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书·禹贡

《禹贡》是《尚书》的一篇，中国第一篇区域地理著作，也是中国现存最古的经学文献之一。称《尚书·禹贡》，简称《禹贡》。作者不详。内容叙述中国古代地理方物兼均税的作品。全书一千一百九十三字，以山脉、河流为标志，将全国划分为九州，并对每州疆域、山脉、河流、植被、土壤、物产、贡赋、少数民族、交通等自然和人文地理现象，作了简要的描述。后世《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以及唐、宋以来许多历史地理学著作以《禹贡》为宗。《禹贡》作者不详，旧说夏官之作、大禹亲笔等，都缺乏实证。成书年代历来多有争论，有夏禹说、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说，多数学者认为是战国时代著作，约成书于前5～前3世纪。王国维《古史新证》认为周初人所作。内滕虎次郎《禹贡制作年代考》主张战国末至汉初说，史念海在《论〈禹贡〉的著作时代》一文中，则据《禹贡》中有“南河”、“西河”之称，认定作者为魏国人。顾颉刚认为是战国时代的作品。遂公盨的发现，将大禹治水的文字记载从春秋时期提早至西周时期，现代有学者认为禹贡的底本可以上溯至舜禹时期，虽然成书时间较晚，但九州范围不是战国后期才有的观念，而是夏代实际存在过的人文地理区系，大体与黄河、长江流域由来己久的人文地理区系相合。顾颉刚在1920年代初提出《禹贡》成书于战国，与战国时期疆域的扩大有关:17:265。后来进一步推论《禹贡》作者的地理知识仅限于前280年以前七国所达到的疆域。因此《禹贡》是公元前3世纪的作品，较秦朝统一时代约早60年；而作者可能是秦国人。史念海认为《禹贡》的九州是战国前期列国疆域形势的反映，推断作者为魏国人及《禹贡》成书于梁惠王元年至九年之间（公元前37年前362年）。许道龄认为《禹贡》是战国末期的作品。蒋善国则论证《禹贡》作于公元前289年至239年之间，且很可能就在公元前245年前后。英国学者李约瑟则认为《禹贡》是公元前5世纪的作品。此外，持战国末期说者还有卫聚贤、李泰芬、张西堂等。李民认为《禹贡》的成书代应在春秋战国前期，但也指出“不能由于它是后人所写定，而抹杀其原始素材的真实性”，又“《禹贡》写的四至范围决非无稽之谈，它基本上反映出夏王朝的中心地区、与国和周围部落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有意见指出过去学者之所以多认为九州说是在战国后期大一统观念出现后形成的，是因为误以为九州是夏代的行政区划。辛树帜认为《禹贡》的疆域与周初分封历史相合，《禹贡》九州反映的是西周政治，所以《禹贡》的成书年代是在西周的文、武、周公、成、康全盛时代，下至穆王为止，为当时太史所录。岳红琴认为《禹贡》主要内容成于西周，并推断《禹贡》成书应在西周中期。指出《禹贡》全文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不可避免地有西周以前历史的痕迹，甚至有夏代的史影，也可能攒入有西周以后的内容，如战国的东西，但我们判断其成书年代要以其主要内容为依据。遂公盨及其铭文为《禹贡》主要内容成于西周中期提供了重要的证据。考古学者邵望平认为不管《禹贡》最终成书与哪年哪代，九州部分是有三代史实为依据的。又商王朝势力所及已达于九州，而九州分野又大体与黄河长江流域由来已久的人文地理区系相合，故不排除《禹贡》中之九州部分的蓝本出自商朝史官之手或是商朝史官对夏史口碑追记的可能，另一可能则是周初史官对夏商史迹的追记。李学勤认为“《禹贡》中的基本素材是古老、真实的，是夏代留传下来的，它的写作年代应在西周时期，很可能是西周晚期完成的。”《禹贡》是《尚书》中《夏书》四篇最重要的一篇，全书共一千一百九十三字，分“九州”、“导山”、“导水”、“水功”和“五服”五部分。以山脉、河流作为标志，将天下划分为九个区域，即九州，对每一州范围、山脉、河流、土壤、物产、贡赋、氏族部落、交通地理等情况作简要描述。九州：上古期洪水滔天，不辨区域，大禹治水以后，将中土分成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并扼要地描述了各州的地理概况。导山：分九州山脉为三条四列，山系概念明确，所记的山真实可靠。以汧山、壶口山、砥柱山、太行山、西倾山、熊耳山（消歧义请求）、嶓冢山、内方山、㞶山为九山，并说明导山的目的是为了治水。导水：叙述弱水、黑水、河水、瀁水、江水、沇水、淮水、渭水、洛水九条主要河流和各水系的源流、分布特征以及疏导情形。水功：指出禹平水土后，九州统一，九山通行，九川疏通，四方土地皆可居住，民众安居乐业，河川皆与四海相通，再无壅塞溃决之患。五服：叙述在国力所及范围，以京都为中心，由近及远，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服。从此九州安定。《禹贡》全文一千一百九十三字。自西汉孔安国以后，历代注释、考证《禹贡》的人和著作甚多，形成禹贡学，其中以清代胡渭的《禹贡锥指》成绩最著，为集《禹贡》研究之大成。外国研究者也不少，成绩显著者有德国人李希霍芬，日本人小川琢治、饭岛中夫、内藤虎次郎等。《史记‧夏本纪》及《汉书‧地理志》皆曾记载《禹贡》全文，始于“禹敷土”，终于“告厥成功”，自汉朝孔安国、郑玄，到宋朝程大昌、毛晃，还有苏轼、曽旼、叶梦得、张九成、薛季宣、黄度、吕祖谦、王炎、呉澄、王充耘、王樵、邵宝等专门注释《禹贡》，二千年以来不知凡几。较为代表性的注疏作品有程大昌《禹贡论》，傅寅《禹贡说断》，胡渭《禹贡锥指》，焦循《禹贡注释》、张能恭《禹贡订传》、黄翼登《禹贡注删》、夏允彝《禹贡古今合注》。以胡渭的《禹贡锥指》最完善，最闳博。但历代对于碣石、黑水、三危、九江、陪尾、三江、彭蠡等地名之争辩，至今犹不能止。自汉至唐，以解释《禹贡》经文为主，形成禹贡汉学。以唐孔颖达为代表，详于训诂，注重师承，失于墨守成规，抱残守缺。宋至清，以考注《禹贡》地理为主，形成禹贡宋学。以宋代学者蔡沈、清代学者胡渭为代表，敢于创新，时有批判，失于武断，牵强附会。古人误认为《禹贡》是4,000年前的大禹之作，奉之为“经”，成为《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以及唐、宋以来许多地理著作征引的对象。《禹贡》被推崇到至尊的地位，成为人们必读的经典。明人艾南英在《禹贡图注·序》中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李振裕为《禹贡锥指》作序：“自禹治水，至今四千余年，地理之书无虑数百家，莫有越《禹贡》之范围者。”至清末仍有影响力。20世纪30年代后，开始以现代学术视角研究《禹贡》，以顾颉刚发起的禹贡学会为代表。今人视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 现代郦学家陈桥驿指出，《禹贡》说：“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在《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垣县下说：“《禹贡》，王屋山在东北，沇水所出，东至武德入河。”《水经注》又沿此误说：“济水出河东垣县东王屋山，为沇水。”，济水（或称沇水）最后被误引成为黄河的支流。又《禹贡》说：“嶓冢导漾，东流为汉。”，错误地把漾水以为是汉水的上源，《水经注》同样的沿用此误。类似的错误还有很多，古人不敢批判经书，用各种牵强附会的解释为经书圆场，最荒谬莫过于济水“三伏三出”，“在地理上绝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