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谕广训》雍正二年（1724年）出版的官修典籍，清朝国教。训谕世人守法和应有的德行、道理。源于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雍正帝继位后加以推衍解释。清政府在各地推行宣讲，并定为考试内容。
康熙九年( 1670 ) 十月，康熙帝在给礼部的一道上谕中，鉴于“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 提出:“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举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以上诸条，作何训迪劝导，及作何责成内外文武该管各官，督率举行，尔部详察典制，定议以闻。”
康熙要求“部院衙门将现行处分条例重加订正，斟酌情法，删繁就简”。以“上谕十六条”行世为界，满清统治者将教化为治国重点之一。其十六条即：1．敦孝弟以重人伦 2、笃宗族以昭雍睦3、和乡党以息争讼 4．重农桑以足衣食5．尚节俭以惜财用 6．隆学校以端士习7．黜异端以崇正学 8．讲法律以儆愚顽9．明礼让以厚民俗 10．务本业以定民志11．训子弟以禁非为 12．息诬告以全善良13．诫匿逃以免株连 l4．完钱粮以省催科15、联保甲以弭盗贼 16、解仇忿以重身命
雍正更为重视“上谕十六条”，对其逐条解释，洋洋万言，成《圣谕广训》， 于雍正二年颁行天下，形成了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思想纲领。雍正进一步推行并普及乡约制度，宣讲《圣谕广训》。雍正《钦颁州县事宜》一书，载有“宣讲圣谕律条”的规定，要农村遵照定例，设立讲约所，进行宣讲。雍年七年，严令全国遍设讲约所，“于举贡生内拣选老成者一人为约正，再选朴实谨守者三、四人为值月，每月朔望，齐集乡之誉老里长及读之八，宣讲《圣谕广训》，“约正、值月果能化导督率，行至三年，著有成效，督抚会同学臣，择其学行最优者俱送部引见，其诚实无过者，量行旌异，以示鼓励，其不能董率、怠惰废弛者，即加黜罚，如地方官不实力奉行者，该督抚据实参处。 ”
第一、乡约宣讲。清代的乡约制度，一是宣讲圣浙，二是惩恶扬善。顺治十六年，严行设立乡约制度，讲解六谕原文。设约正、约副为讲解人员，由乡人公举60岁以上，行履无过、德业素著的生员担任、若无生员，即以素有德望，年龄相当的平民担任，每遇朔望，进行宣讲，并征别乡人善恶表现，登记簿册，分别奖惩。
第二、地方官宣讲。康熙规定，地方官于每月朔望宣读讲说“上谕十六条。”乾隆更严求地方官听讼之余及公出之便，随事随时，用土音谚语，宣传《圣谕广训》，地方官宣讲，实际主要由教官完成，“教官职司秉铎，宣讲本其分内之事，应令每月周历各镇，宣讲《圣谕广训》，”教官的职掌中，宣讲是一主要内容。地方官宣讲还有官僚制度的考课用人做保证。康熙时“举州县卓异，俱开本官每月朔望讲“上谕十六条”。” 乾隆初督抚荐举属吏，首先看宣讲《圣谕广训》。官员的升迁系之于宣讲效果，是推行孝治教化的保证。地方官的宣讲职责终清一代。道光说：“我朝列圣相承，圣谕广训、十六条久垂功令，地方官每月朔望敬谨宣读，俾众著于爱敬睦姻之义，百数十年来，海澨山陬，罔不奉行。” 到了清末，亦是如此，光绪二年，清政府要“各直省督抚、学政，督饬地方官暨教职各官，随时宣讲。
第三、通过学校与科举考试贯彻。雍正三年将《圣谕广训》颁发各省学政，刊刻印刷。分送各学，朔望宣讲。嘉庆朝倡议义学，要求一乡一里，分别延师，使儿童初受教育，就学习《圣谕广训》。道光时规定，学政到任，将《圣谕广训》刊印，颁行各学生童，令人人诵习，并将《圣谕广训》内“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撰成四言韵文，遍颁乡塾，让民间儿童学习，使之潜移默化。咸丰令学政转伤地方官及各学教官，于书院、家塾教授学生，以《御纂性理精义》、《圣谕广训》为主要内容。科举考试也要求掌握《圣谕广训》凡不能背录者不准录取。嘉庆时右因各学监生不由童试，并举贡监生录科考遗，均一体敬谨默写一、二百字，其不能默写者，按其文艺递降等第及斥置不录。 ”
第四、宗族宣传。满清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加强对宗族的控制，在江西、广东、福建等地区任命族正，地方官给以牌照，专司化导约束，劝善规过、排难解纷之事。牌照的第一项内容规定：“宣讲圣谕，以兴教化。”每逢祭祖聚集之时，于公祠内“将'上谕十六条'句解字释，高声曲喻”，“俾各宗族姓务各心领神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敦族睦渊，以成仁厚之俗”。对“上谕十六条”诠释，就是以《圣谕广训》为范本。进行宣讲。在满清的倡导下，清人所修族谱中，不借资财，将万言《圣谕广训》印入族谱的事例很多，至于印入“十六条”的族谱。
满清统治面临尖锐的民族矛盾；汉族有根深蒂固的华夷思想，必然导致对异民族王朝及异民族君主的否定。清朝力图消除汉族的这种认识，掩盖民族矛盾，证明统治的合法性，极力宣传满族入主中原是仰承天命，且“存仁义之心，行仁之政”，乃为正统。 “孝弟也者，其仁之本与！” 以孝治天宇是最好的证明。因此汉族应尽臣民之道，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君臣之伦大于华夷之辨。这样移孝作忠、君为臣纲的理论最适合满族统治者了。从时间上考察，清初顺、康时重视讲孝，中叶雍、干时注意谈忠。雍正说：“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又说：“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交子尤重，天下未有不知有亲者，即未有不知有君者。” 这里，为强调统治的合理性，把忠列于孝前，在《圣谕广训》的宣传中，则多把父子放在君臣之前，使于移孝作忠。以孝治天下的强化，是为了加强异民族君主及王朝的统治。
圣谕广训以文言写成，难于理解，因又有白话的版本出现便于宣教：
《圣谕广训衍》的白话文通俗易懂，影响很大。比如“古人说的好，吃的亏是好汉。又说道，吃亏是占便宜。只因我不肯吃亏，一时间认的太真，或者弄出人命，或者激出别样的事来，那时节要开交不得开交，倒吃得大亏，所谓因小失大。你们肯想到这搭儿，也就把争气的心肠冷淡了。你若是肯吃亏，人没有说你软弱的，只有尊敬你，称道你的。这岂不是和睦乡里的好处么？ ”
当时西方传教士们争先恐后的用基督圣谕为满清《圣谕广训衍》作注：“在暗中谗谤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