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戈·卡托迪克罗摩（印尼语：Marco Kartodikromo，1890年－1932年3月18日），笔名马斯·马尔戈（Mas Marco），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记者、作家。
卡托迪克罗摩出身自布洛拉一个地位寒微的贵族家庭，第一个雇主是国铁公司，后来因为厌恶国铁公司的种族主义行径而在1911年辞职，并前往万隆担任《绅士论坛》的记者。一年后他来到日惹，参加《沙拉多摩报》和《世界行动报》这两份报刊的编务，并开始撰文批评殖民政府，结果被殖民政府判囚。到荷兰当记者当了一段时间之后，卡托迪克罗摩不但继续在从事新闻事业的同时抨击政府，还发表了几部文学作品。他在1926年参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动的起事之后被流放到巴布亚波文迪古尔的集中营，至1932年染上疟疾，在集中营病逝。
卡托迪克罗摩习惯以马来文写作，在国营出版社图书编译局试图规范马来文的时候试过采用新式的词语。左派文学评论家巴格里·西里格尔指出他是第一个公开抨击荷兰殖民政府和本国传统封建制度的印尼作家；荷兰殖民政府看到他积极的批判言论，却斥责他是一个“疯子”，可以触发土著社会的动乱。
卡托迪克罗摩在1890年生于荷属东印度中爪哇省日巴拉-南望府布洛拉，出身自地位寒微的贵族家庭。他在15岁的时候加入东印度群岛的国营铁路公司——荷属东印度铁路公司，在三宝垄任职，却在1911年选择离职，因为他厌恶公司奉行的种族主义政策（例如按照种族身份制定薪资水平）。
之后卡托迪克罗摩来到万隆（今属西爪哇省），在迪尔托·阿迪·苏里约经营的《绅士论坛》报社（）找到一份工作。1912年荷兰殖民政府把这家报社查封，于是卡托迪克罗摩来到日惹，加入穆斯林商人的组织伊斯兰联盟，并在伊斯兰联盟资助的周报——《沙拉多摩报》（）的编辑部任职。他在1914年和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集托·芒温库苏莫、达纳库苏莫（Darnakoesoemo）创立土著新闻工作者联盟（Inlandse Journalisten Bond），在领导这个组织的同时兼任机关报《世界行动报》（）的主编，并于同年发表三卷本小说《疯狂》（）；由于小说内容带有种族主义色彩，所以《世界行动报》和总部位于泗水，由华人经营的报刊《春秋》（）展开了一场持久的论战。
卡托迪克罗摩在《世界行动报》任职期间曾经撰文抨击荷兰殖民政府的土著事务顾问R·A·林克斯（R.A. Rinkes），还在社评中指出比起他们征服的土著，荷兰人更爱自己。他在1915年1月26日被荷属东印度律政署以继续发表反荷社论为由立案调查；本来他打算筹募旅费，前往位于海牙的荷兰国会抗议这次调查，却没有成功。结果法院裁定卡托迪克罗摩从事革命活动，触犯了法律，判处监禁9个月。他在姆拉登监狱服刑100天之后就因为公众的抗议而提早出狱。他在《世界行动报》宣告破产之后改任《沙拉多摩报》的主编。
过了不久，日报《新闻记事报》（）的主编古纳万（Goenawan）选中卡托迪克罗摩，并把他派到荷兰，担任该报的记者。他在荷兰待了五个月，从1916年年底待到1917年年初，期间他发表了一部称为《第一本传播手册》（）的著作。回到印尼之后，卡托迪克罗摩出任《新闻记事报》的编辑，并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定居。不到一个月，他就因为自己的写作再次入狱。
卡托迪克罗摩在1918年2月21日出狱，之后他到三宝垄担任伊斯兰联盟的专员，和司马温共事，还参加报章《爪哇之光》（，后改称《东印度之光》）的编务。同年卡托迪克罗摩在一场会议中指出印尼有两种报刊，一种报刊从事斗争，反对奉行帝国主义的荷兰，称为“黑色报刊”（），另一种报刊致力压榨印尼人民，称为“白色报刊”（）。
他在1918年发表小说《大学生希佐》和诗集《香料诗篇》（），其中《大学生希佐》以双线式叙事的方式，一方面讲述一个年轻的印尼学生在印尼有一个未婚妻，到荷兰留学的时候却和别人相恋，另一方面则讲述荷兰行政官威廉·瓦尔特的感情生活。这部小说本来是连载小说，一年后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
卡托迪克罗摩又在1919年发表另一部小说《玛塔哈里亚》（），这部小说改编自荷兰间谍玛塔·哈里的生平。他在同年12月15日离开《东印度之光》，并开始为林务工会“护林兵”（Wono Tamtomo）的机关报《勇士》（）担任主编。他在《勇士》发表了一篇名为〈森铎的诗〉（）的作品，却因此被殖民政府判囚6个月。他在1921年迁往沙拉迪加，继续从事新闻事业，之后又因为另一篇作品被殖民政府判囚两年，在巴达维亚服刑。
卡托迪克罗摩在1924年发表小说《自由的激情》（），讲述一位贵族出身的年轻人违抗被殖民政府操控的父亲，追求个人自主的故事。过了不久，他又发表了两部作品，一部是小说《御果之镜》（），另一部是剧本《群众在前进》（）。
卡托迪克罗摩在1926年被流放到巴布亚波文迪古尔，原因是他不但发表作品攻击殖民政府，还参加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1926年发动的起事。他在1932年3月18日因感染疟疾在流放地病逝。
卡托迪克罗摩发表的小说多数在万隆或者泗水取景。他是印尼早期的社会主义写实主义作家；和同期大多数民族主义作家一样，他习惯以马来文（现代印尼文的前身）——而不是自己的母语爪哇语——写作，不过他也写过几篇爪哇文文章。他在官营出版社图书编译局试图规范马来文的时候进行过一次语文实验，采用以前没有人用过的词语、词组和场景。
社会主义文学评论家巴格里·西里格尔指出《大学生希佐》取材自卡托迪克罗摩旅居荷兰的经历，还指出和把作品交给图书编译局出版的作家不一样的是，卡托迪克罗摩极力反对“白人优越主义”，并在作品中描写“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败坏和荷兰殖民者的堕落”，达到批判白人优越主义的目的。
由于卡托迪克罗摩致力批评荷兰，所以他的著作屡为东印度群岛的殖民政府查禁。殖民政府在回应卡托迪克罗摩在《世界行动报》提出的批评的时候，形容他是一个“疯子”，可以触发土著社会的动乱。卡托迪克罗摩自己乐于引诱殖民政府，还鼓励读者和他一起批评荷兰人“管理不善，反复无常”的特质。
西里格尔认为卡托迪克罗摩是第一个公然批评荷兰殖民政府和本国传统封建制度的印尼作家，还指出他是第一个在作品中自觉描写阶级斗争的印尼人。西里格尔认为印尼文学始于国人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所以卡托迪克罗摩是早期真正的印尼作家之一。
莱登大学讲师亨德里克·迈尔（Hendrik Maier）写道卡托迪克罗摩主要是受到梦想和理想的启发，并指出他的理想是把政治觉醒的印尼人团结起来，组成一个群体，本着团结和平等的精神对抗殖民政府。卡托迪克罗摩说过，自己理想中的政治国家应该实现“人人平等，同心同德”（"sama rata sama rasa"）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