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保改革

天保改革（1841－1843年）是日本的德川幕府在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在位时期，针对江户时代晚期，动摇著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的商业化发展，及当时第一次中英战争为远东带来的紧张局势，所作出的改革。由老中水野忠邦以将军名义推动。改革的方针及措施是将经济问题理解为道德问题，以提倡复古纯朴的民风作为手段来抗拒商业化，以致改革最后并无法复兴德川幕府，反而催化其衰落。受到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的支持，首席老中水野忠邦以俭朴节约的重农主义作为基本、参照以往德川幕府的内部改革──包括享保改革（1716‐1745）及宽政改革（1787—1793）进行施政，将经济问题及其带来的社会结构瓦解理解为道德沦落问题，企图以复古的手段，包括节约、加税、改铸货币、限制商业及人口流动来对抗江户时代商业急速发展对江户幕府所依赖的农业经济带来的冲击。加上天保大饥荒伴随的武装起义和破坏、大盐平八郎之乱引起国内普遍对幕府统治的不安、第一次中英战争显示西方对远东地区的威胁，显示江户幕府的统治受到大程度的威胁，幕府于是借经济改革做为中心，推而广之进行纲纪整顿及军制改革以解决上述问题。改革由水野忠邦及其心腹鸟居耀藏一起推行，改革历时约三年，直到水野被罢免为止。鉴于当日官僚系统腐败，贿赂横行，故此天保改革中有裁撤官员的措施，共68名旗本及864御家人被处以没收领地、免职及调迁等处分。最著名为罢免水野忠笃、林忠英、美浓部茂育三个在家齐年代的权臣。实施《上知令》，迫使在江户及大阪周遭的大名及旗本交出封地作幕府直辖地，转封他处；水野更率先上交112石领地作榜样。在1841年颁布《祭礼紧缩令》，限制各种祭祀规模，并禁止生产、贩卖及消费奢侈品，限制包括金银器具、建筑、赌博、出版及暗娼。幕府的收入的基础在于来自农村的地租，但由于货币经济的发达，农村人口大量移入城市，地租减少。因在1843年颁布《人返令》，禁止农民流入江户及强制在江户的农民归乡，以稳定收入来源。工匠须持有官府许可证才可进入江户。发展大规模农田水利，鼓励城市无家无业者返乡耕作。为了稳定腾贵的物价，解散10类“株仲间”（批发商会），又禁止囤积居奇，以打击商人垄断，促进经济的自由度。可是扰乱以株仲间为中心的贸易系统后，反而导致经济不景气。又强迫富商缴交“公务税”，以增加幕府收入。发布《相对济令》及《弃捐令》，加强对物价及金融的控制，包括限制当铺利息由15%减至12%，亦加以限制工资及物价。改铸货币，立法强制规定金、银、铜钱比价，免除幕府的半数债务及武士的高利贷。因第一次中英战争中清廷战败，重申允许对误入日本的外国船只进行补给，改变以往对异国船只一律抵抗的强硬姿态，幕府又任命江川英龙、高岛秋帆引进西洋炮术，并加强江户湾及伊豆岛的海防；老中阿部正弘取代水野忠邦后，又设立讲武所及军舰教授所。施行《俭约令》，对町人娱乐文化，如浮世绘、歌舞伎、通俗文学加以限制。譬如迁移江户郊外浅草的戏棚、封闭曲艺场、歌舞伎演出者第七代市川团十郎和通俗文学作者为永春水和柳亭种彦被幕府处分，禁止在1841年焚毁的繁华商业街中村座复建。歌舞伎演出者外出时须强制穿着斗笠，以免过于瞩目。一方面，幕府对商人的压制引致大阪等地富商势力的抵制；《人返令》等法令又对手工业、人口流动及工资物价的限制，既赶绝农民出城的生计，又加深各阶层生活的困境，造成广泛的不满。此外，鉴于推行《上知令》令京阪及江户一带的大名及武士失去领地，更引起这群最支持幕府统治的谱代大名及旗本武士对幕府的强烈反感。除了武士及农民对改革不满，改革的一些措施如节约政策也干扰著大奥的运作，引起将军府后宫的不满。特别当时掌管大奥的御年寄姊小路和下任将军生母本寿院的顽强抵抗。于是改革在加深幕府的统治危机及主持人倒台下，水野忠邦被罢免，改革亦宣告失败。由于改革实行一连串繁杂又不合经济运作的行政措施，又对大奥的运作深入干扰，引致了社会各阶层生活受到扰乱。另外水野下台后株仲间再度复兴，显示幕府对商业资本的政策不能贯彻始终，对幕府的统治体制来说等同开下恶劣的先例，打击了幕府的统治权威，加速了幕府的衰退。另一方面，相对于同时期长州藩、萨摩藩及佐贺藩根据各自国情及早实行了适应商业化的改革，使位处西南外样大名纷纷崛起成为“强藩”，天保改革的失败令幕府与各强藩实力差距拉近，失去统御各藩的优势，财力及军力的增长使各强藩更不甘受制于幕府的专制体制，当日后外部危机加剧时，西南各藩要求对国家大政有更大发言权，进而成为推动全国改革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