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学或民族志（英文：Ethnography；希腊文 ἔθνος 加上 γράφειν ）是一种写作文本，它运用实地考察来提供对人类社会的描述研究。民族志呈现一个整体论研究方法的成果，这套方法建立在一个概念上：一套体系的各种特质未必能被彼此个别地准确理解。这种写作风格在形式上与历史上，均与旅行家书写与殖民地官员报告有所关联。某些学术传统，特别是建构论与相对论的理论典范，运用民族志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许多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民族志是文化人类学的本质。
民族志往往指称描述社群文化的文字或影像。其作为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的记录资料，可区分为“钜观民族志”：研究复杂社会、多样社区、多样社会机构或含有多样生活型态“单一社区”；“微观民族志”：单单描绘某个异国小部落、中产阶级社区中一小群人的单一社会情境，或单一社会制度却含有多样社会情境者。
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是围绕着民族志研究而发展的，而且它们的经典文本大多是民族志：例如，布朗尼斯劳·马凌诺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1928）；伊凡普里查（E. E. Evans-Pritchard）的《努尔人》（，1940）；或是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纳文》（，1958）。今日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对于实际进行民族志研究赋予极高的价值，这是相对于民族学----对于民族志资讯的综合比较研究。
民族志内容主要为相关人的访问内容、档案记录的检视、与衡量与访问内容的可信度，从此内容，可找出特定团体与组织之间的关联，并为关心大众以及专业的同行撰写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民族志学家则记录人们的日常生活。研究的焦点放在人类思想和行为中较可预测的型态上。为了真实纪录，1930年代后，民族志的产生通常需要相当冗长时间的实际体验。
民族志特色在于研究的族群或文化内容的开放心灵（open mind）。然而，这种特色并不代表其内容不严谨。而这些开放的特色散见于被访问族群或团体的理论形式、范例研究设计、资料搜集技巧、分析工具及一个特定撰写的形式。
20世纪之前的“前殖民时期”，以西方世界（含日本）为主的民族志研究活动及内容多少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或偏见。事实上，研究的问题、地区或人群的选择本身就是含有偏见的。后殖民世界中的民族志工作除了控制偏见，将偏见集中焦点外，也经由多方检证（triangulation），脉络化（contextualization）及非主观的方向（nonjudgemental orientation）降低这些该学问偏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后殖民时期的民族志其重点于
据柯塔克（Kottak 2008）的归纳，民族志研究方法有下列几类：
对于日常行为的直接、第一手的观察，包括参与观察。民族志研究者在各种场合观察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他们往往在田野地点停留超过一年，可因此观察一整年的循环。
研究者运用许多正式程度不同的访问方式进行访谈。包括有助于维持互信关系的闲话家常、提供当下活动的知识、长时间访谈。访谈可能是有结构或无结构的。
早期研究者发展出系谱记号与象征，来研究亲属、继嗣与婚姻。系谱是非工业化社会的组织基础，当地人每天都与近亲共同生活及工作。人类学家需要搜集系谱资料，以了解社会关系并重建历史。
每一个社群都有某些人，由于他们的机运、经验、天分或训练，而能提供某些生活面向的全部讯息或有用讯息。也因此成为重要文化报导人。
某些村民比起其他人，对研究者更感兴趣，而且更有助益、风趣与愉快。当某个人特别引起人类学家的兴趣，他们可能会搜集他（她）的生命史。
民族志研究者往往结合两种研究策略：主位观点（emic，当地人取向的观点）、客位观点（etic，科学家取向的观点）。这些语汇源自于语言学，主位观点探究当地人如何思考感知与分类这个世界。客位观点则是观察者所注意到的且重要的事情。
民族志的趋势，已从全貌观的叙述转向更具问题取向与实验性质。想要研究全部事情是不可能的。大多数的人类学家在进入田野前，往往带着一个准备处理的问题，搜集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
长期研究是针对某个社区、区域、社会、文化或其他单位的长时间研究，这往往建立在多次重访的基础上。现在的民族志多半包括二次以上田野研究的资料。
新进的研究者以先前学者的接触与发现为基础，以增进关于当地人如何因应与经营新环境的知识。学术应是一项集体事业，先行者将过去的资料放在这整个事业中，让新世代学者继续运用。
越来越多人类学家在大规模社会中从事研究，他们发展了结合民族志研究与调查研究的创新方式。由于调查研究处理大型复杂群体，其研究结果必须运用统计分析。民族志研究可补充并微调调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