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特纳

维克多·威特·特纳 （Victor Witter Turner，1920年5月28日－1983年12月18日），苏格兰文化人类学家，因他的象征、仪式与通过仪式的研究作品而闻名。他的作品，连同克利弗德·格尔茨和其他学者的作品，往往称为象征人类学或象征与诠释人类学。特纳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最初在伦敦大学学院研究诗学与古典学，但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激起对人类学的兴趣，并就读曼彻斯特大学的人类学研究所。特纳对“社会剧”的兴趣是自发的，其基础根植于肯尼士·伯克 (Kenneth Burke)与厄文·高夫曼这两位先行者。1950年至1954年间，特纳与妻子爱迪丝（Edith Turner）在非洲中部的恩丹布部族（Ndembu）从事研究工作。当特纳观察恩丹布人时，他着迷于他们的仪式与通过仪式。他在1955年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如同当时在他同一时代的许多曼彻斯特学派人类学家，他也关注冲突，并创造社会剧这个新概念，以解释恩丹布村民的冲突与危机调解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特纳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探讨仪式。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期间，特纳开始将他的仪式及通过仪式的研究，运用于研究世界宗教和宗教英雄的生活。特纳深入研究了阿诺德•范•热内普通过仪式中的三重结构以及关于阈限阶段扩展理论。范热内普的结构由前阈限阶段（分离期）、阈限阶段（转型期）、以及后阈限阶段（重整期）组成。特纳指出，在阈限期（liminality），转型状态位于前后两个阶段之间，个人处在悬而未决的状态，既不再属于从前所属的社会，也尚未重新整合融入该社会。阈限期是一个临界边缘(limbo)，一个模糊时期，以谦卑、遁世、测试、性别模糊以及共同体(communitas)为主要特征。特纳也是一个专心致志的民族志研究者（ethnographer），他不断沉思他的书籍与文章中的撰写技巧。他兼容并蓄从其他理论家借来的各种概念，他热切地要求他所发展的思想，能呈显民族志资料；他并不是一位为了理论而提出理论的学者。关于他的这个态度，有一个强力的例子，可见诸于下列这本书的第一段：《戏剧、田野与隐喻：人类社会中的象征行动》（Dramas, Fields, and Metaphors: Symbolic Action in Human Society）（1974）。他在那里写道，在我(的研究兴趣)从社会生活的经验，转移到概念化与思想史的这个过程中，我几乎依循了各地人类学家的路径。虽然我们将理论带到田野研究中，但这些理论只有在足以呈显社会现实，才会变得有所关联。此外，我们往往经常发现的是，足以呈显事实的并不是一位理论家的整个理论体系，而是他分散的概念，他的一闪而过的洞察，这是从有系统的脉络中所抽取出来的，并且适用于分散的资料。这样概念具有其本身的特性，并可能会产生新的假设。它们甚至呈现分散的资料如何被有系统地连结！透过某些庞大的逻辑系统而被随机分派，这些概念类似在一个尚无法食用的面团之中，具有营养的葡萄干。这些直觉洞察，并不是连结它们彼此的逻辑细胞，而是在田野经验中，往往会存续下来的东西。特纳的仪式研究作品，已成为二十世纪人类学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但最近这个“特纳学派的理论典范”已受到挑战。约翰·艾德（John Eade）与麦可·沙诺（Michael J. Sallnow）在他们的作品《争论神圣性》（Contesting the Sacred）（1991），援引特纳的集体中介性概念，直接反对它（简言之，将这个概念视为理想化的概念）；最近一本由约翰·艾德与西蒙·寇曼（Simon Coleman）所编的朝圣研究论文集：《重新建构朝圣：移动中的文化》（Reframing Pilgrimage: Cultures in Motion）（2004），暗示特纳的作品已使得朝圣这个议题受到忽视，不再是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这是因为特纳的主张，朝圣，由于其本身的中介性本质，是超乎平常的，而且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因此并不构成日常社会的一个成分）。表演研究（Performance studies，又译为“人类表演学”）学者李察·史切契纳（Richard Schechner，台湾译为理查‧谢喜纳）引用了特纳对于社会剧与中介性的理论，直到特纳去世之前，两人曾协同工作。特纳的作品（连同其他学科）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已重新浮上台面，已被证实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部分。特纳的妻子爱迪丝·特纳，也建立并发展一些创新概念，以补足中介性、集体中介性与仪式过程等概念。她目前是维吉尼亚大学的讲师，以及《人类学与人文主义》（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这本期刊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