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同性恋文学（Gay literature）广义而言可指表达、描述，又或者展现男子与男子间发生亲密友谊、恋爱、情欲、性爱等情感关系的书写，乃至于参与到社会脉络中，这些主题为社会所接受的方式。狭义而言，则限定在十九世纪晚期，性倾向成为界定自我和社会互动的一种身份认同意识之后。更严格的范围，会限缩至欧美1960年代中期之后，与LGBT权利运动的目标和精神—亦即要求社会制度对同志群体达到平等权利和对待—有关的文学作品。
由于历史上的迫害或压迫，LGB群体常转向文学作为认同、了解和表达同性亲密关系的泉源。LGBT文学也纪录了同志社群在遭遇偏见、暴力、霸凌、自我埋怨、否认、自杀等挫折时的心理压力和磨难。以浪漫“同性爱”为主题的作品，亦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古代和现代文本当中，例如古希腊时代会饮篇对爱的本质所进行的探索。
很多神话传说和宗教叙事，涉及到同性之间的亲密情感与情欲，或谈到“性别变换”的神圣性。这些神话叙事可诠释为一种表达LGBT情感的形式，蕴藏着现代的性倾向和性别概念。
美索不达米亚吉尔伽美什史诗记载女神宁松之子吉尔伽美什和其亲密伙伴恩奇杜结为至交好友的故事，塔纳赫撒母耳记描述了大卫王和约拿单的深刻情谊，有些当代学者将他们诠释为爱和情欲的关系。在古希腊神话，不少男性神祇或英雄都有一位或多位男性爱人，例如宙斯（和伽倪墨得斯）、阿波罗（和雅辛托斯）、戴奥尼索斯（和安普罗斯（英语：Ampelos））、海克力斯（和伊奥劳斯、海拉斯）、阿基里斯（和帕特罗克洛斯）等等，反映了古希腊时代的少年爱传统。
阿芙萝黛蒂（维纳斯）及其属神厄洛特斯（邱比特）是守护男同性之爱的古希腊神明:64:133。古罗马皇帝哈德良的男宠安提诺乌斯，死后和戴奥尼索斯（巴克斯）等神有所综摄，在希腊和拉丁地区被奉为一位神祇受到崇拜，有时则只把他当作一位英雄。
有些美洲原住民部落，将双灵（第三性）视为平衡世界既有秩序，恢复和谐的象征。在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神话中，则存在教导人们实行男同性情欲的神祇。齐恩（英语：Chin (Mayan god)）开启玛雅贵族为其儿子挑选年轻男子作为伴侣的传统:110。休奇皮里为阿兹特克神话中掌管艺术、美、花、舞蹈和歌曲的神祇，也是男妓和男同性之爱的保护者:351。
中国笔记体小说有不少涉及男风的志怪异闻。《太平广记》记载潘章和王仲先为同窗，两人情若夫妇。死后，合葬于罗浮山，其墓冢忽生一树，柯条枝叶，无不相抱。时人号为“共枕树”。《狯园》记载吴郡士人召乩仙署名“黄花舍人”，众人求下坛诗，乩仙王花舍以生前情人黄遇春所赠小曲答之。《子不语》记载胡天保爱福建巡抚美貌，伺而睨之，后巡按毙其命于枯木下。死后，阴官封为“兔儿神”司人间男悦男之事。
另一则故事记载桂林有两少年交好同寝，遭贼人杀之，邑人于其死后立庙，每祀必供杏花一枝，号“双花庙”。《随园诗话》提及有首“白生歌”，诗中歌咏化身美男子的蛇精白生，与钱孝廉亲狎，偕行不离。后受诛杀，白生求钱孝廉以玉瓶装骨，言百年后，可还原身。《情史》记载“五郎神”引诱全江汉、张二子两名男子，与之为欢。另一则故事记载秀才吕子敬听从亡魂汪度指点，求天师治以符祝，从五通神处，取回其爱人韦国秀之魂，最终三人相好，游江以南，尔后“化去为仙”。
虽然在特洛伊战争史诗伊利亚德中，荷马未明确将阿基里斯与帕特罗克洛斯的关系视为同性恋，然而后来的作家确实如此认为。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失传作品阿基里斯三部曲（英语：Achilleis (trilogy)），视两人为一对爱侣。在残存的剧本中，阿基里斯的台词包含“我们寻常的亲吻”（our frequent kisses）”和“股间的虔诚结合”（devout union of the thighs）。
哲学家柏拉图也如此描绘两人的关系。在对话录会饮篇中，讲者斐德罗引用了埃斯库罗斯，将阿基里斯视为为爱人勇敢，甚至牺牲奉献的榜样。埃斯基涅斯在他的演说中，主张荷马“隐藏起他们的爱情，避免将他们的情谊强加称名”，任何受过教育的读者都能了解“那远超普通情谊的强烈情感”。柏拉图会饮篇也包含了一段解释同性和异性之间，爱如何产生的神话，并且庆祝了男人彼此相爱的古希腊传统。柏拉图的斐德罗篇（英语：Phaedrus (dialogue)）也涉及到相似的主题。
古希腊少年爱的传统，和稍后古罗马同性恋有限的接受，为古代诗歌注入了男同性情感和爱欲的诗人意识。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牧歌集的第二首，牧羊人Corydon（英语：Corydon (character)）宣言他对Alexis的追求和爱。同时代的卡图卢斯创作不少献给男性的情色诗歌（48、50和99），他的第十六首（英语：Catullus 16）诗则明显带有男男性交的意味，并被视为最淫荡的拉丁诗歌之一。阿尔比特的小说《蕯迪利空》(Satyricon)，为早期涉及同性恋的作品，详细描绘了Encolpius遭遇到的不幸和他的情人Giton，一名英俊又爱好出轨的十六岁男仆。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神父安东尼·罗科（英语：Antonio Rocco）匿名出版男学生阿尔西比亚德斯（英语：Alcibiades the Schoolboy），该书为同性情欲辩护，内容涉及苏格拉底和阿尔西比亚德斯的哲学对话。
男子同性间的情欲，自中国很早以来就有所纪录，称之为男色或男风。古代中国的史书即传有“美男破老、美女破舌”的说法，将美男与女色相提并论，用以劝谏君王离美色远谗言。在春秋战国时期，弥子瑕与卫君分桃而食、龙阳君向魏王泣鱼固宠，及至汉哀帝不忍惊醒董贤断袖而起，这些事迹不但是当时士人藉以著书立说的事例，亦成为后世常用于诗词文章的男风典故。明朝冯梦龙《情史·情外类》选录了历代的同性爱情故事，记载人物上自帝王将相，下至歌伶市民。
中国最早诗歌总集《诗经》，有些篇章未明确性别，有人将之诠释为“两男相悦”之作，例如〈子衿〉〈山有扶苏〉〈狡童〉〈褰裳〉〈扬之水〉等章的词句，可能都和男风有关。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明确歌颂两男爱情的诗歌，则当推〈越人歌〉:29，为越人舟子对楚国公子鄂君子晳以情歌倾诉爱慕之意。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多首咏男风赞娈童貌美的诗作，如阮籍〈咏怀〉第十二、张翰〈周小史〉、吴均〈咏少年〉、刘遵〈繁华应令〉和梁简文帝〈娈童〉。
唐朝诗歌虽兴盛，但由于难以辨识性别，加之诗人有时又喜模拟女性口吻作诗，而难以调查当中的男风情愫。不过唐诗常以朋友的亲密友谊作为诗歌赞颂的主题，如李白和杜甫、白居易和元稹等，被视之为浪漫友情的典范。明确引用男风典故的韵文作品，则有白行简所著〈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赋中列分桃、龙阳、安陵、汉武帝与韩嫣等帝王宫廷的男风现象。元朝翰林学士滕斌填词〈瑞鹧鸪〉词中引分桃断袖、齐景公抱背之事，赠以歌童阿珍，也具有男风色彩。
明清为男风书写的盛产期，小说、传奇、剧本、笔记乃至诗词歌赋，无不对此有所反映，赞赏歌咏、戏谑调侃，至非难规戒者，态度不一。当时的士人，如张岱、袁枚、冯梦龙、汤显祖、郑燮等对男风持开放态度，而不以为异。明朝文人徐学漠作长诗〈头陀生行〉述藩王朱宪㸅与娈童头陀生故事。邓志谟编《新刻洒洒篇》收录金端行〈夏日同友戏〉、李兀〈喜王生再至〉、刘元〈诘顾生〉等士人间的情诗:68。张凤翼作〈写恨〉〈题情〉，冯梦龙编《太霞新奏》内有董斯张〈赠王小史〉、沈璟〈赠外〉、冯梦龙〈情仙曲〉等抒发对男性之情的散曲:100-103，:104-105。
清朝官吏赵翼作〈李郎曲〉咏李桂官与毕沅。陈维崧作〈惆怅词二十首·别云郎〉〈贺新郎·云郎合巹为赋此词〉，赠歌郎徐紫云。吴伟业作〈王郎曲〉，盛赞昆曲名伶王稼美貌。宋琬作〈西江月》，讽林嗣环藏侍史絮铁不见客。袁枚《小仓山房诗集》有〈席上赠杨华官〉、〈赠庆郎〉、〈舟中赠霞裳〉、〈送霞裳之九江〉等诸多致赠娈童诗作:162-176。除了诗词散曲，书信亦为表达情感纠葛的重要创作，如〈赵风岐谑张彦之小官更互〉〈韩瑞心与契弟郁彬文书〉〈思念契友〉等同性情人对答书信，皆录于《新刻洒洒篇》、《丰韵情书》、《增补如面谈新集》等书:70-72:460-466。
戏曲方面，王骥德作杂剧〈男王后〉叙陈子高向往女身，作女装打扮，以王后之身侍奉陈文帝。该剧本事源自《陈书·韩子高列传》韩子高与陈蒨相遇史事，并大量取材李翊〈陈子高传〉、王世贞《艳异编·男宠部·陈子高》的改写情节。邓志谟短篇小说《童婉争奇》，叙述长春苑娈童和不夜宫妓女，互争恩客而大打出手。双方各写杂剧〈幽王烽火取笑〉和〈龙阳君泣鱼固宠〉互定胜负，嫖客张俊难定优劣，最后与双方同寝，平息这场纷争:77。
专写男风的文言小说，首推〈金兰四友传〉，该故事写诗人苏易道与李峤的爱情故事，并和崔融、杜审言共结为金兰四友:73。晚明则有三大男色小说，直白道出男男之间的欢好性事:83。《龙阳逸史》叙写二十个小官亦即男娼在欢场营生的短篇故事，《宜春香质》谴责见利忘义、朝秦暮楚的小官，并让他们不得好死以示惩戒，《弁而钗》则推崇男风之情的贞、侠、烈、奇，并为每对情人安排升仙或善终的结局。
陈森《品花宝鉴》以青年公子梅子玉、田春航和男伶杜琴言、苏蕙芳等人为中心，以梅、杜、田、苏等人为情之正者，商贾市井、纨裤子弟之流为情之淫者，以寓劝惩。晚清女作家程蕙英作弹词小说《凤双飞》，以“双凤”郭凌云和张隽为主人公，描写二人强烈的兄弟情，以及张彩和白无双分别对两位主人公的迷恋和失败追求。
中国著名古典小说也有安排男风情节的桥段。《红楼梦》写贾宝玉、秦钟和薛蟠等人与男性的风流情，《金瓶梅》谈西门庆和书僮、陈敬济和侯林儿、金宗明的性事，《儒林外史》言及杜慎卿酷好男风。
日本文化指称男子同性间情欲的词汇为“男色”（なんしょく、だんしょく）。据传若众道（わかしゅどう），也就是男色之道，是由唐密八祖、日本佛教真言宗开山祖师空海和尚，从长安带进日本佛寺。然而有学者指出该传说可能并非史实，而是用于肯定17世纪江户时代流行的男色风气。远在江户时代之前，日本的贵族时代，也就是奈良和平安时代就盛行男色，贵族大伴家持和藤原久须麻吕、金明军之间的赠答歌（收录于《万叶集》），被认为可能是反映男色之爱的情歌。《伊势物语》也记载了一则男子之间亲密情谊的故事。
不论空海传说的真实性，早在贵族时代的寺院和公家（贵族）就有供养“稚儿”（服侍僧侣的少年）的习俗，战国时代，大名、武士身边有“小姓”负责生活起居，这些稚儿小姓往往成为男色对象。到了江户时代，歌舞伎屡屡被禁，当时便出现了接男客的歌舞伎美少年“阴间”（かげま），以及阴间茶屋。
江户时代延续了之前的众道习俗，不但有描写僧侣和稚儿间爱恋的文学作品《秋夜长物语》和《稚儿物语》，也出现了大名之间互相追求的故事（收录于《寧固斎談叢》）。此外，江户时代也是武士道与男色结合的时代，在日本武士山本常朝口述的叶隐闻书一书中，探讨了武士的恋爱条规，当中就包含了众道的内容。
当时以男色为主题的物语，有文人井原西鹤的短篇小说集《男色大鉴（英语：The Great Mirror of Male Love）》，用半数篇幅叙述武士社会的男色，同时赞美其义节。上田秋成的志怪小说《雨月物语》收录了涉众道精神的〈菊花之约〉和僧侣稚儿怪谈的〈青头巾〉。博物学者平贺源内著有男色小说《根无草/根南志具佐》、《乱菊穴捜》和“阴间茶屋”指南《江戸男色细见 (菊の园)》。
19世纪，男同性恋文学中最著名的作品应该是惠特曼的《草叶集》，被称作“美国最有影响的同性恋文本”。在《一夜我奇异地守卫在战场上》一诗中，惠特曼用“战友”“同志”等词隐晦地表现诗中的同性情谊。而在他写于19世纪50年代的《带苔的活橡树》中则更表达了孤寂、炽热等心态。在英国，同时期的在这方面的成就最为伟大的作家则是王尔德。无论是《道林格雷的画像》还是《自深深处》。
到了20世纪，相关的文学书写更多元地涌现出来。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和E·M·福斯特的《墨利斯的情人》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墨利斯的情人》除了对同性之爱进行描写外，还对同性恋的身份认知、社会舆论及阶级身份进行了着笔，这使得小说内容十分丰富。美国方面，詹姆斯·鲍德温的《乔万尼的房间》、戈尔·维达尔《城市与柱石》及安妮·普露的《断背山》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希腊诗人康斯坦丁诺斯·卡瓦菲斯写有大量关于同性情人之间感官、欲望和挣扎的诗，并写得高贵典雅，“而在那张普通、简陋的床上，/我曾拥有爱情的肉体，拥有销魂的嘴唇”。
在1930至60年代尾，有不少美国出版社以便宜的价钱发表同性爱情题材，刊登在杂志上的廉价小说(Pulp magazine（英语：Pulp magazine）)，成品多印制在以纸浆制成的低劣纸张上，内容通常很煽情撩人，参见Lesbian pulp fiction（英语：Lesbian pulp fiction），以及Gay pulp fiction（英语：Gay pulp fiction）。
在1980年代以前，已有白先勇、林怀民、李昂、朱天心、马森等人在进行同志文学方面的创作。从1983至1993年，同志文学呈现百家争鸣的状态，比较重要的作家有顾肇森、林裕翼、黄启泰、李岳华等人。解严之后因为社会运动的帮助，使得台湾同志的环境改善，因此同志文学开始受各大文学奖青睐，包括凌烟的《失声画眉》、曹丽娟的《童女之舞》、林裕翼的《白雪公主》等。不过对台湾同志文学最具有重大意义的，还是要属1994年朱天文的《荒人手记》以及邱妙津的《鳄鱼手记》。之后出现了强调性别身份认同解放的“酷儿文学”，相关作家以纪大伟、洪凌和陈雪等人较为知名。另外吴继文、蒋勋、陈克华等作家亦有同志文学方面的创作。至二十一世纪以后，同志文学热潮已逐渐降温，较知名者为舞鹤的《鬼儿与阿妖》、骆以军的《遣悲怀》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