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呐鸥（1905年9月22日－1940年9月3日），本名刘灿波，盐水港厅查亩营（今台南市柳营区）人，是一位日治时期的小说家及电影制片。曾为中华电影公司的制作部次长。
就读于上海震旦大学。其写作风格为现代主义路线，与施蛰存等有交往；代表作为《都市风景线》，描写都市男女的狂热迷乱，并借鉴日本新感觉派的技巧。翻译作品为横光利一的小说集《色情文化》、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摄制的电影多属“软片”性质，大多已遗失；其亦引进称“影戏眼”的拍摄技巧。曾任汪精卫政府机关报纸《国民新闻》之社长一职。35岁时在上海被枪杀，据传是因卷入黑帮纠纷，也有传言是国民党特务所下手。
刘呐鸥作为日本统治时代下的台湾，没有像林献堂哪样强烈的家国情怀，而是一位沉迷在文学、电影、女色与美食的唯美主义者，是时代的局外人，也是一位没有太多国族认同或者说是超越国族认同的文化人。其一生多采多姿，但只留下了一本1927年的日记，现藏于国立台湾文学馆。这本日记没有一天中断，提供了有关他家庭、嗜好、读书、创作和交往的珍贵线索，是了解这位大时代里不愿随波逐流的新潮人物的第一手资料。据刘呐鸥在中央电影摄影厂任职的同事黄天佐说，刘呐鸥是一名语言天才，除了会讲日文、英文、法文、拉丁文外，北京话、上海话、广东话与他家乡的厦门话都应对如流。
刘呐鸥在上海的生活，正如上海方言“白相”一般，成天过着无所事事的颓废生活。零用钱多半由母亲供给，平日兴趣则是阅读、漫游与鉴赏女性。他认为女人等同于性欲的权化，女性的存在是为了满足性欲，在性之中，女人的快感大于男人。女人没有真正的感觉和爱，女人只追求性爱快感。女人就像是欲望的化身，挑起观察者蠢蠢欲动的情欲，以致能毁灭男人。刘呐鸥在上海多与好友穆时英、戴望叔来往，不与沈从文、鲁迅等人交往。他活在东洋与西洋的矛盾中，而上海这座城市，是他既厌恶又喜爱的地方。
上海对呐鸥具有无比的吸引力，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的日记就已经明确指出上海会是他“将来的地”。但是实际上他对上海的感情十分复杂。日记中一方面经常记载他对上海醉生梦死的反感，一方面又歌颂上海的“魔力”。在呐鸥心目中，上海是个“断发露膝的混种”，换句话说，是剪短发、穿短裙的时髦女子。“混种”一方面指这些时髦女子长相中西合璧，一方面指上海到处是外国租界，呈现次殖民地的特色。在东洋人、西洋人对比之时，呐鸥宁可认同东洋人，对西洋人则十分排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