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新公园

二二八和平公园，原名为台北公园，后改称台北新公园，是一座位于台湾台北市中正区的公园，北起襄阳路、南至凯达格兰大道、西为怀宁街、东为公园路，占地71,520平方米，邻近总统府、外交部、台北宾馆、台大医院等主要机关建筑。二二八和平公园范围内，过去在清治时期，除了光绪14年（1888年）落成的台北大天后宫（位于今国立台湾博物馆南侧水池）之外，其余地带皆为一片荒芜，未有太多开发。日治时期，日本政府开始着手计划辟建稍具规模的都市公园。此公园起建于明治32年（1899年），直到明治41年（1908年）初步落成，成为台湾第一个承袭欧洲风格的近代都市公园，由于已移作他用的台北大天后宫尚未拆除，故当时此公园之范围仅为今日范围的南半段。此公园原名为“台北公园”，由于此公园的兴建与落成时间，皆晚于明治30年（1897年）落成的圆山公园（台北第一座大型公园），所以改名为“台北新公园”。台湾总督府于大正2年（1913年）执行“市区改正”，拆除台北大天后宫，并在台北大天后宫原址北侧兴建“儿玉·后藤纪念馆”（今国立台湾博物馆），于大正4年（1915年）完工，且公园的腹地亦随之向北拓展，整体格局就此确立。由于公园位置邻近台湾总督府等行政机关与日本内地人聚居地，因此经常成为政策活动的举办地点。在昭和10年（1935年）底举办的台湾博览会当中，新公园亦为主要会场之一。园内也曾建有祭祀日本学问之神菅原道真的“台北天满宫”。二次大战后中华民国于民国34年（1945年）接管台湾，民国36年（194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爆发，当日下午大批愤怒群众冲入公园内的“台湾广播公司”厅舍（今台北二二八纪念馆），对外播音发出控诉，成为全台反抗活动蜂起的开端，之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之行政长官陈仪也多次于该电台透过广播向民众喊话，这一层与二二八事件的历史关联，在将近五十年后成为公园改名的缘由。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代左右，新公园西侧的怀宁街曾经有众多临时路边摊贩沿着公园边缘汇集，贩卖各式小吃与饮品，其中以“公园号酸梅汤”最为著名，与之齐名的则是位于怀宁街与衡阳路口“三叶庄旅店”（现已改建为商业大楼）的“三叶庄冰淇淋”。公园号酸梅汤后来搬入三叶庄旅店对面的店面，并持续营业至今，而三叶庄冰淇淋则已随着旅店的停业与拆除而消失。民国53年（1964年）双十国庆，一架F-104撞到公园中的中广天线，油箱掉落造成公园路上有三名民众死亡，以及导致在土城上空时两名林鹤声、王干宗僚机坠机。民国85年（1996年）2月28日，适逢竖立于新公园内的二二八和平纪念碑正式揭碑，以及基于历史上的意涵，在时任台北市长陈水扁主导下，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公园”，并于隔年在公园内设立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成为一个追溯历史、抚平伤痛的纪念公园。民国104年（2015年）3月6日10时30分，四名来自中华爱国同心会的破坏者，推著自制推车，贴满“228不是官逼民反”、“228是台湾大屠杀”、“欢迎参观228杀人抢劫强奸罪犯记（应为纪）念馆”标语，前往228纪念馆前抗议，门口石砖地上被喷一个大大的“杀”字，成员大声辱骂“228是杀人凶手”、“228都是强奸犯”、“外省人都没获得赔偿”。二二八和平公园内，除了位于北侧的“国立台湾博物馆”、位于中央的“二二八和平纪念碑”以及位于东南侧的“台北二二八纪念馆”外，还有自日治时期即辟建的露天音乐台、拱桥、造景池塘及绿地步道等；二二八纪念馆附近的中国式庭台楼阁则为战后新建。其中露天音乐台战后经扩大改建，成为半圆顶型舞台今貌，1970年代末期曾经成为民歌演唱的主要场所。由于公园地理位置特殊，有着不同时代与政治环境下所“建设”的设施，还陈设了许多古迹、文物与艺术品。包括：由于二二八和平公园临近博爱特区，因此为围墙、栏杆所环绕。虽然曾有人提出拆除的主张，但至今未能实现。后来增设的台北捷运台大医院站出入口，也特别在靠近公园侧设置大门，这样的情形在台北市的公园中相当少见。不过，与本公园隔着凯达格兰大道相对的介寿公园，情形则大不相同，园内没有设置围墙或栏杆；而遇到特殊情况，公园有封闭的必要时，则以拒马、蛇笼阻隔。纪念碑碑文历时壹年，近30次会议字斟句酌，共642字，全文如下：二二八和平纪念碑碑文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消息传来，万民欢腾，庆幸脱离不公不义之殖民统治。讵料台湾行政长官陈仪，肩负接收治台重任，却不谙民情，施政偏颇，歧视台民，加以官纪败坏，产销失调，物价飞涨，失业严重，民众不满情绪濒于沸点。1947年2月27日，专卖局人员于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缉私烟，打伤女贩，误杀路人，激起民愤。次日，台北群众游行示威，前往长官公署请求惩凶，不意竟遭枪击，死伤数人，由是点燃全面抗争怒火。为解决争端与消除积怨，各地士绅组成事件处理委员会，居中协调，并提出政治改革要求。不料，陈仪颟顸刚愎，壹面协调，壹面以士绅为奸匪叛徒，迳向南京请兵。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闻报，即派兵来台。3月8日，二十壹师在师长刘雨卿指挥下登陆基隆。10日，全台戒严。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及宪兵团长张慕陶等人，在镇压清乡时，株连无辜，数月之间，死伤、失踪者数以万计，其中以基隆、台北、嘉义、高雄最为惨重，事称二二八事件。斯后近半世纪，台湾长期戒严，朝野襟若寒蝉，莫敢触及此壹禁忌。然冤屈郁积，终须宣泄，省籍猜忌与统独争议，尤属隐忧。1987年解严后，各界深感沈疴不治，安和难期，乃有二二八事件之调查研究，国家元首之致歉，受难者与其家属之补偿，以及纪念碑之建立。疗愈社会巨创，有赖全民共尽心力。勒石隽文，旨在告慰亡者在天之灵，平抚受难者及其家属悲愤之情，并警示国人，引为殷鉴。自今而后，无分你我，凝为壹体，互助以爱，相待以诚，化仇恨于无形，肇和平于永恒。天佑宝岛，万古长青。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谨立。二二八和平公园（旧称“新公园”）曾是台北市男同性恋族群主要的聚集场所之一，被昵称为“公司”（有每天要去打卡上班的隐喻），在早期资讯不发达、多元性别文化意识尚未抬头时，是部分男同志们视为归属及建立性别认同的空间场域，然而当时台湾同志族群相关历史与性别文化极少受到重视，同性恋族群在此进行社交活动的历史已不可考。知名作家白先勇的文学名著小说《孽子》中的场景，正是以该公园与同志族群作为舞台及故事发展。 王志弘在《台北新公园的情欲地理学：空间再现与男同性恋认同》中分析：“这个同性恋及剧场所里的不同群体，在空间上占有不同的位置，也有不同程度的领域控制感。”从莲花池的高高在上，到八角亭的位高权重，到大树下的安稳舒适，以及散落各处的无主晃荡，最后是遮掩隐藏的躲在边缘，随着来到公园的时间长短及地位高低，新公园里充斥的历史遗迹划分了《孽子》一文中的各个青春鸟们在这封闭而黑暗的王国里的地位。台北二二八纪念馆露天音乐台急公好义坊铜牛铜马坐标：25°2′30″N 121°30′53″E / 25.04167°N 121.51472°E / 25.04167; 121.51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