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最近》（拉丁语：）是教宗庇护十一世于1922年3月1日发布的一道自动手谕，这份手谕确立教宗选举秘密会议应于何时举行。4位非欧洲的枢机未能参加同月2月举行的选举秘密会议（庇护十一世于该场选举秘密会议中当选），当中3人在选举秘密会议完结后才到场，另外一人则没有前往选举会场。庇护十一世藉着这份手谕而将教宗离世至举行选举秘密会议之间的时间延长，令更多枢机可以参加选举秘密会议。
由于有一些枢机前往选举会场时遇到困难，所以45位枢机里只有35人参与1799年至1800年的选举秘密会议（英语：1799–1800 papal conclave）。若望·麦克洛斯基（英语：John McCloskey）枢机于1878年的时候为参加选举秘密会议而于2月9日乘船离开纽约，他于同月23日到达罗马。然而选举秘密会议已于2月20日完结。雅各伯·吉本斯（英语：James Gibbons）枢机因为预料到教宗良十三世即将离世而在法国等待他离世，《纽约时报》预料他能够参加1903年教宗选举秘密会议。同样前往参加该场选举秘密会议的悉尼总教区总主教巴特利爵·方济各·莫兰（英语：Patrick Francis Moran）枢机于同年7月9日离开澳洲，《纽约时报》相信他不能在8月20日到场。11年后，巴尔的摩总教区总主教吉本斯和波士顿总教区总主教威廉·亨利·奥康内尔（英语：William Henry O'Connell）枢机因交通问题而无法出席选举秘密会议，魁北克总教区总主教类斯-纳匝略·贝甘（英语：Louis-Nazaire Bégin）比他们更迟到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若亚敬·阿尔科韦尔德·德·阿尔布克尔克尔·卡瓦尔坎蒂（英语：Joaquim Arcoverde de Albuquerque Cavalcanti）枢机并没有出发参与1922年举行的选举秘密会议。同年3位缺席的非欧洲枢机包括费城总教区总主教特尼斯·若瑟·多格蒂（英语：Dennis Joseph Dougherty）以及缺席1914年选举秘密会议的奥康内尔和贝甘。当奥康内尔于2月6日到达梵蒂冈的时候，新教宗庇护十一世正跟信众会面。贝甘和多格蒂均认为自己无法赶及在选举秘密会议完结前到场，两人最后在一艘船上得知新教宗已被选出。他们于2月9日到达罗马。
枢机团于1922年讨论是否取消有关选举秘密会议举行日期的规定。三分之二的非意大利枢机和部分意大利枢机为了希望让最少一位来自美洲的枢机参与而提议延迟举行选举秘密会议。匈牙利首席主教若望·切尔诺奇（英语：János Csernoch）枢机向其他枢机说“美洲是教会的一部分”，他指“不让美洲参与教宗选举秘密会议之举将会演变为一场灾难”，亦指此举会“令美洲人民强烈反应”及“损害他们的自尊和尊严”。费德廉·古斯塔夫·皮夫尔（英语：Friedrich Gustav Piffl）枢机“根据选举秘密会议的规定”而反对选举秘密会议在没有美洲人参与下召开。
1922年教宗选举秘密会议完结后，有关为等待美国的枢机到场而延迟举行选举秘密会议的争议继续。类斯·吕松（英语：Louis Luçon）、类斯-埃内斯特·迪布瓦斯（英语：Louis-Ernest Dubois）、伯多禄·昂德里厄（英语：Pierre Andrieu）和类斯-若瑟·莫兰（英语：Louis-Joseph Maurin）4位枢机于1922年2月8日提出要求修改相关规定，允许以确保来自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枢机能够参与选举秘密会议为由而令其无限期延迟举行。带领意大利枢机反对延迟举行选举秘密会议的伯多禄·加斯帕里（英语：Pietro Gasparri）枢机为了这个修例要求而支持修改教宗枢密会议（英语：Papal consistory）议程。
教宗庇护十一世于2月28日接见威廉·亨利·奥康内尔（英语：William Henry O'Connell）枢机。庇护十一世表示“再不会有人航行五千多英里后而无法及时到达罗马参加选举秘密会议”，亦认为“美国太重要了，不能好像以前那样被忽视”及承诺“对上一次选举秘密会议中发生的事情不会再发生”。
庇护十一世于1922年3月1日发布自动手谕《自从最近》，他在手谕中提及对上一次的选举秘密会议及表示有些枢机要求更改选举规例。于是他将选举秘密会议于宗座从缺后10天开始的规例改成宗座从缺15天后举行，并允许枢机团将举行日期延后至宗座从缺后第18天。除此之外，他亦制订每名枢机选举人可以携带的助手数目及选举秘密会议礼仪事宜。
当下一次选举秘密会议于1939年举行的时候，枢机团等待了18天才举行选举秘密会议。全部62位枢机均有参加该次选举秘密会议，当中包括来自美洲的枢机。《纽约时报》在1958年教宗选举秘密会议举行前的报导指“相比上一代，纽约总主教现在可以比巴勒莫总主教更快到达罗马”。教宗保禄六世于1975年将举行选举秘密会议的限期延长至宗座从缺后20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