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写于1929年，最初发表在1930年《燕京学报》第七期上。钱穆所用的方法很简单，大体可以说是根据《汉书·儒林传》的史实，从西汉宣帝石渠阁议奏，到东汉章帝白虎观议奏，五经异同一百二十年间，诸博士的意见纷歧，源源本本地看出当时各家各派师承家法及经师论学的焦点所在。钱氏疏理出两汉经学诸史实，逐年列出，进而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刘歆伪造古文经之不通，有二十八处。
钱穆举证详实、立意明确，凡是康有为曲解史文、抹煞反证之处，均一一历指而道其原委。最重要的是，按照刘歆及其父刘向生卒及任事年月依次排列，使康有为的错误曲解一目了然。钱穆由此名声大噪，学术界均佩服钱穆慧眼独识。胡适在1930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昨今两日，读钱穆（宾四）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七月）及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六·一）。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适之说，殊不可晓。”
《刘向歆父子年谱》解决了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而钱穆根据的仅仅只是一部《汉书》。钱穆认为，经学上的问题也即是史学上的问题。《刘向歆父子年谱》依据《汉书》谈《周官》、《左传》，他所持的就是这个观点。同时也澄清了刘歆伪造《左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的不白之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