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淹（444年—505年），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南朝官员、文学家。江淹少时孤贫好学，六岁能诗，十三岁丧父（出身士族中最低的次门寒素）。江淹历仕南朝宋、齐、梁三代，早年仕途上不甚得志。泰始二年（466年），江淹转入建平王刘景素幕下，受广陵令郭彦文案牵连，被诬受贿入狱，在狱中上书陈情获释。刘景素密谋叛乱，江淹曾多次谏劝，刘景素不纳，贬江淹为建安吴兴县令。宋顺帝升明元年（477年），齐高帝萧道成执政，把江淹自吴兴召回，并任为尚书驾部郎、骠骑参军事，大加重用。之后一路官运亨通，终于在梁初攀升到高位的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受封伯爵，以金紫光禄大夫之位退休。
江淹的祖父江耽和父亲江康之都在南朝宋任县令（六品），家世不高。江淹六岁能诗，十三岁时父亲去世，家境贫寒，靠砍柴供养母亲，但是他非常好学，仰慕司马相如、梁鸿的为人，喜欢学习写文章。江淹约在460年代中期就开始入仕，最早是担任“南徐州从事”的小官。“从事”在当时是地方州郡长官自己任命的一种属官，大概等于现在的助理。这样的官职没有较高的品秩和待遇，实际上还不能算是朝廷正式的官员，但是能够接近掌权者。接着他转任“奉朝请”，这也是一种类似天子随从的官职，在当时已经降低为次门寒士的起家官。泰始二年（466年），江淹跟从建平王刘景素于南兖州，刘景素是一位喜好结交士人的王爷，江淹的仕途似乎颇有希望。约在此时，江淹被出身高门甲族的大隐士何点（437-504年）另眼相看，让他打破寒素出身的界限，于名士社交圈逐渐显名。
不久，广陵县令郭彦文因事获罪，在审问过程中连累江淹，谎称江淹收受贿赂，江淹因而判罪入狱。江淹在狱中上书刘景素陈情喊冤，在陈情书中说：“下官本来是一个出身平凡的布衣平民，因仰慕王爷的仁义，才来投靠王爷担任僚属。王爷以国士的规格礼遇我，我也经常思图报效。不料遭到小人的谗毁，这种事是古代贤人都无法避免的，何况我一个普通人。如果我确实有罪，理当伏法受诛，但是在眼下的清明盛世，我却有冤情未申，希望王爷能够垂询明白。”刘景素看了陈情书后，当天就把江淹放了出来。之后江淹被推举为南徐州秀才，于考试对策中获得“上第”的成绩，不但乡品因此提高，更得以迁转南徐州刺史、巴陵王刘休祐的王国左常侍；471年，江淹再度跟随刘景素坐镇荆州。
泰豫元年（472年）南朝宋后废帝刘昱即位，当时年仅十岁。但是这位皇帝性格残暴，喜怒无常，登基之后更不受管束，甚至经常亲手杀无辜的人。当年转任南徐州的刘景素手中握有大权，因此左右劝说他举兵谋反。江淹不赞成谋反，多次劝说：“流言招祸，二叔所以同亡；抵局怀恨，七国于是俱毙。殿下不求国家之安，而听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露栖于姑苏之台矣。”但是刘景素没有采纳，反而日夜加紧谋划。江淹知道事发就在眼前，于是写了《效阮公诗十五首》赠给刘景素，来劝谏他，然而无用。
元徽二年（474年）适逢南东海太守陆澄在家居丧，不能行使政事。当时江淹的职务是镇军参军，兼任南东海郡丞。江淹想以郡丞代理郡守，但是刘景素却任用了另外一个人司马柳世隆。江淹多次请求，触怒刘景素，于是被贬为建安吴兴县（今福建浦城）令。元徽四年（476年）秋，刘景素在南徐州的京口起兵造反，但不久即被平定。与刘景素一同谋逆的人都被诛杀，然而江淹只是免去了官职。因此，江淹在吴兴县令任职三年后，就去官为民。
南朝宋顺帝升明初年（477年），齐王萧道成听闻江淹的文才，于是应召江淹入仕为官，授以尚书驾部郎，骠骑参军事之职。当时朝廷由萧道成辅政，江淹做官不久就遇到荆州刺史沈攸之叛乱，萧道成问他有什么对策，江淹说刘邦和曹操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原因在于他们在道义上而不是势力上强过对方。江淹又具体分析了五个萧道成必胜、沈攸之必败的因素：“主公雄武有奇略，一胜；宽容而仁恕，二胜；贤能毕力，三胜；民望所归，四胜；奉天子而伐叛逆，五胜。沈攸之志锐而器小，一败；有威而无恩，二败也；士卒瓦解，三败；缙绅不怀，四败也；悬兵数千里，而无同恶相济，五败。”萧道成很赞赏他的分析，由此江淹又获得重用。
升明三年（479年）宋顺帝刘准禅位于萧道成，南朝齐建立。齐高帝萧道成建元初年（479年），江淹担任豫章王记室（类似现在的秘书）并兼任东武县令，参与草拟诏书法令，并参与撰写国史。不久又升任中书侍郎，正式进入齐朝政治核心，齐高帝萧道成所著的文诏，由江淹负责撰次。此后，江淹更是仕途平坦，一路升迁。齐武帝永明初年（483年），升任骁骑将军，仍然参与修撰国史。随后任建武将军，到地方担任庐陵内史。担任了三年地方官后，永明四年（486年）复任骁骑将军，朝廷诏令江淹造歌，江淹不依胡道安、傅玄制《祀先农迎送神升歌》及《飨神歌》二章。后来江淹还兼任过尚书左丞、国子博士和御史中丞。
齐明帝萧鸾当宰相时，因向御史中丞江淹说：“您以前当尚书时，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宽猛相济能折衷；现在为中丞，足以震肃众多官僚。”江淹答说：“今日之事，可谓当官而行，更恐才劣志薄，不足以仰称明旨耳。”于是江淹弹劾了中书令谢朏、司徒左长史王缋、护军长史庾弘远，并以久疾不预山陵公事；又弹劾前益州刺史刘悛、梁州刺史阴智伯两人贪赃巨万，立即拘押给廷尉治罪；还有临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昙隆，及诸郡二千石并大县官长多被弹劾。江淹弹劾了不少中央和地方官员，让朝廷纲纪为之一振，内外肃然。齐明帝萧鸾称赞江淹说：“刘宋以来，不再有法度严明的御史中丞了，现在你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
齐明帝即位（494年）后，江淹也官运不断，先是担任临海王长史，不久转任廷尉卿（掌管刑罚的官）、给事中（古代言官的一种）。再升任冠军长史、辅国将军，出任宣城太守四年，然后回来任黄门侍郎、步兵校尉、秘书监。齐朝初朝廷诏令江淹改造乐章《宋凤皇衔 书伎辞》。
南朝齐永元二年（500年），齐帝东昏侯萧宝卷荒淫无道，崔慧景举兵造反围攻京城建康，城内许多官员和士绅纷纷拿着名片投身于崔慧景，只有江淹谎称有病不去。叛乱平复之后，世人都佩服江淹有远见。此年江淹任职秘书监兼卫尉，谓人曰：“此非吾任，路人所知，正取吾空名耳。且天时人事，寻当翻覆。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临事图之，何忧之有？”
永元三年（501年），东昏侯杀害平乱功臣萧懿，导致萧懿之弟萧衍发兵攻打建康，拥立新主齐和帝萧宝融 。此年江淹调迁吏部尚书。后来萧衍带兵至新林（今江苏省南京市西南），缙绅官僚并不看好萧衍，人人毫不在意，而江淹早已料到即将改朝换代，所以脱去官服，秘密投奔萧衍。萧衍授以冠军将军、秘书监之职，不久兼职司徒左长史。
南朝梁天监元年（502年）萧衍逼迫齐和帝让位，建立梁朝。江淹又在梁朝担任官职，转迁相国右长史。这已经是江淹为官的第三个朝代，这次他的官职是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并被封为临沮县开国伯，食邑四百户。江淹乃谓子弟曰：“我本来是清贫的官吏，不求富贵，如今忝窃，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备矣。人生行乐，须富贵何时。我功名既立，正欲归身田野。”同年又因病迁任金紫光禄大夫（退休用的高位闲职），改封醴陵伯。
天监四年（505年），江淹逝世，享年六十二岁，梁武帝萧衍为他身穿素服致哀，谥江淹为“宪”。江淹死后埋葬在江墓店（今民权县李堂南岳庄）。江淹的儿子江�承继爵位，官至长城令。普通四年（523年），萧衍追念江淹的功绩，又封江�为吴昌伯。
“江郎才尽”这个典故语出南朝梁钟嵘《诗品·齐光禄江淹》，其记载如下：“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
《南史·江淹传》有两段关于“江郎才尽”的故事，其中一段与《诗品》记载的相似，也是还五色笔给郭璞，不过结果为“尔后为诗绝无美句”，并没有《诗品》记载的“不复成语”那么严重，只是作诗没有什么精彩之处而已。刘璠著作的《梁典》则记载着：“尝梦郭璞谓之曰：君借我五色笔，今可见还。淹即探怀以笔付璞，自此以后，材思稍减。”表示写作文章仍然优异，只是“材思稍减”罢了。《蒙求》注引《典略》也记载着：“江淹少梦人授以五色笔，因而有文章。”
另一段是说：江淹在宣城太守卸任回来的路上，偶宿于禅灵寺，夜晚梦见一人自称张景阳（西晋文学家张协，字景阳）对他说：“从前我把一匹锦寄存在你那里，现在可以还给我了。”江淹从怀中拿出几尺锦给他，结果这个人却生气地说：“怎么只剩这么点了？”然后回头看见丘迟（南朝文学家）就对他说：“剩下的几尺没什么用，送给你。”于是从此江淹的辞赋文章就“踬矣”（不行了）。
后人不满足于《诗品》和《南史》的故事，试图探讨江淹晚年，尤其是自宣城太守卸任后，作品不如从前的真实原因。根据现代学者曹旭在《诗品集注》中的总结，清朝以前对江淹才尽的解释主要有四种观点：
江淹以诗赋作品闻名于世，也有部分散文传世，其中以“赋”最为世人称道。此外，江淹还担参与过南齐朝国史的修撰，因此也著有史书。
江淹的作品，根据《自序传》说“自少及长，未尝著书，惟集十卷，谓此足矣”，则有十卷，这是江淹任南朝齐的中书侍郎时的记录。根据《梁书·江淹传》的记载，“凡所著述百余篇，自撰为《前》、《后》集”，可知他后来又有了很多作品问世，自己辑录为前后两集。《隋书·经籍志》记载：“《江淹集》九卷，《江淹后集》十卷。”可能到了隋朝时《前集》已经失佚一卷。但是《旧唐书》记载的却是“《江淹前集》十卷，《江淹后集》十卷”（《新唐书》与此略同），反而比隋朝多出一卷，可能是找回散佚的那卷，也可能是另外补充辑录了一卷。唐朝之后，大多记载为十卷。
现存江淹文集已经不是《隋书》记载的《江淹集》和《江淹后集》，有三个不同的版本：
现存的大部分作品是江淹创作于齐武帝永明（483年-493年）之前，这些作品都收录于江淹担任南齐中书侍郎时自行辑录的作品集，即《江淹前集》中。此后的作品在唐朝之后就散失了，具体原因无法稽考，现代学者曹道衡认为是江淹的后期作品品质不佳所致。
江淹在南齐朝初年，曾奉命修史，完成《齐史》的体例和《齐史·十志》。唐朝刘知几在《史通》说江淹认为“史之所难，无出于志”，“故先著十志，以见其才”。《齐史·十志》现在已经失佚，但是萧子显编撰的《南齐书》大体继承了《齐史》的体例，江淹的《齐史·十志》也是萧书的史料来源之一。
江淹在辞赋方面最为突出，与鲍照并称南朝辞赋大家。南朝辞赋发展至“江淹、鲍照”，可说是达到了顶峰。江淹的辞赋多属抒情小赋，善于描写人的心理，江淹最有名的《恨赋》、《别赋》与鲍照的《芜城赋》、《舞鹤赋》并称南朝辞赋的绝唱。此外，他的《去故乡赋》、《青苔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等，表达出被贬为建安吴兴令时的失意和思乡。
江淹也是南朝骈文大家，与鲍照、徐陵、刘峻齐名。江淹在狱中写给刘景素的《诣建平王书》是最为知名的，文章辞气激昂高亢，不亢不卑，字行间流露出真实情感。此外，江淹的《报袁叔明书》、《与交友论隐书》等，皆为当时名篇。
江淹的诗作也有不少上乘之作，特色在于意趣深远，在齐、梁诸家中亦为优秀者，尤其以《渡泉峤出诸山之顶》、《仙阳亭》、《游黄蘗山》等犹具特色。江淹在诗歌方面的特色是善于拟古。江淹勤学古人的作品，使他写出许多在流丽中又含有峭拔苍劲的诗篇。因此，南朝文学批评家锺嵘在《诗品》中说江淹“善于摹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