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群体或连续集体是女性主义学者艾里斯·玛丽恩·杨在其1994年的《性别连续性（Gender as Seriality）》一文中用来描述女性类别的重新概念化的术语。艾里斯·玛丽恩·杨借用了尚-保罗·沙特的《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中连续群体的概念，他最初提出了描述个人和社会阶级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体系之间关系的观点。将女性理解为连续群体而不是一个团体，需要认识到女性的类别不是由任何共同的生理或心理特征所定义的。相反，个体被连续性的物质和非物质社会结构定位为女性，这些结构是以前人类行为的产物。
在尚-保罗·沙特的定义中，一个团体是由一群人，他们在一个共同的项目中自觉地承认到自己是一个统一的关系。拥有共同的目的并且相互承认是一个团体的主要特征。公会，阅读团体，成瘾支持团体和虐待动物预防组织都是团体的例子。
与一个为了一个团体的存在而积极努力相比，连续群体描述了由于现有环境及物质条件导致习惯性地约束和教育的群居生活层面。在这样环境下，人们被客体化，习惯这些惯例约束和被动的统一。他们的习惯表现就是围绕着与自己相同的客体的行为。例如，排队等候公共汽车的人，广播听众，监狱囚犯和街头戏剧观众都是连续群体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个体透过对环境中现有条件和结构的回应而面向相同的目标，这是过去人类行为和决策的集体遗产。具体来说，停止和继续观看街头戏剧表演的人的行为可能受限制于与他们是否观看的现有条件的影响。例如，在街头表演的社会可接受性，表演者的诱人服饰，演员之间的高失业率，公共广场的存在，社会对他们作为观众角色的期望。连续群体的成员是匿名和孤立的，虽然不是独自一人，但是连续群体的个体在追求自己的行为的同时通常会考虑其他成员的预期行为。例如，公共汽车的乘客可能会选择避开高峰时段的交通。连续群体的成员可以互相替换成不相同的成员，影响着连续群体条件的客体。从无线电节目广播者的角度来看，一个听众可以与另一个听众互换。
团体和连续群体是相关的，因为团体在连续化的背景下产生，并且分散以回归到连续化状态。换句话说，团体是个人对共同条件的反应的产物。艾里斯·玛丽恩·杨给出了一个例子，在公共汽车站牌的通勤者如果看到公共汽车一直未到站，他们将自己组织成一个团队来招呼出租车，并向公共汽车公司投诉等。
艾里斯·玛丽恩·杨将女性重性定义为一个连续群体，试图为女性主义论述中的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围绕着所有女性作为一个类别的团体。这个问题存在于两个相互冲突的立场之间的两难境地：
一方面，出于实际的政治原因，能够将女性视为一个团体是很重要的，围绕着女性类别的人将女性政治主义组织化。这种概念化是取自于作为运动中的根本存在。此外，女性的类别是必要的，以便将压迫和不利的情况的解释成在社会结构化，制度化的过程时有系统性的施加在女性（或任何社会团体）身上，而不是自然或独特的状况。
另一方面，女性的类别充满了本质化，规范化和排斥的问题。正如Elizabeth Spelman所指出的那样，社会范畴是带有特权阶级和从属阶级潜在表达的结构。通过这种方式，女性主义理论经常将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女性的经历视为所有女性的代表，排除不是那么特权的观点。Chandra Mohanty认为，女性的类别会产生一种连贯的，同质的团体的错误印象，这导致错误地认为所有女性都同样既被压迫又无能为力，而不是讨论关于压迫产生的具体疑问，而这些疑问可以通过实证来研究。Judith Butler甚至认为，定义这样一个性别类别的行为正是产生规范化的特征，这些规范化赋予某些观点并排斥其他观点。
女性作为一个连续群体的思考解决了这些概念问题。它允许一个人有意义地使用该类别，同时避免错误地将女性视为一个团体进行错误的本质化。另一群本质主义者试图透过共同的生物学特征的方法来定义女性，当人们想到跨性别、性别酷儿、或双性人时，显然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对于女性的连续群体的概念也将性别的构想与个人的身份认同分开，因为它将性别定义为一套先前存在的社会力量作为审视每个人的一种方式。这种态度并未让每个人应对这些压力时提出任何表态途径。实际上，性别作为连续群体的概念源自于其不是试图对某些个体进行全面定义这一事实，而是承认个体存在于以特定方式约束和教育其行为的结构中。
艾里斯·玛丽恩·杨认为，连续群体的概念也可以适用于种族或国籍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是由历史条件引起的。例如奴隶制度和国家建立计划。这也有助于限制和影响个人在日常生活和习惯方面的行为。
Young, Iris M. "Gender as Seriality: Thinking about Women as a Social Collectiv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19:3 (1994), p. 713-738 (subscription is required to access artic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