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观汉记》，汉代人称之为《东观记》，一百四十三卷，是一部以纪传体撰写东汉历史的史书，同时也是中国第一部官修当代史。记事起于光武帝，终于灵帝，由汉代刘珍、延笃等撰，因修史馆设于东观而得名。
在三国时代以后，将之与《史记》、《汉书》并举，合称“三史”，唐代以后渐以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
《东观汉记》前后经过四次修纂。汉明帝时，明帝让班固与陈宗、尹敏、孟异三人共撰《世祖本纪》，又编次光武帝功臣和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此次与班固合力修史者，除陈宗、尹敏、孟异三人外，尚有杜抚、马严、刘复、贾逵等四人，是《东观汉记》的初次修纂。
第二次修纂在汉安帝永宁年间，邓太后下诏命刘珍、李尤、刘��、刘毅等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据《史通·古今正史篇》，还尚有《纪》、《表》、《外戚》等传，时间起于建武，终于永初，书始名《汉记》，不久，工作地点迁至南宫东观。后来刘珍、李尤等人相继去世，伏无忌、黄景等奉命续修〈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及〈匈奴南单于〉、〈西羌传〉、〈地理志〉，此书自此始具规模。
第三次修纂在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桓帝命边韶、崔寔、朱穆、曹寿续修，作〈孝穆皇传〉、〈孝崇皇传〉和〈顺烈皇后传〉，又增安思等皇后入〈外威传〉，崔篆诸人入〈儒林传〉。崔寔、曹寿又与延笃作〈百官表〉和顺帝功臣〈孙程传〉、〈郭镇传〉，又作〈郑众〉、〈蔡伦〉等传，共撰成一百一十四篇。
第四次修纂在汉灵帝、汉献帝时，灵帝熹平年间，蔡邕、马日䃅、杨彪、卢植、韩说、刘洪等继续修书，作〈灵帝纪〉和列传四十二篇。蔡邕据其师胡广传授给他的“旧事”草成十志初稿，入东观后即与张华、刘洪共撰十志，作《朝会》、《车服》二志。后因事徙朔方郡，上书求还，并续成十志，后避桓帝名讳，改称“意”。此十志，据《后汉书·蔡邕传》李贤注引《蔡邕别传》，有〈律历〉、〈礼〉、〈乐〉、〈郊祀〉、〈天文〉、〈车服〉，据《史通》，尚有〈朝会〉，严可均《全后汉文》注谓除前8志外，缺者乃〈五行〉、〈艺文〉也。但因汉末战可及董卓西迁长安，以至散佚不全。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迁都许昌之后，杨彪进行最后一次总整理，但未能把散逸的篇章如数补齐。
《东观汉记》成于众人之手，经几代人不断递修才成书。直至东汉以后，仍有续补。但无一人对此从头至尾进行整理加工，形成“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的现象，所以各篇之间，详略不一，笔调不一。但由于《东观汉记》是官修当代史，修史者拥有丰富的材料来源，从起居注到私家著作，都可以直接取材，故保留大量原始材料。
东汉时初名《汉记》，三国两晋时如此，至南北朝时改称《东观汉记》。晋代以前《东观汉记》和《史记》、《汉书》合称三史。晚出的后汉史著作，无不取材于《东观汉记》。傅玄认为《东观汉记》烦杂。南朝宋范晔依据《东观汉记》，“穷览旧籍，删烦补略”，历时十三年，完成《后汉书》。《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跃居东汉正史地位。
《东观汉记》在魏晋南北朝时未闻有亡失，隋代时尚有143卷之多，至唐代开元年间着录有127卷。至宋代时散佚愈多，北宋末年时尚存着录43卷，此本在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时亡去，后获一蜀本刚经校勘，釐定为八卷，至此散佚殆尽。自元代以后，则无一完篇传世。
清代康熙时，姚之骃首次网罗断简残篇，查阅《后汉书》李贤注等五种书籍，共得840余条，辑为8卷，简称《姚本》。因收罗不广，挂漏殊多，且编排杂乱及考证不精，至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据姚本，以《永乐大典》、《太平御览》等书所载补葺，增加十分之六，厘订为24卷，分帝纪3卷、年表1卷、志1卷、列传17卷、载记1卷，并编佚文1卷，刊入《武英殿聚珍丛书》，简称《聚珍本》。
但聚珍本存有三个缺点，其一在辑文方面尚有不足，未能辑出所有佚文，其二在帝纪、列传部分，有关某一人的遗文，皆连缀成一篇，在连缀过程中，或增或删，有失原貌。其三承姚之骃辑本之弊，在每条辑文之后，一律不注出处，使后人在征引时，欲加校核而无从入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近人吴树平依据武英本《东观汉记》，重新翻检大量古类书、史书和古注，辑得遗文数百条，并利用各种资料比勘互校，厘订歧异舛误文字，并注明出处及注释，整理出《东观汉记校注》二十二卷，是目前《东观汉记》版本中最好的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