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田精（日语：前田 精／まえだ ただし */?，1898年3月3日－1977年12月13日），大日本帝国海军将领，最高军衔为海军少将，曾于1945年8月向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领袖苏卡诺、穆罕默德·哈达等人借出自己在雅加达的寓所，协助他们草拟《印度尼西亚独立宣言》，在印尼独立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退役后曾与印尼企业合作从事石油业，但是并不成功。
前田于1898年3月3日出生在日本鹿儿岛县姶良郡加治木村（今属姶良市），出身自前武士家庭，父亲是一名校长。他在18岁时入读海军兵学校，至1918年11月21日毕业，成为旧日本海军的少尉实习生。之后他成为航海员，并于1930年以大尉的身份在军令部（海军参谋部）三班五课任职，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半。
1932年，前田转到大凑要港部（日语：大湊警備府）担任副官参谋，至1934年为止，期间他的妻子逝世，此后他终身没有再婚。他在1937年初成为第4战队司令官小林宗之助（日语：小林宗之助）的副官，随足柄号重巡洋舰代表日本前往英国斯彼德海德（英语：Spithead）参与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的阅舰仪式。之后他还担任过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兼第1舰队司令长官吉田善吾（英语：Zengo Yoshida）和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长谷川清的副官。
他在1940年奉派到荷兰担任日本公使馆武官，并于同年10月随团前往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进行贸易谈判，试图迫使荷属东印度政府向日本提供石油等战略物资、并向日本开放口岸。此外，他也奉命收集荷方情报，并与西嶋重忠（英语：Shigetada Nishijima）等日本平民合作，在土著（英语：Native Indonesians）社群建立第五纵队。他在1941年中返回日本，就任军令部三部七课长，成为其兄长前田稔的下属。
前田曾在新几内亚战役期间派驻西巴布亚，负责当地事务，并于日军占领东印度群岛之后，在1942年8月调任驻巴达维亚（雅加达）在勤武官，负责第16军和位于望加锡的西里伯斯海军民政部之间的联络工作。1944年10月日本首相小矶国昭发表小矶声明（日语：小磯声明），宣布将容许东印度群岛独立后，前田设立了一家名为“印度尼西亚独立养正塾”（Asrama Indonesia Merdeka）的学校，旨在为印尼培养新一代领袖。
1945年8月15日，前田向到访其官邸的独立运动领袖苏卡诺、穆罕默德·哈达和阿赫马德·苏巴佐（英语：Achmad Soebardjo）确认日本投降的消息，不过这不是正式宣布。第二天清晨，一群青年民族主义者（）掳走苏卡诺和哈达，把他们挟持到位于雅加达东方的冷卡斯登歌罗（印尼语：Rengasdengklok, Karawang）（今属西爪哇省加拉横县（英语：Karawang Regency））。前田在几个小时后得悉事态，并在保证青年民族主义者不会被日本宪兵逮捕之后，提出在自宅进行谈判。前田既忧虑仍然驻守在东印度群岛的日军镇压民族主义者，同时希望进行有秩序的政权交接，因此他决定推动《印度尼西亚独立宣言》的起草。经过苏卡诺、哈达、前田，以及奉命在投降前维持占领地现状的军政监部（军政府）之间的谈判，军政监部同意在秩序得到维持，以及日本人置身事外的前提下，容许苏卡诺、哈达等人起草《独立宣言》。
8月17日凌晨，苏卡诺、哈达、苏巴佐、前田、西嶋、吉住留五郎（英语：Tomegorō Yoshizumi）和三好俊吉郎（印尼语：Shunkichiro Miyoshi）（军政监部代表）都来到前田的官邸，草拟《独立宣言》的内容。各方议定宣言内容后，苏卡诺等人便在当天早上向公众宣布印尼独立。前田（和西嶋）还准许民族主义者使用海军武官府的印刷所、电报系统和电台广播把独立宣言的文本传播到印尼各地。后来盟军当局以未能维持现状为由，把前田和属下的参谋人员逮捕，并移送到日本的军事法庭审判，结果军事法庭在1947年裁定他无罪释放，他的军事生涯亦告一段落。
前田、西嶋和三好先后在1950年代出版回忆录，讲述自己如何参与印尼独立的过程。虽然苏卡诺曾经在1958年访问日本期间再次与前田会面，不过他不满上述三人撰写的回忆录内容，于是在1959年8月17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否定了他们对印尼独立的贡献，同时反驳1945年以来的独立战争由日本人制造的观点，并表示自己希望淡忘当年与日本人合作达成独立的事迹。
战争结束后，前田曾经在日本开设多家企业，但是由于经营不善，因此都不成功。1962年西新几内亚争议（英语：West New Guinea dispute）平息后，苏卡诺接受了前田的提议，准许日资企业恢复在多贝拉伊半岛的石油开采活动。前田在派驻当地期间就已经发现到在这个地区开采石油的潜力，此前还曾经和印尼国家石油公司（Perusahaan Minyak Nasional, Permina；印尼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英语：Pertamina）的前身之一）合作输出印尼的原油，并与一家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尼共）控制的公司展开有关方面的合资项目，不过他参与的很多合资项目仍然破产收场。晚年的他过着穷困而隐蔽的生活。
1973年，前田获邀前往印尼接受三级功绩勋章（印尼语：Bintang Jasa）。他在1977年12月13日逝世后，印尼外交部长亚当·马利克（英语：Adam Malik）向日本致唁电，感谢他协助草拟《独立宣言》的功劳，并肯定他在印尼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必将永载史册。
印尼独立后，当地某些政治团体（特别是跟苏丹·夏赫里尔有关系的团体）批评“印度尼西亚独立养正塾”是反共渗透份子的训练营，试图借此质疑前田对印尼独立的贡献。他的旧部下西嶋则认为前田公然和印尼共产党的关系企业进行合资项目的行为显示出他在政治上是一个幼稚的人。另一方面，印尼共领袖维卡纳（英语：Wikana）的著作直接指出前田对印尼独立的支持是真诚的，其他人也指出前田经常出面拯救被日本宪兵怀疑的印尼人。英国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前田跟其他倒戈支持印尼独立的日军军人都认为，长远而言，日本人协助印尼独立的行为对未来两国的关系（英语：Indonesia-Japan relations）是有利的。
前田在雅加达的官邸已由印尼政府辟为独立宣言起草博物馆（英语：Formulation of Proclamation Text Museum）的馆址，并于1993年列为文化资产（英语：Cultural properties of Indones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