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问题

日本经济在经历一段时间高速发展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面临一系列严峻的经济问题：诸如经济空洞化、经济泡沫破裂、劳动力不足等。经济学界将日本的一些经济问题称之为“日本病”，中文中这一说法可以追溯到1981年。2010年日本出现了“失落的一代”的名词，作为金融海啸后的反思。该失落的一代专指出生于1989-1992年间的年轻人，到2010年为止他们大约刚好20岁，是成年和进入社会的阶段。而在2010年日本的成人礼仪式中佐世保市的成人礼会场；有一年轻人喝醉酒闹事，正在致词的市长就脱口而出“社会冷酷啊！守点规矩吧！”随即成为报纸头条，也引发了社会上对这一代年轻人的反思和“失落的一代”名词的出现。如下表为日本调查21世纪前10年间收入阶层分布变化表，日本总劳动力4500多万人中年薪400万日圆以上的中产人数十年来皆为下降共400多万人，低薪群的人数却也增加400多万，而同时收入2000万日圆以上的巨富却增加2.2万人，而此表统计的09-11年间日本受到世界衰退影响又减少了一千一百万个工作机会。大量的现今青年人成为低薪就业者，是为飞特族，与父辈时代过往低薪不同之处乃自身薪水几无大幅增加可能。而尼特族为无工作者，但并非精神或身体上之障碍而不可做工，并且飞特族与尼特族现象成为现在日本的一大困扰。是日本沉痾不起的代表。资料出所：日本民间给与実态统计调查（国税厅）大致而言1990年前后出生的日本青年刚好整个成长过程中都是日本经济崩溃的历程，他们出生的时代是泡沫经济的最高点还被称为“金蛋”，那时是日本的高成长期，各项经济指标创新高。但是经济随即反转一落千丈，股市和房地产价值同时暴跌。当他们升上小学二年级时，山一证券的倒闭使传统日本社会相信的“大金融机构永不会倒闭”的神话破灭；小学高年级的时候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制的职场文化倒塌；成年的时候金融海啸崛起和日本航空破产被接管。而正当他们要踏入社会时，却承担了长达20年灾难的最后总结：且所有数字都还在持续恶化。日本病成因由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甚至美国经济学家罗比尼（Nouriel Roubini）认为日本病本质不是病，而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局，没有任何相似发展的国家能逃脱。当未来各国都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最终全世界都将一一逐步走向日本病。以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代表马克思的预言终会发生，表示资本主义最终会失败、消亡；日本病、也就是代表资本主义的“老死”。从表象而论日本病在经济全球化后被凸显出来。来自低所得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可以轻易抢走高所得国的生产型工厂职缺，使高所得国的总体工作数量下降，劳动力供过于求。于是，较低技能的中下阶层蓝领劳工开始薪资下降或停滞，无法支付高物价国的生活开销，陷入贫困和支领政府救助。此外，中产消费力下降，导致更多服务消费类的职缺也开始裁员。两者形成恶性循环。此时高所得国的政府（尤其是民选政府）因为受到政治压力而必须着手解决问题，通常使用两种短期方法：一是增加政府救助福利体系的金额和层面，二是放宽金融业对个人放贷的管制，使个人方便透过借贷，以营造国民仍能维持生活品质的假象。惟前者的弊病是会增加政府债务，后者的则是增加国民个人债务，透过欠债预支未来的消费力，勉强维持生活品质和内需工作机会。较长远来说，政府政策渐有需要吸引或留住更多工作机会，针对资本家放出更多优惠和减税，避免本国现有产业外移，或是争取更多别国产业移入，同时增加政府公共建设的支出来制造工作职位。不过这也导致政府收入减少，支出却同时增加的问题。到这阶段就是日本病的关键时期，若是政策不如预期并没有产生足够的工作机会，或是拉高中产阶级的收入，高所得国就会陷入日本病。目前日本病现象主流经济学界有诸多药方分散于各学派，但还无任何现实中的国家范例能实证解决，从而成为21世纪全球最大挑战之一。主流解决方法在政府面分裂成左右两派，右派认为必须削减支出和增税终止举债黑洞，改善政府债务，因为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减税和公共支出能解决任何问题，过度建设造成闲置无意义的公共设施，而减税的钱流入资本家炒作房地产的弹药或是流向海外，所以终止无效药方本质也是一种有效药方。左派则认为可以增税但不能削减支出；那只会造成更大衰退，因为大量家庭已经依靠政府过度支出的建设和福利金在生活和消费，中断他们的补给等于社会上立刻出现又一批失业和消费力衰减，但是增税倒是左右两派的共通点，尤其是增加富人的税赋。更右派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则认为增加富人税赋也不可行，因为并不能阻止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减税，哪国先加税等于造成资本外流和投资缩手，同时政府与私人相比，利用金钱的效率较低，所以让钱留在私人手中较能创办新事业。然而该学派并不能解决政府不会炒作房地产惟富人会的问题，还有某些资本家或财团事业日益兴旺，缴纳予母国之税款却不增反降。例如美国的苹果电脑公司，所以金融海啸后，新自由主义学派受到的抨击声浪甚大，甚至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要敌对对象。至于创新产业和个人技能提升的措施，各学派目前也视为长期性解决方案，高物价国家必须创新，透过更高价值的新产业新产品来创造高收入工作机会维持人民能在高物价环境生活，同时加强人民教育训练，以适应进入高端产业。德国显然是此论之模范生。但是左派则是对此持有最大疑问，因为创新一个产业可能百年才有一次的机遇并非可以任意创新，而很多新产业其实人力雇用极少，只需要少数特定领域专家对社会失业没有帮助，甚至很多机械化和自动化的新创工作机会很少却还砍掉社会上其他大量工作，加剧贫富差距。而高等教育资源有限在诸多国家更需要付出大量学费和时间，这都要劳工本身负担，很多人无法负担而形成机会不均等的壁垒，且不是人人都有读高阶学问的聪明才智、尤其许多年纪较大的中年失业者，就算是高学历者、有些人只是在大学读错领域（就读领域与产业流行不合、个人对该领域的严重的不适应，都容易造成浪费及高学历失业），因此不能归类为个人不努力因素。所以左派普遍认为创新产业和个人技能提升是一厢情愿的做法，没有可预测的普遍性原则。一般来说，老人的消费欲望是低于年轻人的、没钱会打击年轻人的生育欲望；当日本很明显的有财富集中于老人的情况，再加上日本的老人多有李尔王情结过度不信任子女而不愿意提前将财产赠与子女，因此日本人继承遗产的平均年龄已达67岁；这代表者日本有消费欲望及生育可能的年轻人，并没有足够的财力来让他们依照本能进行有益社会的行为（生育及消费）。所以一种观念是鼓励孙辈而非子女辈继承遗产，或鼓励父母提前把财产赠与子女，就可以增加消费及生育而提高内需。不过目前日本的年轻人也出现缺乏消费及生育欲望的现象如草食男、绝食系男女等现象，强制提前分配财产或由孙辈继承财产，其效益令人质疑；这样的政策或许可以预防问题，但是当社会的高龄化问题已经严重到连年轻人的心态都高龄化跟老人一样保守无力时，就已经来不及了。较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左派经济学家则认为，任何政府债务的改善与否讨论都只是治标性质，日本病成因来自资本主义本质的终极问题，不可能靠任何财政政策来解决，资本主义假设人不管生在何处的机会都均等，生长环境也均等，聪明才智也均等，这种“假象公平”的前提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所以依附其上的理论最终也将失效。事实上阶级和财富世袭的问题导致赢者圈和败者圈的M型社会分化是社会的大漏洞，人人立足点并不平等，赢者再透过土地持有和生产资本的持有不断轻松聚积更多财富，当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多数人消费力不断下降，经济本身就不可持续。最终不论任何解决方案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需要巨大且痛苦的改革，并且影响到很多既有得利阶层的利益，然而2011年爆发的欧债危机和美国政党恶斗可以发现，这种改革的政治困难度，所以纵使有了确实有效的解药可以遵循，也不保证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能实行无误，这也是诸多悲观论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