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

徽商，又称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旧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徽商来自安徽南部的徽州府，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代的新安郡。六县之中，歙和休宁的商人特别着名。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徽商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明代《徽州府志》所说的“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粤商、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明代成化、弘治时确立“运司纳银开中制”，此后盐商大半集中在两淮、两浙，徽商遂以盐商为中心，增强势力(169)，万历年间与山陕商人成为商界两大势力，明末清初徽商活动扩大到整个中国，在较先进的苏、浙尤其活跃，尤以扬州、仪真为中心。在浙江，徽商特多经营典当及其他金融业；在临清，明末徽商占绝对优势，到清中期则为当地人及晋商取代。徽商几乎从事所有商品的买卖，以贩盐、金融，以及竹木、陶瓷、铁器、五谷、茶叶、木棉、丝绸、饮食等等，有时一人而兼营数种商业，或兼营客商、坐贾、牙行。盐商和米商往往二为一体，如两淮盐商运盐入湖广，回程时则载湖广米运到长江下游贩卖。明代徽商也在浙江、福建、广东从事海上贸易(184)，入清后衰落，由福建和广东商人掌握海外贸易。徽商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唐宋，徽州人外出，多四处经商，徽商在茶业、木业、典当业等取得了不凡的业绩。徽商大都“待人接物，诚实不欺”，海宁商人沈方宪，“贸易硖石市，皆服其不欺”。徽商亦不乏饱学之士，或科举出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朱天泽“从兄贾闽，盖课铁冶山中，诸佣人率多处士长者，争力作以称，处士业大饶”。又有阮弼“自芜湖自立局，召染人曹治之，无庸灌输，费省而利兹倍，五方购者益集。”。明《神宗实录》载：“徽商开当铺遍于江北，资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克等二百十三家。”这显然是徽州人身上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所致，“功课以儒业，宾名师以训之。”。这种文化因素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即徽商本身所具备的素质，无疑是一种优势，它使徽商在经营活动中更胜一筹，是徽商兴起和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徽州商人还设立“族学”，为宗族子弟提供正规的学校教育，有时亦惠及乡民子弟，所谓“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朱熹、戴震、胡适等著名学者都是徽商之后，“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在明代，山西商帮和徽州商帮势均力敌。但从明代后期到清代嘉庆道光之际，在两淮盐业中，山西商帮每况愈下，徽商却迅速发展。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将开中法（纳粮开中）变为折色法（直接用白银换盐引），当时晋商多在北疆纳粮换盐引，因此受到打击，再也无法控制盐引，这时徽商挟其在两淮的优势迅速发展起来，“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沪邑濒海，五方贸易. 所趋，宣歙人尤多。”。徽商足迹已遍及松江、吴淞、嘉定和浦东了。嘉庆道光以后，徽商渐走向衰微，落后于广东、浙江两地新兴的财阀。徽商的经营，通常结合宗族和乡党。家监或掌计多由同族人出任，同乡或其他人则称为客或门下客，奴隶则叫世仆或伴当。掌计即是经理，代主人营运资金，每事汇报。门下客各自在不同地方经营，世仆亦可当店长，脱离主人的直接监视，自主经营。徽州盐商推举其中一人为“盐䇲祭酒”，担当调解人，并得官府的认可和任命，与盐运使共同拟定盐业政策，官府则通过祭酒来统辖盐商，使征税工作顺利进行。徽商因赋役繁重，一般不愿投资土地，但如果可以得到官府的免税减税，则亦会购买田地。客商往来乡村，习惯在春初贷款给农民生活，秋收时以收获实物本利归还，利息一般是每月约一成七分。清代两淮，徽商不仅是运商，还是场商，经营盐场。明清商人往往协助宗族和同乡进入仕途，而徽商对宗族乡党情谊尤其浓厚，多处保护，扶掖徽商的利益。徽州人往往重视从商，反而不热衷为士大夫。明州徽州府中，商人和士大夫之比是3:1。商人致富之后，可为子孙弃贾为儒奠定经济基础。家中如有人成为士大夫，则更有利营商。经商成功的徽商资助宗族乡党应考科举，成为其义务之一。徽商往往通过捐纳，使自己成为官员。他们往往不会履任，即使就任，都是武官。他们取得官位，目的在于豁免税役和享受特权。明代捐纳之路未广，获得的官职都是小官。清代自康熙、朝隆以来，捐纳之风大盛，商人借此获得实权，甚至居于高位。两淮盐商亦与淮安、扬州二府出身的官僚互相结托，淮扬官员由于贿赂，亦致钜富。盐䇲祭酒在清代称为“总商”，官员借助总商连结其他商人，在军需、赈灾、河工等事情上，要求盐商捐输，把盐商资金吸纳到国库。汪道昆形容徽商是“贾而好儒”，兼具喜爱藏书，程晋芳、鲍士恭、马裕、汪启淑皆兴建藏书楼，所以徽商有了“儒商”之称。中国称“儒商”，实际上始于徽商，可以说是徽商创造了儒商，并形成了儒商精神，并融入传统文化之中，如旌阳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贸，……然雅好诗书，善笔丸，虽在客中，手不释卷。”，又如休宁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 。章策“虽不为帖括之学，然积书至万卷，暇辄手一编，尤喜先儒语录，取其有益身心以自励，故其识量有大过人者。”，又如黄锜“虽商而博涉左传史家言”，“货鹾淮扬间。国家边计倚鹾政，而两淮尤擅利权。商与官为市，当任者非桑孔心计无恨，则龌龊琐碎朝令夕易，顾歹卑诸商，诸商亦罕能伸眉吐气，与论曲直损益。”。又有程良锡“昼则与市人昂毕货殖，夜则焚膏翻书弗倦”。张舜征曾言：“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徽州望族汪姓如汪应庚、汪廷璋多在两淮从事盐业。歙县江姓乡绅江春更领导两淮盐业近五十年，自乾隆中叶后，两淮盐业几为徽商所垄断。究其原因，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是一重要因素，由于晋商无人能在朝廷担任要职，自然无法“左右”朝廷政策。徽商则是积极交结朝中高官政要，官商合一，以垄断市场。徽商之中，最著名的就是胡雪岩。胡雪岩祖籍徽州绩溪，出身寒门，历经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的乱世岁月。按清朝惯例，只有乾隆年间的盐商有过戴红顶子的，而戴红顶又穿黄马褂者历史上却仅有胡雪岩一人，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