”新政在一个充满不确定与危机的时代中保留了美国的民主制度，而不致如其他国家的民主一样地垮台。自由市场的理论家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认为社团主义是与他们所主张的资本主义形式完全不容的。在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里，国家只能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政府在经济里所扮演的角色仅限于保卫自由市场能够自由的运作。在这样的观点下，社团主义就如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般，是和资本主义完全相反的意识形态。其他一些批评者则认为这种社团主义的机制排除了某些群体—尤其是失业者，也因此应该替高失业率负责。在美国一些人认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新政是朝向社团主义国家的政策。反对新政的人士，尤其是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新政代表的是一种新的而广泛的社团主义试验。新政的部分政策被美国最高法院判定违宪。朱利安‧齐理泽（Julian Zelizer）认为财政上的保守主义是新政的核心。其财政上的保守措施获得华尔街、本地投资者以及多数商会的支持，而主流的经济学者与大多数的民众也都信任这样的措施。偏好平衡预算并且反对加税的南方保守派民主党人控制了国会与多数的委员会；当时就连自由派的民主党员也认为平衡预算在长期而言对经济的稳定很重要，虽然他们较为愿意接受短期的赤字。一如齐理泽所提到的，民意调查总是反对赤字与举债。在罗斯福的任期中，他招募了财政上的保守派，最有名的是在1933-34间任预算主管的路易斯‧道格拉斯，与1934-45年间任财政部长的小亨利·摩根索，他们依预算支出与税收量来制定政策，而非需求、权利、义务、或政治上的益处。总统以个人的身份支持他们的保守财政措施，政治上，他也了解财政上的保守主义享有选民、许多民主党员以及商人的广大支持。另一方面却有巨大的压力驱策其行动──以及每周花数百万美元来支付高能见度的工作计划。道格拉斯不够有弹性，他在1934年辞职；摩根索的最高指导原则则是紧随罗斯福。一如许多“古老权利（Old Right）”支持者的想法，道格拉斯从根本上不信任政治人物，对于政府的花费也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他认为那总是带着某些程度的捐献与贪腐，这将会违背他对效率的认知。在1933年通过的经济法案是道格拉斯的一大成就，这个法案借由缩减退伍军人给付以及联邦政府的薪水而减少了联邦政府5亿美元的支出。道格拉斯借由行政命令砍除政府的花费，包括1.25亿美元的军事预算、还有从邮局、政府薪资各砍7千5百万等等。弗里德尔的结论是：“1933年的春天并非经济计划中的小小脱轨，也不是对保守派的虚伪让步，而是罗斯福整个新政中整合的一部分。”岁收低到必须要借款，因此道格拉斯怨恨救济计划，他认为这减少了商业信心、威胁到政府未来的信用、“把有自尊的美国公民变成乞丐上有着毁灭性的心理作用”。霍普金斯与易克斯让罗斯福倾向更多的支出，而当1936年选举将近时，罗斯福也决定攻击大企业来赢得选票。摩根索随着罗斯福转向，但是他又总是试着维持财政的可靠性：他相信的是平衡预算、稳定的货币、减少国债、并且需要更多私人投资。华格纳法案正符合摩根索的需求，因为这个法案强化政党的政治基础又不用多花钱。与道格拉斯相反，摩根索同意罗斯福双重预算的合法性，所谓双重预算指的是平衡的平常性预算，以及支应如WPA、PWW与CCC等单位的“紧急”预算，这些预算属于暂时性──直到完全复苏在望时。他抗拒退伍军人的额外津贴，直到国会最终推翻了罗斯福的否决权，并且在1936年发放了22亿美元。他最大的胜利是新的社会安全计划，他将原本由一般性岁入支应的提案，坚持修改为由受雇者的新税目支出。摩根索坚持在社会安全计划中排除农民与家庭雇佣，因为没有在工厂就业的工人会有负债。新政扩张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及角色，特别是在帮助穷人、失业者、年轻人、老人与贫困的乡村社区。胡佛的政府启动了资助州政府救济计划的系统，使州政府基于救济计划来雇用人们。而联邦政府也因为1933年CCC与1935年WPA政策涉入基于救济而直接雇用劳工的政策。综合联邦政府、州政府、与地方在救济计划上的花费，于1929年时占GNP的3.9%，然后上升至1932年的6.4%、1934年达到9.7%，经济终于在1944年恢复荣景之后则降低至4.1%。在1935-40年间，福利支出占了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预算的49%。米尔顿·傅利曼根据记忆认为新政的救济计划是一种合适的反映──他与他的妻子虽然没有受到救济，可是被WPA雇用为统计学家。在大萧条开始时，许多经济学家基于传统的想法，认为政府的赤字开支会排挤私人投资与支出，因此不会对经济有任何影响──这是所谓的财政部观点。凯因斯学派的经济学家驳斥这个观点，他们认为政府借由更高的开支──由财政措施，可以对需求面的刺激产生多元的效果。如果没有这些刺激，商人并不会雇用更多人，尤其是仅有低技能或是已失业多年并失去原有工作技能、而被视为“无技能”者。凯因斯在1934年拜访白宫，力促罗斯福总统增加赤字开支。后来罗斯福抱怨道“他留下了一堆无聊的图表，他一定是一位数学家、而非政治经济学家。”新政中尝试借由公共工程、农业补贴、以及其他种种方式来削减失业，但罗斯福从未完全放弃平衡预算的企图。1933至1941年间，联邦政府每年平均的预算赤字为3%。罗斯福没有完全利用赤字开支的方式。联邦公共工程支出的效果在相当程度上被胡佛于1932年的大幅增税所抵销，后者完全的效果第一次呈现于1933年，削减开支──尤其是经济法案、则减弱了其效果。根据凯因斯学者如保罗·克鲁曼的说法，新政因此在短期而言不如长期来看得那么成功。如米尔顿·傅利曼等货币学派的观点，在近年于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日渐增加，这涵括了他称为“大紧缩”时代中全尺度的货币史。傅利曼专注于1933年以前的错误，他指出1929年至32年间，联邦准备系统允许货币供给下降了三分之一，这看来是造成正常衰退变成大萧条的主因。傅利曼尤其批评胡佛与联准会不愿意拯救即将破产的银行此一决定。货币学派表示，改善金融与货币制度是必须的也足够回应此一危机了，他们驳斥凯因斯学派的赤字开支一路。在1933至1941年间，经济规模以每年平均7.7%的速率扩张，而失业率的下降则显得较为缓慢。约翰·梅纳德·凯因斯认为这个状况是“就业过少性的均衡（Underemployment equilibrium）”，商人对未来展望充满怀疑，而使公司行号不愿意雇用新的劳工，这是周期性失业的一种形式。当然也有不同的假说。根据李察‧强森（Richard L. Jensen）的看法，周期性失业作为一项主要的议题只有到1935年为止，1935至41年时结构性失业变成更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工会提高工资的要求成功后，促使管理阶层需要引入新的效率导向之雇用标准。如此终结了没有效率的劳动──例如童工、领取低于最低工资的无技术临时工，以及劳力剥削工厂。长期而言，转变成效率工资带来了高创造力、高薪资、与高生活水准，但这种情况也需要受过良好教育、训练精良、工作努力的劳动力。无技能的劳动力（造成结构性失业者）造成战前无法完全就业。根据凯因斯学派的共识（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传统上认为联邦财政政策与战争带来完全就业的结果，而货币政策只是协助这个进程。布雷福.德隆（J. Bradford DeLong）、劳伦斯·萨默斯、与克里斯蒂娜·罗默则挑战这个传统观点，他们认为经济的复兴基本上在1942年以前便已经完成，而货币政策为此复兴的重要缘由。根据彼得‧谭明（Peter Temin）、贝利‧卫格摩尔（Barry Wigmore）、高地‧艾格特森（Gauti B. Eggertsson）与克里斯蒂娜·罗默的看法，新政在经济上最大的影响、以及复兴与终结大萧条的关键，在于成功地处理了公众的期望。在第一次新政的措施之前，群众预期紧缩性的经济状况将持续（衰退、通货紧缩）；罗斯福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转向，有助于使其政策目标更加可信，期望也因而转向扩张性的经济发展（经济成长、通货膨胀）。对于未来将有更高的收入与通膨的期望，刺激了需求与投资。黄金准则般的政策信条：平衡预算与小政府，此分析认为此信条的消除从内引发了期望的转向，在产出与价格复兴的原因中占了七至八成。如果策略没有转向、胡佛的政策持续下去，则1933年的经济会继续自由落体，1937年的产出会比1933年再低三成。有一群经济学家认为新政实际上造成大萧条持续了更久，哈洛德‧柯尔（Harold L. Cole）与李‧欧尼昂（Lee E. Ohanian）正是其中两位，他们在研究中的结论称“新政的劳工与工业政策没有如罗斯福总统及其经济规划者所期望的、将经济从大萧条中拉升”，反而“新政的政策是大萧条持续的重要因素。”他们宣称新政是“企业联盟垄断式的政策，是疲弱复兴背后的关键因素。”他们说“放弃这些政策时正好是经济强劲复兴的1940年代。”柯尔与欧尼昂宣称罗斯福的政策造成大萧条延长了7年。不过柯尔与欧尼昂的论点仰赖于某些假设，包括一个在1936年以前终结大萧条有其必要却无法预测的经济成长率，并且不计算透过新政计划所雇用的工人──这些计划建造或改善了2,500间医院、45,000间学校、13,000座公园与游乐场、7,800座桥梁、1,100,000公里的公路、1,000座机场，并透过重建整个国家的乡村学校系统之计划来雇用了50,000名教师。劳威尔‧盖勒威（Lowell E. Gallaway）与李察‧伟德（Richard K. Vedder）认为“大萧条因为新政各计划的影响而在长度与程度上都明显地加长、加深。”他们指出，若没有社会安全法案、工作救济、失业保险、法定最低工资、也没有政府赋予工会的特权的话，企业可能会雇用更多劳工，而新政期间的失业率可以是6.7%而非17.2%。而经济史学家布雷德.德隆则回应盖勒威与伟德的论点，视之“实际上根本没有意义”，此两人基于“错误的基础”得出“错误的结论”，其基础根本是“一滩烂泥”。一份由维克弗斯特大学教授、经济史学家罗伯特‧惠普斯（Robert Whaples）主导的调查计划寄到经济史学会的会员手中，希望他们对以下文句表达不同意、同意、或有但书的同意：“整体而言，新政中政府的政策造成大萧条延长且加深。”在其大学任职于历史学系的经济史学家中，只有6%同意这个说法，但是任职于经济学系者则有27%认同。而两群学者中有但书的同意者则有几乎相同的比例（21%与22%），而74%任职于历史学系者与51%于经济学系者则完全不同意这个说法。经济改革的目标主要在于挽救资本主义体系，其方式为创造一个更合理的架构以供其运作。金融系统变得较为强健：对股票市场的管理、与避免某些法人滥售证券解决了毫无节制的浪费。罗斯福让工会可以参与劳动关系，并且建立介于雇主、雇员与政府间的三角关系。大卫‧肯尼迪（David M. Kennedy）如此写道：“新政年间的成就确实决定了战后繁荣的程度与长度。”克鲁曼表示新政期间建立的机构，至今仍是美国经济稳定度的基石。他说若新政的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没有为多数银行存款作保，2007至2012年的全球金融风暴可能会更严重，如果没有社会安全法案，老美国人会更没有安全感。1960年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傅利曼从自由市场的观点攻击社会安全法案，认为它造成了对福利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