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金恩

小马丁·路德·金（英语：Martin Luther King, Jr.，1929年1月15日－1968年4月4日）是一位美国牧师、社会运动者、人权主义者和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领袖，也是196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主张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法争取非裔美国人的基本权利，而成为美国进步主义（英语：Progressivism in the United States）的象征。马丁·路德·金出生时名为迈克尔·金（Michael King），他的父亲为了纪念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而将他改名为小马丁·路德·金。身为一位浸信会牧师，金在他职业生涯早期就已开始投入民权运动，曾领导1955年联合抵制蒙哥马利公车运动，并在1957年协助建立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英语：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SCLC）。担任SCLC首任主席期间，金曾在1962年于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发起反种族隔离抗争，但以失败告终。不过，他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组织的非暴力抗议行动则成为全美新闻焦点，与粗暴的警方恰成对比。1963年，金发起“向华盛顿进军”行动，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负名望的演说家。金的左派激进思想使他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反谍计划（英语：COINTELPRO）”的监控对象之一，后者怀疑金可能与共产主义有关。联邦调查局曾查出金的婚外情记录，并向美国政府汇报，然后再向金寄出匿名信，意图以此逼他自杀。1964年10月14日，诺贝尔委员会因小马丁·路德·金长期以非暴力方法追求种族平等理想而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1965年，他与SCLC共同组织“由塞尔玛向蒙哥马利进军（英语：Selma to Montgomery marches）”行动；隔年又将民权运动往北扩散至芝加哥。在他生命最后几年，除了民权运动，金也关注美国的贫穷问题（英语：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和越南战争，发表《越南背后：打破沉默的时刻（英语：Beyond Vietnam: A Time to Break Silence）》演讲说明他对越战的立场转变。金以曾规划全美性质的占领华盛顿特区行动，是为“穷人运动（英语：Poor People's Campaign）”。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遭人暗杀，地点是田纳西州孟斐斯一家汽车旅馆。金遇刺后，全美各地都出现暴动（英语：King assassination riots）。之后，詹姆斯·厄尔·雷遭到逮捕，被指为杀害金的凶手；根据他的辩词，他是与政府特工一同策划或犯案的，直到暗杀案后20年仍如此坚称。1999年7月召开的民事审判庭上，餐厅老板劳伊德·宙沃斯（英语：Loyd Jowers）被指为金遇刺案的共犯。金过世后，1977年，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向他追赠总统自由勋章；2004年，美国国会决议向金追赠国会金质奖章，两者都是美国平民最高荣誉。1986年，每年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一被定为“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是美国联邦假日（英语：Federal holidays in the United States）之一。另有数百条街道以金命名（英语：List of streets named after Martin Luther King, Jr.）。2011年，位在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上的马丁·路德·金纪念碑（英语：Martin Luther King, Jr. Memorial）正式开放给公众参观。马丁·路德·金于1929年1月15日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出生，是老马丁·路德·金（英语：Martin Luther King, Sr.）和亚伯达·威廉·金（英语：Alberta Williams King）的儿子。他出生时的名字是迈克尔·金（Michael King），与他父亲出生时的名字相同。老马丁·路德·金1934年前往纳粹德国政权时的柏林参加第五届浸信会世界联合会议（Fifth Baptist World Alliance Congress）后，更改他们父子俩的名字，以纪念16世纪宗教改革领袖、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小马丁·路德·金是金家第二个孩子，他有一位姐姐克里丝汀·金·法瑞丝（英语：Christine King Farris）和一个弟弟阿尔弗雷德·丹尼尔·威廉斯·金（英语：Alfred Daniel Williams King）。1939年时，金与他参加的教会唱诗班一同在《乱世佳人》于亚特兰大首映时献唱。金原本对许多基督教教义持怀疑论，13岁上主日学时，还拒绝相信耶稣将会再度降临，疑虑在他心中滋长。不过，他随后发现“《圣经》中蕴含许多深奥真理，是任何人都不能逃避的”，因此决定进入神学院就读。金成长于亚特兰大，在当地布鲁克·T·华盛顿高中（英语：Washington High School (Atlanta)）就读。他是个早熟的学生，得以跳级免修九年级和十二年级课程，直接进入莫尔豪斯学院就读，时年15岁。1948年，小马丁·路德·金从莫尔豪斯学院毕业，获得社会学学士学位。而后金进入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英语：Chester, Pennsylvania）的克鲁塞斯神学院（英语：Crozer Theological Seminary）就读，并于1951年获得神学学士学位。1953年6月18日，金与科丽塔·史考特在科丽塔位于亚拉巴马州海博格（英语：Heiberger, Alabama）的娘家草坪上成亲。两人育有4名子女：尤兰达·金（英语：Yolanda King）、马丁·路德·金三世（英语：Martin Luther King III）、戴科斯特·史考特·金（英语：Dexter Scott King）、柏妮丝·金（英语：Bernice King）。1954年，金受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迪克斯特大道浸信会教堂（英语：Dexter Avenue Baptist Church）聘为牧师，时年25岁。其后金便在波士顿大学进行博士研究，主题是系统神学，并于1955年6月5日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蒂利希和威曼思想中关于上帝的观念之比较》（A Comparison of the Conceptions of God in the Thinking of Paul Tillich and Henry Nelson Wieman）。1954年，25岁的马丁·路德·金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德克斯特大街浸信会当了一名牧师。身为一位基督教牧师，马丁·路德·金受耶稣基督与基督教教义影响至深，经常在教会会议或演讲时引用相关文句，于公众场合时也是如此。金的信仰深深植根于耶稣基督对门徒的教导：“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迫害你们的祷告”，以及爱上帝远高于万物等。金的非暴力理念也来自《马太福音》中耶稣的“登山宝训”：“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另一边也转过去由他打”（《马太福音》 5：39），以及“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马太福音》 26：52）马丁·路德·金在狱中写就著名的《伯明翰狱中书信》，力促民权运动与耶稣基督的“博爱主义”精神相符；信中还引用诸多基督教和平主义作家著作文句，这是他一贯的做法。在一次布道时，金说：“在我成为一名民权领袖之前，我是一名福音宣教士，那是我第一份工作，也依然是我最大的奉献。其实我在民权运动中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认为它是我神职工作的一部分。此生我一心致力于实现卓越的基督教事工，而没有别的野心。我不打算竞选任何政治职务，我只想一直做一名传教士。我认为一名传教士必须心怀整个人类，在这场斗争中我和许多人并肩作战，所做的事情是出于这一情怀。”在他著名的演讲“我已抵达峰顶”中，金声称自己只是希望遵循神的旨意行事。20世纪50年代末，资深民权活动家非裔美国人贝雅·拉斯丁（Bayard Rustin）是马丁·路德·金的主要顾问和导师。拉斯丁是一位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他还研究了圣雄甘地的教义并将其应用于40年代的旅程和解（Journey of Reconciliation）运动中。金起初并不知道甘地，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活动中他几乎未使用过“非暴力”这一术语。当时金信奉并且实行自卫，甚至在他家里还备着枪支以防有袭击者。拉斯丁给金指出另一种斗争方式——非暴力抵抗，并力陈非暴力抵抗相比于自卫来说是实现民权运动目标的一种更好的途径。拉斯丁还建议金投身于非暴力抵抗。马丁·路德·金受印度圣雄甘地成功的非暴力独立运动影响很深，“一直想走访印度”。这个愿望在1959年4月实现：贵格会所属的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Quaker group the 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同意援助金的印度之旅。这趟旅程使金更加了解非暴力抵抗的内涵，决意献身于美国民权运动。在离开印度前夕，金发表了一篇电台演讲，他说：“在来到印度之前，我从未如此相信对于受压迫的人们来说，非暴力抵抗是争取公平和尊严的最有力的武器。”贝雅·拉斯丁是同性恋者，公开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并曾与美国共产党有牵连，种种行为致使许多白人和黑人领袖要求金疏远拉斯丁，金答应与拉斯丁保持距离。但是，金却同意拉斯丁担任1963年华盛顿大游行的主要组织者。以后几年，金对甘地的“非暴力”思想的崇拜丝毫未减。1964年金在奥斯陆接受诺贝尔和平奖仪式上致辞时甚至向甘地的非暴力“成功先例”致敬，“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以一种高尚的方式挑战大英帝国的淫威……他斗争着，他的武器只有真理、精神力量、非暴力和勇气”。甘地的一些道义影响了马丁·路德·金，而甘地自己则受了基督教无政府主义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经典著作《天国在你们心中》影响。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都先后阅读了托尔斯泰的著作。金、甘地和托尔斯泰都深受耶稣“登山宝训”的熏陶。1959年，金引用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马丁·路德·金在莫豪斯学院读书时阅读了亨利·戴维·梭罗的《论公民不服从》，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到非暴力抵抗理论，深深地迷上了其中的拒绝与罪恶体制合作的思想。除此之外，金的思想也极大地受到新教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和保罗·蒂利希的著作以及华特·饶申布士（Walter Rauschenbusch）的《基督教以及社会危机》的浸染。有时候金也会使用“博爱（agape）”这一概念。但是，金在1960年以后的著述中不再用“博爱”。身为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的主席，马丁·路德·金一直奉行不公开支持任何一个美国政党或候选人的政策：“我认为一个人必须保持不结盟的立场才能客观地看待两党，成为两党的良知——而不是某一个党的奴仆或者主人。”1958年金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表示没有一个党是完美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不是万能的上帝。他们有各自的缺陷……我与任一党都不是密不可分。”金这样批判共和党和民主党实施的种族平等措施：事实上，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背叛了黑人。屈从于南方各州民主党人的虚妄和反复无常，民主党背叛了黑人。屈从于保守的右翼北方共和党人的公然伪善，共和党也背叛了黑人。而两者沆瀣一气，导致公民权利自由立法的每一项法案流产，每一步前进溃败。虽然金从未公开支持某一政党或总统候选人，但是在1956年金写给一位民权运动支持者的信中写道他不能确定把票投给阿德莱·史蒂文森还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不过“以前我一直都投了民主党候选人的票。”在金的自传中，他说1960年他秘密地为民主党候选人约翰·费茨杰拉德·肯尼迪投票：“我认为肯尼迪会成为最伟大的总统。我从来没有站出来公开支持他人。我父亲曾这样做，但是我从来没有。”金还说他会破例支持肯尼迪总统的第二任期，“如果1964年肯尼迪总统还活着，我很可能还会支持他”。事实上，金拥护民主社会主义，但是由于当时全美都笼罩在反共产主义的敏感氛围中，以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金不愿意坦率地表明自己支持民主社会主义。金认为资本主义无法为广大美国人民提供足够的必需品，尤其是为非裔美国人。金声明美国应该为历史错误赔偿美国黑人和其他处于弱势地位的美国人。1965年金接受《花花公子》的采访时说仅仅给予美国黑人以平等的权利实际上无法消除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巨大经济差距。金并未要求把奴隶制度造成的所有工资损失都补偿给黑人——这是不可能的，但提议了一项政府赔偿计划，该计划总额500亿美元分10年补偿给所有美国弱势群体。金设想：“这笔补偿费将使整个国家受益，急剧下降的辍学率、家庭破裂比例、犯罪率和非法出生率以及大幅度减少的私吞救济金案件、暴力事件和其他社会丑恶现象都将充分证明这笔钱用得恰到好处。”金把这个想法看成是处理无偿劳动的普通法的应用，但是明确澄清这笔钱不应该只提供给黑人，“而应该使所有处于弱势地位的种族受益”。1966年5月5日，在被授予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玛格丽特·桑格奖（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s Margaret Sanger Award）时金说：近来，报刊上充斥着飞碟目击事件的报道。虽然我们不必相信这些报道的真实性，但是我们却能通过这些故事来想象一下来访的外星人将会如何评价我们。我恐怕他们会为我们的所作所为瞠目结舌——他们将会看到我们花费数十亿为战争制造引擎并出谋划策以造成大规模死亡；他们也将会看到我们花费数百万来减少由疾病或其他原因引起的死亡；最后他们会看到我们花费微不足道的一点钱来计划生育——尽管人口自然增长已经使我们星球岌岌可危。那些来访的外星人将会被宽恕，如果回到自己的星球后他们这样描述地球——一群疯子占据着地球，他们的前景黯淡渺茫。陷入有害的境地不自拔，而援助触手可得，没有比这种情景更加悲惨的了。将世界资源和人口数量关联起来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合理的、实际的，也是必要的。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瘟疫和我们尚未研究透彻的现代疾病，当代人口过剩问题是可以通过我们已有的手段和资源来解决的。我们缺乏的并不是解决问题所需要的知识，而是缺乏对这个问题严重性的普遍认识以及对亿万受害者的教育。1955年3月，蒙哥马利一名15岁的女孩克劳德特·科尔文（Claudette Colvin）拒绝依照吉姆·克劳法（泛指美国南部各州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制定的对黑人实行种族隔离或种族歧视的法律）把公车座位让给一名白人。来自伯明翰黑人社区的一个委员会调查这一案件，金是其中一员。但是因为科尔文当时未婚先育，E·D·尼克松（E.D. Nixon）和克利福德·杜尔（Clifford Durr）决定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案件以采取进一步行动。1955年12月1日，罗莎·帕克斯因拒绝将自己的座位让给白人而被捕入狱。很快，尼克松和金等人发起了蒙哥马利抵制乘车运动。这次抵制运动持续了385天，而且由于局势严峻，金的家被炸毁，金本人也曾被捕入狱。最终这场运动以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在布劳德诉盖尔案（Browder v. Gayle）中宣布“要求在公共汽车上进行种族隔离的亚拉巴马州的州法律和地方法律违宪”并终止蒙哥马利公交车种族隔离制度而告终。 在这次蒙哥马利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让金风靡全美，成为最著名的民权运动代言人。1957年，金、拉尔夫·艾伯纳西（Ralph Abernathy）、弗雷德·舒特尔斯沃（Fred Shuttlesworth）、约瑟夫·罗维利（Joseph Lowery）以及其他民权活动家创建了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该组织的成立旨在充分利用黑人教会的道德权威和组织能力来指导非暴力抵抗活动以促进民权改革。金生前一直担任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的主席。1957年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在华盛顿特区举办“为了自由的祷告朝圣”（Prayer Pilgrimage for Freedom），金在那里第一次面对全国观众发表演说。1958年9月20日，当金正在哈莱姆的布鲁姆斯坦百货商店（Blumstein's）签名售卖《奔向自由》（Stride Toward Freedom）一书，一名黑人妇女将一把拆信刀刺进了金的胸膛，导致金险些丧命。这名妇女名叫艾佐拉·科里（Izola Curry）患有精神病，当时她认为金与共产党密谋陷害自己。紧急手术之后，金在医院休养了几周，而科里因为患有精神病不足以接受审判。1959年，金出版了一本包含他布道辞“什么是人”（“What is Man?”）和“一个完整生命的特点”（The Dimensions of a Complete Life）的小册子《衡量人的标准》（The Measure of A Man）。他的布道辞赞成人类需要上帝的爱，并批判了西方文明的种族不公正。哈利·瓦赫特尔（H.Wachtel）曾在一起关于报刊广告的诽谤诉讼案（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与金的法律顾问克拉伦斯·B·琼斯（Clarence B. Jones）为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的四位部长辩护。为了支付诉讼费用和以一种更加有效地筹款方式资助非暴力民权运动，哈利·瓦赫特尔建立了一个免税基金。这个基金会名叫“甘地人权协会”（G.Society for Human Rights），金担任其名誉主席。不满足于肯尼迪总统解决种族隔离问题的缓慢进度，金和甘地人权协会在1962年发出了一份文件呼吁肯尼迪总统紧跟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步伐，使用类似第二奴隶解放宣言的行政命令来给民权不平等以沉痛一击——然而肯尼迪总统并未照做。依照司法部长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的书面指令，美国联邦调查局从1963年秋天开始窃听金的电话。肯尼迪担心对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的有关共产党的指控一旦公之于众将会扭曲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民权运动的初衷，于是警告金断绝有共产党嫌疑的关系，之后又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发出书面指令窃听金和其他几位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领导人的电话。约翰·埃德加·胡佛唯恐共产党正企图渗透到民权运动中，但是缺乏证据，于是当局利用之后五年在电话中窃听到的一些细节试图迫使金离开卓越的领导位置。金相信有组织的非暴力抵抗南方种族隔离制度——为人熟知的吉姆·克劳法——将会引起媒体对黑人争取种族平等和选举权的广泛报道。南方黑人所遭受的日常剥削和侮辱，种族隔离主义者对民权工作者和游行示威者的暴力和骚扰，经由新闻报道和电视宣传产生了公众舆论同情的浪潮，因此大多数美国人都把民权运动看作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政坛最重要的事件。金组织并领导了为黑人争取选举权、劳动者权和其他公民基本权利以及要求废止种族歧视的游行示威活动。分别于1964年和1965年通过的《民权法案》和《投票权法案》成功地把这些权利中的一大部分列入了美国法律。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实践了基督教左派的许多准则，策略性地运用非暴力抵抗方式和选择非暴力抵抗地点，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经常会与种族隔离主义当局发生戏剧性的对峙。有时候对峙会变得暴力。自从金开始参与民权运动，他就备受许多团体的批评，其中包括更加激进的黑人，例如伊斯兰国度成员马尔科姆·X。分离主义者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不赞成金寻求种族一体化的做法，他认为那样做是对美国黑人文化的一种侮辱。澳姆雷·耶斯特拉（Omali Yeshitela）则敦促非洲人铭记残暴的欧洲殖民者的罪行，以及权力是如何在一体化进程中被欧洲人用暴力和武力夺去的。奥尔巴尼运动是于1961年11月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组织的废止种族歧视运动。当年12月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卷入了这次运动。奥尔巴尼运动发动了数千公民组成了一个广泛的非暴力阵线，攻击奥尔巴尼市种族隔离的方方面面，吸引了全国的关注。1961年12月15日，金首次访问奥尔巴尼，他“原计划在奥尔巴尼呆一两天，给予指导后就回家”。 但是第二天政府对和平示威者进行大搜捕，金也被捕入狱并拒绝保释出狱除非市政府做出让步。后来，政府与示威者达成了协议。据金讲，“那个协议是耻辱的”，在他离开奥尔巴尼后“政府违背了协议”。1962年7月，金返回奥尔巴尼，被判处入狱45天或者178美元罚金。金选择了入狱服刑。入狱后第三天，警察局长劳里·普利切特（英语：Laurie Pritchett）秘密安排支付了罚金并释放了金。“在静坐抗议运动中，我见过把人从午餐柜台的凳子上踢开，在教堂里把跪着抗议的人轰走，在自由乘车运动中把人关进监狱。但把人赶出监狱，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马丁·路德·金中心（King Center）后来承认是杰出的福音传教士葛培理帮金摆脱了这次牢狱之灾，葛培理在自传中说在金接受了出席1957年纽约麦迪逊广场报道会的邀请之后，他与金结下了亲密的友谊。近一年的激烈运动并未取得明显的成效，民权运动开始恶化。于是金要求示威活动全面停止并实施“苦修日（英语：Day of Penance）”来促进非暴力抵抗和维护道德高地。黑人的内部分歧和地方政府精明低调的反应是运动失败的原因。尽管奥尔巴尼运动给马丁·路德·金博士上了战术上的重要一课，国家媒体依然极力指责金对运动失败负有很大责任，以及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战果寥寥导致了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间隙日益增大。奥尔巴尼运动之后，金开始为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选择自己能够控制局面的抵抗活动，而不是卷进一种预先存在的情形中去。1963年4月，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英语：SCLC）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发起了一场抵制种族隔离和经济不公正的抗议运动。这次运动虽然是非暴力的，但却部分使用了由怀亚特·沃克（英语：Wyatt Tee Walker）牧师发明的“故意对抗战术”。伯明翰的黑人们与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一起组织在公共场所游行和静坐示威，公然对抗他们认为不公平的法律。在伯明翰的这次运动中，金起初打算引起黑人大规模被逮捕，然后“制造一种非常危急的情形迫使政府打开协商之门”。但是运动初期的志愿者们并没有成功地导致城市瘫痪，也没有将媒体的注意力转移到警察的行动上。金对当时的局势忧心忡忡，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的战略家詹姆斯·拜威尔（英语：J.Bevel）开始号召儿童和年轻人加入运动大军以扭转运动进程。《新闻周刊》将这一策略成为“儿童十字军”。抗议期间，伯明翰警察局长尤金·康纳（英语：Eugene "Bull" Connor）指示警察使用高压水枪和警犬来镇压抗议群众，其中也包括儿童。警察的暴行通过电视画面在全国电视台播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震惊了白人，同时也使黑人更加团结。尽管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公开强调非暴力抗议，但是依然有一些义愤填膺的示威者。不少示威者袭击警察，而警察予以暴力回击。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也因为将孩子们置于险境而饱受非议。但这次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康纳丢了工作，“吉姆·克劳”标志被拆除，公共场所对黑人更开放。这次运动后金声名鹊起。运动初期金被捕入狱——这是他一生29次入狱中的第13次。在牢房中，金写出了著名的《伯明翰狱中书信》，这封信是对要求他停止游行示威的白人牧师的回应。在这封信中，金号召抗议群众继续斗争，寻求法律途径来变革社会。金指出种族主义的危机迫在眉睫，而现行制度根深蒂固：“我们亲历的苦难告诉我们，压迫者永远不会自愿给予被压迫者以自由，自由是需要被压迫者去争取的。”金还说波士顿倾茶事件就代表了一个大规模的抵抗殖民主义的行为，是“不合法”的公民不服从行为；金也指出，从不同观点出发“希特勒在德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金还表示他对温和派白人以及不敢对抗不公正制度的牧师感到失望：非常遗憾，在黑人迈向自由的道路上，他们的绊脚石不是白人公民议会或是三K党，而是白人的温和派。他们奉行的是所谓的“秩序”，而非公正；他们选择要没有紧张气氛的消极的太平，而不要公正的积极的太平。他们总是说：“我理解你们所追求的目标，但我们不同意你们采用直接行动的方式”；他们主观地认为自己可以为他人的自由设定一个时间表；他们生活在虚幻的时间概念里，还不停地要求黑人再等待一个“更加方便的季节”。1964年3月，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应民权领袖罗伯特·海灵（R.Hayling）之邀加入到佛罗里达州圣奥古斯丁市的当时富有争议的运动中去。海灵的组织曾附属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但是因为该组织在非暴力抗议活动中支持武装自卫，而被迫脱离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倡导和平的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接纳了他们。在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的努力下，北方民权活动家来到圣奥古斯丁，包括一个拉比代表团和马萨诸塞州州长母亲——72岁高龄的皮博迪夫人，后来他们都被捕。1964年6月，抗议人群在夜间游行示威，“经常遭到三K党的正面对抗，诱发引起全国媒体关注的暴力现象”。数百游行示威者被捕入狱。1964年《民权法案》在最高法院获得通过。1963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英语：SNCC）在亚拉巴马州的塞尔玛采取了一系列大胆的措施来争取投票注册权。1964年12月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加入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运动。一个当地的法官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和达拉斯县投票团的3人及以上集会和禁止41名被点名的民权领袖集会。这项法令的颁布致使民权运动一时陷入停滞，直到1965年1月2日，金在布朗教堂（Brown Chapel）发表演讲违抗该法令。1964年2月6日，金在新学院发表了一系列名为《美国的种族危机》的演讲。之前从未发现任何关于这次演讲的录音，但是在2013年8月，新学院发现了一盘15分钟的录音，记录了金在演讲之后的听众提问环节。在金的回答中，金提到了他和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近期的一次谈话，他对比了万千美国黑人和印度难民的悲惨处境。1960年1月31日，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伯勒，一位叫裘瑟夫·迈克乃尔的黑人大学生来到一家连锁店的吧台买酒，遭到拒绝，理由是“我们不为黑人服务”，入座运动由此开始。在此运动中，黑人们进入拒绝为黑人服务的地方，礼貌地提出要求，得不到就不离开，为此许多大学生遭到围观和嘲弄。但他们不卑不亢，得不到服务，就坐在那里做作业、读书、研究学问。不到两个月，运动就扩大到了美国南部五十多座城市。虽然有许多大学生在“运动”中被捕，但马丁·路德·金早已向他的同胞发出了号召——“把监狱填满”。1963年8月28日，逾25万民众聚集在首都华盛顿市中心国家广场上——号召“为了工作与自由：向华盛顿进军”。这场大游行的口号是“为了工作与自由”，游行由许多民权、劳工以及宗教团体共同组织，这些团体各有不同的目标及诉求，其中又以 “六大”团体最为积极：包括以詹姆斯·法默（英语：James Farmer）为首的“种族平等大会”、以马丁·路德·金为首的“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以约翰·刘易斯为首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以菲利普·伦道夫（英语：Philip Randolph）为首的“火车搬运工兄弟（英语：BSCP）”、以罗伊·威尔金斯（英语：R.Wilkins）为首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以惠特尼·杨（英语：Whitney Y.）为首的“全国城市联盟（英语：NUL）”。这次游行的最主要运筹和战略组织者是金的同事贝雅·拉斯丁。对于金来说，贝雅·拉斯丁的角色引发了争议，因为贝雅·拉斯丁是赞同肯尼迪总统关于改变游行重心提议的关键人物之一。肯尼迪总统担心这次游行会对推动民权立法进程产生不利影响，于是他最初全盘否定了这次游行。但是，组织者们坚定地要将游行进行到底。随着游行的推进，肯尼迪政府决定支持游行以确保成功。起初肯尼迪担心游行人数达不到10万，于是他邀请了更多教会领袖进行援助，还督促美国联合汽车工会（UAW）发动工人参加游行示威。华盛顿大游行最初设想是引起人们对美国南方黑人所处的绝望境地的关注，以及让国家首都的当权者们直面游行组织者的担忧和不满。组织者原本计划谴责联邦政府未能捍卫公民权力，保障民权工作者和黑人的人身安全。但是，组织者慑于总统的压力和影响，最终游行并没有像最初计划的那样尖锐。结果一些民权活动家认为这次游行是一次错误的、美化的种族和谐盛会；马尔科姆·X将戏称这次游行为“华盛顿闹剧”，并禁止伊斯兰民族组织成员参加。然而这次游行确实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终止公立学校里的种族隔离；有意义的民权立法，包括禁止就业种族歧视的法律；保护民权工作者免受警察暴力；工人最低工资标准2美元；华盛顿特区自治，然后由国会委员会管辖。尽管局势紧张，但华盛顿大游行称得上一次彻底的胜利。超过25万来自不同种族的民众浩浩荡荡聚集在林肯纪念堂，一直延伸至国家广场和倒影池周围。当时，这是华盛顿特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金在这次集会上发表了后来举世闻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很可能是受到在其身后呼喊“告诉他们梦想是什么”的马哈丽亚·杰克逊（英语：Mahalia J.）的鼓舞，金脱离了预先准备好的讲稿，讲出了最著名的一段章节：朋友们，今天我要对你们说，尽管眼下困难重重，但我依然怀有一个梦。这个梦深深植根于美国梦之中。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奋起，实现其立国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山岗上，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 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一个非正义和压迫的热浪逼人的荒漠之州，也会改造成为自由和公正的青青绿洲。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以皮肤的颜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 今天，我仍有这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亚拉巴马州会有所改变--尽管该州州长现在仍滔滔不绝地说什么要对联邦法令提出异议和拒绝执行--在那里，黑人儿童能够和白人儿童兄弟姐妹般地携手并行。今天，我仍有这个梦想。《我有一个梦想》被公认为美国演讲史上最优秀的演讲之一。华盛顿大游行，特别是金的演讲使民权运动成为美国改革家的首要议题，也推动了1964年通过《民权法案》。1984年，《我有一个梦想》的原版打印稿被发现在艾奥瓦大学的首位非裔美国人篮球教练乔治·雷弗林（英语：G.Raveling）手中，这篇打印稿上还有金博士手写的注释。1963年，当时26岁的雷弗林站在紧挨着演讲台的地方，金刚一讲完，雷弗林就冲上前去请求金把演讲稿赠予自己。于是雷弗林拿到了这篇讲稿。为了响应詹姆斯·拜威尔的塞尔玛—蒙哥马利大游行的号召，金、拜威尔和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其他成员以及部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成员试图组织一场到州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动。计划安排在1965年3月7日的第一次游行由于暴徒和警察向示威者施加暴力而失败。这被称为 “血腥星期天”的一天是民权运动得到公众支持的主要转折点。正是在这一天人们才清楚地看到金的非暴力抵抗策略具有的巨大潜力。然而，金并未参加当天的游行。3月5日金会见了林登·B·约翰逊政府官员，请求司法部长颁布禁令，将不对塞尔玛的三千多名黑人提起公诉。金当时由于身负教会的职责而没有参加星期天的游行示威，但是后来他写道：“如果当时我想到军队会使出如此残暴的手段镇压游行，我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把教会的事放在一边去带领游行。”警察对示威者施暴的画面被广泛地传播，引起了全国公愤。接下来，金试图3月9日组织一场游行。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请求联邦法院确保行动不受非法干预；联邦法院非但没有同意他们的请求，还下令禁止此次行动。尽管如此，金坚持领导3月9日埃德蒙佩特斯大桥（英语：Edmund Pettus Bridge）的游行示威，并在把示威者带回之前举行了一个简短的祈祷会，还要求示威者分散开来以避免违背法院命令。这场二次游行示威出人意料的结尾让很多参加游行的当地人感到吃惊和愤怒。直到1965年3月25日，这次塞尔玛-蒙哥马利游行才胜利完成。当游行示威的群众踏上州政府的土地后，金在游行结束时发表了名为“还要多久？快了”（"How Long, Not Long"）的演说。金说美国黑人的平等权力不再遥远，“因为道德光芒万丈，而正义更加耀眼辉煌”。1966年，南方的游行示威活动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金、拜威尔和其他民权组织成员打算将运动扩大到北方，并将芝加哥定为第一个目的地。均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金和拉尔夫·艾伯纳西移居到芝加哥西区北朗德尔（N.Lawndale）贫民窟哈姆林大街1550号（1550 S. Hamlin Ave.）的一幢建筑中，亲身体验穷人的生活来显示他们对穷人的支持和同情。来到芝加哥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与由阿尔伯特·拉比（Albert Raby）召集成立的受“芝加哥自由运动”扶持的当地民权组织联合体（Coordinating Council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芝加哥社区组织协调委员会）展开合作。那年春天，一些白人夫妇和黑人夫妇测试了房产官员明目张胆的种族倾向：歧视性地区别对待收入、背景、孩子数量和其他特征完全一致的几对夫妇的住房需求。此外他们还策划并举行了多次较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博根、贝尔蒙特克拉金、杰斐逊公园、长青公园（芝加哥西南部郊区）、盖奇公园、马凯特公园等地。艾伯纳西后来写到，抗议运动在芝加哥遭到比南部更激烈的抵制。有人朝游行民众投掷瓶子，大声吼叫，特别是1966年8月5日的马凯特公园游行遭到了严重的抵制。暴乱似乎一触即发。金的非暴力信仰阻止了他筹划一起暴力事件，于是金与市长理查德·J·戴利（R.J. Daley）谈判，取消一次游行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暴动。金在一次游行中被砖块击中，但他依然不顾个人安危继续领导游行。当金和他的盟友回到南方时，曾经参加过南方民权运动的神学院学生杰西·杰克逊依然留在芝加哥管理他们的组织。杰克逊继续斗争争取民权，针对连锁商店不公平对待黑人的现象组织了“面包篮子行动”（Operation Breadbasket）。金一直都反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但是一开始为了避免因为批判约翰逊总统的政策而干扰民权运动成果，金在公共场合回避越战问题。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反对越南战争，在助手詹姆斯·拜威尔的敦促下，金最终公开表明了自己的反战立场。1967年4月4日（整整一年以后，金被刺杀身亡），金现身纽约河畔教堂公开发表名为“越南背后：打破沉默的时刻”（Beyond Vietnam: A Time to Break Silence）的反战演说。金强烈谴责美国攻打越南，认为美国此举是“为了占领越南作为美国殖民地”并把美国政府称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暴力供应商”。金还将越战与经济不公平联系起来，指出美国需要严峻的道德变革：价值观的真正革命将使我们紧张不安地看到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带着正义的怒火，越过海洋，我们看到西方资本家在亚洲、非洲、南美洲大笔投资赚取高额利润却丝毫不关心那些国家的社会福祉。要大声说：“这不公平。”用于越南战争的资金和资源原本可以用来实现本国更好的社会福利，这也是金反对越战的一个原因。美国国会把越来越多的钱花在军事上，与此同时，花在消除贫困项目上的钱越来越少。金将国会此举总结为“一个国家年复一年加大军事防御投资，而不是加大社会提升项目投资，这个国家的灵魂就逐渐凋亡”。金说越南北部在“数以万计的美国军人抵达之前并没有输送大量物资和男人”，，并指控美国杀死了一百万越南人，其中“大部分是孩子”。金也批判了美国阻挠越南北部进行土地改革的做法。金的反战立场让他丧失了包括约翰逊总统、协会领袖和权威出版商在内的许多白人盟友的重要支持。“媒体开始反对我”，金抱怨媒体的双重标准：为他在美国的非暴力抵抗鼓掌，而谴责他声援“弱小的棕色皮肤的越南儿童”。《生活》杂志把金的这次演讲称作“来自河内电台的蛊惑人心的诽谤”，《华盛顿邮报》则声明金“对他自己的事业、国家和人民的用处正逐渐消亡”。这篇名为“越南背后”的演讲反映了金后期的政治主张的演变，这与他所属的高地研究与教育中心（Highlande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enter）的教学是并行不悖的。金开始谈及美国政治经济生活亟待根本变革，也更加频繁地表达自己的反战立场以及渴望看到资源重新分配以改变种族和经济不公平。在公共场合，金小心翼翼地措辞以防敌人把他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但是私底下，金经常说到他支持民主社会主义。1952年金写给科丽塔·斯科特（Coretta Scott）的一封信中，金说：“我想你已经知道了我的经济理论更倾向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在一次演讲时，金说“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是错误的……一定有一种更好的分配方式，或许美国应该转向民主社会主义”。在莫尔豪斯学院时，金就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虽然金排斥“传统的资本主义”，他也不认同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否认宗教，以及其“伦理相对主义”和“政治极权主义”。在演讲中，金也声明“真正的同情不只是把一枚硬币扔给乞丐……而是要看到一种产生乞丐的制度需要重建”。金引用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从越南到拉美，美国正“站在世界革命的反面”。金在谴责美国与“拉美的土财主”结盟时，还说美国应该支持第三世界“光膀赤脚的平民”而不是镇压他们的革命。1967年4月15日，詹姆斯·拜威尔发起了“终止越战春天动员大会”（Spring Mobilization Committee to End the War）反战游行，游行从纽约中央公园到联合国总部，金也参加了这次游行并发表讲话。金还在联合国提出了民权问题，并起草议案。我并没有要求民权运动与反战和平运动机械地融合起来。许多人已经看到公平的道德必要性，而没有看到世界兄弟情谊的道德必要性。我希望民权运动的热情一点一滴地注入到和平运动中去，让它愈加强大。并且我认为每个人既担负民权运动的责任也担负和平运动的责任。但是对于那些目前只承担一种责任的人来说，我希望他们最终能够看清这两者的共同的道德根基。洞察到将民权活动家与反战活动家统一起来的契机，拜威尔力劝金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反战运动中。虽然金越来越多地公开反战，但是他不喜欢从反战运动中衍生出的嬉皮士文化。在1967年的梅西讲座中，金说：嬉皮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们的非常规行为，而在于成千上万年轻人开始逃避现实表达他们对社会的深刻不信任。1968年1月13日，在约翰逊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后，金呼吁一场华盛顿大游行以抵制“历史上最残酷和毫无意义的战争”。在这政治风云变幻的一年，我们务必让两党的国会议员和美国总统明白：我们将不再容忍，我们将不再为那些仍将屠杀越南人和美国人当作促进东南亚自由自主的最佳途径的人投票。1968年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为解决经济不公平问题组织了“穷人运动”。金走遍全国将各族裔穷人集结起来参加华盛顿游行在国会大厦举行非暴力抗议活动直到国会为美国穷人建立《经济权利法案》。在穷人运动之前，金在自己最后一本书《我们前往何方：混乱还是和谐？》（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中陈述了解决社会问题和贫困问题的观点，特别支持基本保障收入的做法。穷人运动以华盛顿特区游行告终，要求美国政府对最贫困的社区提供经济援助。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号召政府投资重建美国城市。国会“慷慨地支出军费”，而“吝啬地拨发扶贫资金”，这就是国会“对穷人有敌意”。金的设想是要求一个更彻底的革命而不仅仅是改革：他引用“种族主义、贫困、军国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系统性缺陷，认为“真正的问题是社会重建本身”。即使是在民权运动内部，穷人运动也是富有争议的。拉斯丁辞去华盛顿游行中的职务，他认为穷人运动的目标太过宽泛而且不切实际，这些运动将加剧对穷人和黑人的镇压。在1968年4月4日金被刺杀之后，在华盛顿特区建立贫民区的计划很快展开。随着金的离世，人们对该计划的批判声减弱了，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捐助用以执行该计划。1968年5月2日，在金被刺杀的地点——孟菲斯洛林汽车旅馆，运动正式爆发了。数千名示威者抵达华盛顿国家广场，露营扎寨建起了为期6周的“复活城”（ "Resurrection City"）。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黑人环卫工从1968年3月12日开始罢工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待遇。3月29日，金来到孟菲斯市支持由美国州县和市政工人联合会（AFSCME）的当地1733名成员代表的黑人环卫工。在一次事件中，由于天气原因黑人修路工在得到两小时的工资后被送回家中，而白人修路工得到了全天的工资。4月3日，金在世界基督上帝教会总部——孟菲斯查尔斯梅森主教教堂发表最后一次演讲“我已抵达峰顶”。由于受到炸弹袭击威胁，金搭乘飞往孟菲斯的航班被延误。在生命中最后一次演讲的结尾，金提到了炸弹袭击威胁：到达孟菲斯后，有人说起威胁事件、外面有可能发生的危险以及有些白人可能会对我图谋不轨。好吧，我不知道现在会发生什么。前方的路并不平坦，但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因为我已抵达峰顶。和其他人一样，我也希望活得长久——长寿值得向往。但是，我现在关心的不是这件事。我只想履行上帝的旨意。上帝曾让我走向峰顶。在那里我放眼望去，我看到上帝的应许之地，也许我无法和你们一起到达那里。但是今晚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定会抵达那应许之地。今晚，我很高兴。不再为任何事情忧虑，不惧怕任何人，我看到上帝降临的荣耀。马丁·路德·金当时居住孟菲斯洛林汽车旅馆（Lorraine Motel）306号房，老板是沃尔特·贝利（W.Bailey）。马丁·路德·金的密友拉尔夫·艾伯内西牧师是他的室友，他告诉调查暗杀事件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马丁·路德·金和他的随行人员住在306号房，洛林汽车旅馆通常称该房间为“金－艾伯内西套房”。据当时在场的杰西·杰克逊称，暗杀前一刻金正站在阳台上跟音乐家本·布兰奇（B.Branch）交谈，布兰奇原定那晚在金出席的集会上演奏。金的最后一句话是：“本，请务必在今晚的集会上演奏《握住我的手，亲爱的主》。一定要淋漓尽致。”1968年4月4日星期四18:01，马丁·路德·金站在旅馆的二楼阳台上被子弹打中。子弹从右脸颊进入，打破了他的下巴，然后穿过脊椎，停在金的肩部。艾伯内西从汽车旅馆的房间内听到枪声后，跑出来发现马丁·路德·金倒在阳台的地板上。杰克逊声称在枪击后他曾抚摸著金的头，但是这一说法被金的其他同事否认了；后来杰克逊只说他曾“伸手援助”金。金被送往圣·约瑟夫医院，医生马上进行紧急胸腔手术。但是金并没有恢复知觉，19:05医生宣布死亡。根据传记作家泰勒·布兰奇（T.Branch）所说，金的验尸报告指出，只有39岁的金“有一颗60多岁的心脏”，布兰奇将这归因于13年民权斗争带给金的巨大压力。这次暗杀事件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种族骚乱，在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巴尔地摩、路易斯维尔、堪萨斯城和许多其他城市都发生了种族骚乱。总统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在前往印第安纳波利斯参加一次竞选集会时得知金的死讯。罗伯特·肯尼迪为参加集会的支持者们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说，告知他们金的死讯，并鼓励他们继续为金的非暴力抵抗理想奋斗。小詹姆斯·法默（James Farmer, Jr.）和其他民权领袖也呼吁继续进行非暴力行动，而激进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提倡更加强有力的回击。孟菲斯市很快按照有利于环卫工人的条件平息了罢工。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宣布4月7日为全国哀悼日，纪念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由于担心约翰逊总统出席葬礼可能会引发抗议甚至暴乱，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代表总统林登·约翰参加了当天的葬礼。依照金的遗孀科丽塔·斯科特的要求，葬礼上播放了金生前最后一次布道的录音，那是1968年2月4日金在埃比尼泽浸信会做的“乐队指挥家”（ "Drum Major"）布道。在那次布道时，金要求在自己的葬礼上不要提及他曾获得的奖励和荣誉，只说他曾试图“给饥饿者食物”，“给裸体者衣服”，“在越战问题上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以及“关爱人类并为之服务”。金的好友马哈丽亚·杰克逊在葬礼上演唱了金最喜欢的赞歌《握住我的手，亲爱的主》。马丁·路德·金去世两个月后，嫌疑犯詹姆斯·厄尔·雷（James Earl Ray）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被捕，当时他试图离开英国，前往白人统治的罗德西亚。当时他持有假的加拿大护照，化名为雷蒙·乔治·斯尼德（Ramon George Sneyd）。雷很快被引渡到田纳西州，被控谋杀马丁·路德·金。他在1969年3月10日承认杀害马丁·路德·金，但三天后，他否认了自己的供述。雷接受律师珀西·福尔曼的意见，承认犯罪，避免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雷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99年。后来詹姆斯·厄尔·雷声称他曾在魁北克蒙特利尔认识的一个男人（别名拉乌尔Raoul）此次暗杀，并说暗杀是一场阴谋。雷耗尽余生试图撤回认罪协议争取再审，但都失败了。雷的律师坚称雷是一个替罪羊，就像阴谋论者认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肯尼迪总统刺杀案中的替罪羊。该言论的支持者认为雷是在受到巨大压力和死刑威胁的情况下认罪的。他们承认雷是小偷和窃贼，但是他从来没有使用武器暴力犯罪的记录。但是多个美国城市的监狱记录显示他多次被指控武装抢劫而被关押。2008年詹姆斯·厄尔·雷的弟弟杰瑞·雷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时说詹姆斯反应敏捷，有几次武装抢劫后成功逃脱。杰瑞·雷还曾在一次抢劫中帮助过他的哥哥。“我没见过比他更大胆的人，”杰瑞如是说。“他直接走进去，拿枪指著别人，就像一件普通的日常小事。”那些怀疑此次暗杀是一场阴谋的人们指出虽然两次连续的弹道测试都证明凶器与雷的雷明顿步枪类似。但是这些测试并不能表明子弹确实出自雷的步枪。金被刺杀时的目击者说子弹并不是来自那个公寓，而是来自另外一个位置——公寓附近茂密的灌木丛后面——暗杀之后灌木丛就被砍掉了。但是，被证明发出枪声的那间浴室里很多物品上发现有雷的指纹（一支步枪，一副双筒望远镜，衣物，报纸）。含有雷的指纹的那把步枪也被证明在暗杀时至少有一颗子弹从枪筒中发射出来。1997年，马丁·路德·金的儿子德克斯特·金与雷见面，并公开支持詹姆斯·厄尔·雷争取再审。两年以后，法院判决劳埃德·乔尔斯和“其他不明同伙”对金的遗孀科丽塔·斯科特·金及金的其他家属进行非正常死亡赔偿。乔尔斯声称有人给他10万美元让他策划谋杀金。由6名白人和6名黑人组成的陪审团发现了对金家人有利的证据，他们发现乔尔斯参与了谋杀案而且和政府机构有关。威廉姆·F·佩珀代表金家人出席了审判。2000年，美国司法部完成了对乔尔斯言论的调查，但是并未发现证据支持对他的指控。调查报告建议不再进行进一步调查除非发现新的更可信的事实。乔尔斯的妹妹承认乔尔斯编造了暗杀故事，这样他就可以赚30万美元，而乔尔斯的妹妹为了得到钱来缴纳她的所得税反过来再证实这个故事。2002年，《纽约时报》报导一名名叫罗纳德·丹顿·威尔逊的牧师称自己的父亲亨利·克莱·威尔逊——并非詹姆斯·厄尔·雷——暗杀了金。罗纳德·丹顿·威尔逊说：“我父亲并不是出于种族主义杀了金；而是因为他认为金与共产主义有关，所以想把他干掉。”威尔逊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证实他的说法。马丁·路德·金研究者大卫·盖洛和杰拉尔德·波斯纳不赞同廉姆·F·佩珀的政府杀死了金这一说法。2003年，廉姆·F·佩珀出版了一本书，书中描述了案件的长期调查和审判，还有他曾作为詹姆斯·厄尔·雷的律师出席审判的事情，以及案件的证据和他对其他说法的批评。金的朋友和同事詹姆斯·拜威尔也不认同雷单独刺杀的说法，“一个不名一文的白人男孩绝不可能刺杀一个举足轻重的黑人领袖”。2004年，杰西·杰克逊说：事实上有人破坏游行。我们发现我们组织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拿着政府的工资。所以破坏者里应外合，再加上媒体的攻击……我永远都不相信詹姆斯·厄尔·雷有动机，有足够的钱和机动性来独自实施暗杀。我们的政府一定参与提供詹姆斯·厄尔·雷的行凶地点和退路。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为了削弱金作为民权领袖的势力，亲自下令监视金。根据丘奇委员会的说法，美国国会1975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从1963年12月直到1968年金被刺身亡，联邦调查局一直密切打击马丁·路德·金以使他的民权领袖身份形同虚设。”1963年秋，司法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授权联邦调查局继续监听马丁·路德·金并告知了总统约翰·F·肯尼迪，两位肯尼迪先生都曾试图劝说金与卷入美国共产党的纽约律师斯坦利·利维森绝交，但都失败了。尽管罗伯特·F·肯尼迪只是书面批准有限地监听金的电话“试行一个月左右”，但是胡佛扩大了权限，于是他的手下“肆无忌惮”地从金生活的方方面面搜集任何有价值的证据。联邦调查局在利维森和金的家中，以及金下榻的酒店房间都安装了窃听器。1967年胡佛将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列为黑人民族主义仇恨团体，并下令：“运用反情报技术，不放过任何一个利用这些团体高阶组织上或个人间冲突的机会，来瓦解目标团体，或者使他们名声扫地。”在一次代号为“尖塔”（Minaret）的秘密行动中，国家安全局监听了一些美国领袖，包括谴责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马丁·路德·金。国家安全局自身检讨认为“尖塔”行动“是肮脏的，如果不是非法的”。联邦调查局断定受共产主义思想渗透的金是危险人物，于是联邦调查局转而试图通过揭露金的私生活来败坏金的名声。一些公之于众的联邦调查局监视资料表明联邦调查局想要证明金多次出轨。林登·约翰逊总统也曾说金是一个“虚伪的布道者”。拉尔夫·艾伯纳西在他1989年出版的自传《隔离之墙轰然倒塌》（And the Walls Came Tumbling Down ）中写道“女人是金的弱点”，尽管他们都“理解并信仰圣经禁止婚外性行为。但是金当时确实很艰难，无法抵抗诱惑”。在后来的采访中，艾伯纳西表示他只是用了“风流”一词，并没有明确地说金有婚外性行为，而且金和其他女人来往是情感上的，而不是性的。艾伯纳西批评媒体炒作他关于金婚外情的说法，比如说媒体说他在书中承认金在被刺杀前一晚还发生了一夜情。而艾伯纳西书中的原意是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他看到金和一个女人一起从房间里出来，还说“他可能和那个女人讨论和辩论事情，想劝她加入运动。我并不知实情。”大卫·盖洛在1986年出版的《耶稣受难记》（Bearing the Cross）中提到了金的很多次婚外情，其中一件是与金几乎每天见到的一个女人发生的。据盖洛说，“他们的关系……渐渐发展成了金生活的情感核心，但是金在旅行中还偶尔和别的女人发生关系。”盖洛还说金把婚外情当成“减少焦虑的一种方式”。盖洛声称，金的滥交让他自己“很痛苦，有时候极其内疚”。金的妻子科丽塔看似对金的婚外情安之若素，曾说“他和其他女人的婚外情，在我们两人高层次的世界里，不值一提。”《耶稣受难记》（Bearing the Cross）发行后不久，民权作家豪威尔·莱恩斯给予了此书积极的评价，但是对于盖洛所说的金的性生活，他认为是“耸人听闻的”并指出盖洛只是“堆砌而不是分析事实”。联邦调查局将有关婚外情的报告发给行政部门、支持金的记者、金的潜在的合作伙伴、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的资金来源以及金的家人。联邦调查局还向金，发出了匿名信迫使金停止民权运动否则就把婚外情揭露出来。就在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之前，金还收到了一封匿名威胁信。下面是这封信的一部分：美国公众以及帮助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的教会组织将知道你是个什么人——一头邪恶的野兽。那些支持你的人也会知道。金，你完蛋了。现在你只能做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你只有34天来做这件事（这一确切是天数有其特定的原因，它有一定的实际重要性）。你完蛋了。你只剩一条路可走了。在全国人民知道你的肮脏奸诈之前，你最好走上这条路。跟这封信一起送来的是，从联邦调查局的窃听记录里摘出来的一盘金的几个婚外情人的录音。金认为送来的这些东西是为了迫使他自杀，尽管美国国内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威廉姆·沙利文当时认为它们只是为了“劝说金博士辞去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主席职务”。然而金没有被联邦调查局的威胁吓倒。1977年法官小约翰·刘易斯·史密斯下令把联邦调查局监听金的所有录音材料和笔录文件封存在国家档案馆，直到2027年方可解禁。在洛林汽车旅馆对面，紧挨着雷所住的公寓有一个消防站。警员驻守在这个消防站监控金。在金被刺杀时，特工正监视着他。刺杀发生后，警员很快从消防站冲向汽车旅馆。卧底警员马瑞尔·麦科洛第一个对金实施了急救。金和联邦调查局之间的对抗，没有全方位缉拿凶手，警察出现在暗杀现场附近，种种迹象导致了民众怀疑联邦调查局参与了暗杀行动。金最主要的遗产就是促进了美国民权进步。金被暗杀之后几天，国会通过了1968年的《民权法案》。该法案的第八章，俗称公平住房法（Fair Housing Act）禁止在进行房屋供给和与房屋供给有关的交易中依据种族、宗教和原国籍（后来又添加了性别、家庭状况和残疾）来区别对待。这项法案被认为是金最后几年斗争反抗美国住房歧视的一项贡献。国际上，金的遗产包括对黑人觉醒运动和南非的民权运动产生的影响。争取种族平等的南非领袖艾伯特·卢图利参考了金所做的工作，并把它当作一种激励，后来卢图利也被授予诺贝尔奖。金被刺后第二天，艾奥瓦州赖斯维尔的小学老师简·艾略特在她的班级开展了第一次“蓝眼睛/棕眼睛”活动。简·艾略特此举是为了帮助学生们理解金的死亡与种族主义有关，因为生活在以白人为主的社区里，这些学生并不理解这件事。金成为了美国进步史上的一个国家标志。金的遗孀——科丽塔·斯科特·金沿着丈夫的足迹，继续为社会平等和公民权利奋斗直到2006年逝世。马丁·路德·金去世的那一年，科丽塔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建立了马丁·路德·金中心，致力于保护金的遗产和倡导全球性非暴力解决冲突和宽容所做的工作。他们的儿子德克斯特·金担任了该中心的主席。他们的女儿尤兰达·金是一名激励人心的演说家、作家和更高境界培训公司（Higher Ground Productions）的创始人，该公司专业从事多元化培训，她死于2007年。甚至金家庭的内部成员都在金对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以及变性人的宗教和政治看法上有分歧。金的遗孀科丽塔公开表示她相信金会支持同性恋权利。但是，金最小的孩子伯尼斯·金曾说金会反对同性恋婚姻。1968年2月4日，在埃比尼泽浸礼会教堂，谈到他希望死后如何被人怀念时，金说：我希望有一天人们会说马丁·路德·金为服务他人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我希望有一天人们会说马丁·路德·金试着去爱他人。我希望有一天你们会说我在越战问题上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希望有一天你们会说我给饥饿者食物，给裸体者衣服。我希望有一天你们会说我慰问那些被关在监狱里的人。我希望有一天你们会说我关爱人类并为之服务。是的，也许你们会说我是一个乐队指挥。说我指挥的是公平之曲，和平之曲，正义之曲。所有其他肤浅的东西都不值一提。我将不会留下金钱和精致奢侈的遗产。坚定奉献的一生将是我唯一的遗产。从1971年开始，一些州和城市如圣路易、密苏里确立了“马丁·路德·金年度纪念日”。1983年11月2日总统罗纳德·里根在白宫玫瑰园签署法案建立联邦假日来纪念金。第一次放假是1986年1月20日，被称为“马丁·路德·金日”。下一任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1992年宣布，“马丁·路德·金日”定在每年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一，这一天接近金的生日。2000年1月17日，美国全部50个州第一次正式庆祝马丁·路德·金日。亚利桑那州（1992年），新罕布什尔州（1999年）和犹他（2000年）是最后三个承认这一节日的州。犹他州以前以“人权日”的名义庆祝这一天。美国圣公会教堂在每年4月4日——金的忌日以年度斋戒日的方式纪念殉道者金。而美国福音路德教会在每年1月15日——金的生日以做礼拜的仪式纪念金。金一生被各学院和大学授予了至少50个名誉学位。1964年10月14日，由于他领导美国民众非暴力抵抗种族不平等的卓越贡献，金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1965年，为“推进人类自由原则所做的特殊贡献”，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授予金美国自由勋章。在领奖词中，金如是说：“自由是一件事。如果不全部拥有它，你就不自由。” 1957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授予金斯平加恩奖（Spingarn Medal）。两年之后，他的书《迈向自由：蒙哥马利的故事》（Stride Toward Freedom: The Montgomery Story）获得了安斯非尔德-沃尔夫图书奖（Anisfield-Wolf）。1966年，为表彰“他对偏见的勇敢抵抗以及为提升社会公平和人类尊严而做出的终生贡献”，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授予金玛格丽特·桑格奖。同一年，金当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的成员。1971年，金的“我为什么反对越南战争”被追授格莱美奖最佳诵读专辑奖。 1977年，总统吉米·卡特追授予金总统自由勋章。嘉奖辞如下：马丁·路德·金是他们那一代的良心。他凝视着种族隔离的高墙，看到只有爱的力量可以将其推倒。为了实现国父们对我们卑微的国民所做的承诺，他不畏艰难竭尽全力，他激昂雄辩的演说辞中渗透着他的美国梦。我们的国家因他而更加美好，更加强大。他的梦想支撑着我们。2004年金及其妻子被授予国会金质奖章。在盖洛普20世纪最受推崇人名单中，金名列第二。1963年，金被评为时代年度风云人物，2000年在《时代》杂志发起的在线调查“世纪人物”中，金名列第六。在发现频道和美国在线举办的“美国伟人”中，金排名第三。在美国，超过730个城市有名为“马丁·路德·金”的街道。1986年华盛顿州为纪念金再次命名“金县”，并在2007年把金县的徽标改成了金的头像。为纪念金，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的市政府中心也以金的名字命名。1980年，美国内政部将金少年时期亚特兰大的家和附近的几座建筑物指定为马丁·路德·金国家历史遗址。1996年，国会授权Alpha Phi Alpha联谊会（金曾是其中成员）建立一个基金会来管理基金筹措和设计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马丁·路德·金纪念碑。金是第一个非裔美国人和第四个非总统人士在国家广场上拥有自己的纪念碑。2011年8月，由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的马丁·路德·金纪念碑向世人开放。纪念碑位于华盛顿特区西南部1964独立大道，这个大道是为了纪念1964年通过的《1964年民权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