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起信论》(回译梵语：Mahāyāna śraddhotpāda śāstra)，略称《起信论》，是大乘佛教的一部论书，法性宗的提纲挈领之作，相传为马鸣菩萨依据《楞伽经》所造，依据真谛三藏之弟子曹毘为其所作传记，此论为真谛于太清四年（公元550年）译。篇幅凡一卷，是自隋、唐起对汉传佛教影响很大的一部论著。
自唐代开始，出现质疑，认为此论是在中国所写作，非由马鸣所造。学者望月信亨、梁启超、欧阳竟无、吕澂等人皆主张此经是在中国创作。境野黄洋、宇井伯寿、汤用彤等人则主张是由印度传入，在中国译出。
本论主要阐述了于大乘佛教生起正信的理论，简明扼要地概述了如来藏唯识学派思想，体现了汉传佛教部分宗派所推崇的即身成就见性成佛之宗旨。
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因缘分”，叙述造本论的目的在于让人们正确地了解大乘佛法的根本旨意，从而通过修行脱离苦恼、证得极乐；第二部分为“立义分”，确立本论的中心论点；第三部分为“解释分”，详细阐释主题，为全论之重点所在；第四部分为“修行信心分”，着重指出通过修行鉴定大乘佛法的重要性；第五部分为“劝修利益分”，显示依据本论进行修行将带来的功德利益。
本论以南朝梁真谛三藏的译本较为流行，译于太清四年（公元550年），有说此真谛译本为智恺执笔于承圣三年（公元554年），称为梁译；另外，唐代实叉难陀重译此论，称唐译。
据说玄奘大师至印度求学时，曾经将此书自汉译梵。近代杨仁山居士曾经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合作将本书合译成英文。
对本书的注疏，历代甚多，其中以隋代慧远的《大乘起信论义疏》、新罗元晓的《大乘起信论疏》、唐代贤首法藏的《起信论义记》最为重要，三书合称为《起信论三疏》。
关于《大乘起信论》的著者、译者及其是否为来自印度佛教的学说，在佛教不同宗派间和学术界内，历来众说纷纭、争论不断。
隋朝开皇十四年法经等著《众经目录》记载当时传说本论为真谛译，但是因为此论未见于真谛译经目录中，将它归属于疑惑部，此目录所记载的真谛译作除二则列为疑惑之外都记为在陈代所译。唐朝智昇《开元释教录》称隋朝《众经目录》将《大乘起信论》列入疑惑录是错误的。
隋朝开皇十七年费长房著《历代三宝纪》引述了二篇真谛三藏译经目录，分属梁代与陈代，本论为梁代所译，时间为太清四年（公元550年），此说为《大唐内典录》及其后的译经目录所承袭，《历代三宝纪》提及了真谛弟子曹毘所作《真谛三藏历传》。唐朝道宣《续高僧传》引述了《真谛三藏历传》，其记载的真谛译经的部数及卷数，是《历代三宝纪》所引二篇目录的总和。
马鸣菩萨的禅观法门由姚秦鸠摩罗什传译于《坐禅三昧经》之中，作为譬喻师的代表人物，时人以马鸣、龙树先后并举，鸠摩罗什所传禅法甚至被称为“宣马鸣所述”。隋朝净影慧远《大乘起信论义疏》记载，在《心论》、《杂心论》和《成实论》流行之后，马鸣菩萨依据《楞伽经》造《大乘起信论》。
《开元释教录》引用了《续高僧传》的真谛传记，在《历代三宝纪》和《大唐内典录》的基础上，对真谛梁、陈二代译经目录进行了订正，并补充记载《大乘起信论》为马鸣所造。
《历代三宝纪》提及慧恺在陈代于广州笔受《摄大乘论》，《续高僧传》有智恺投奔岭南协助真谛译经等的详细记载。现在流通的真谛译本前，有唐朝时附加的题为智恺所写《大乘起信论序》，记载此论为马鸣造真谛译，智恺执笔于承圣三年（公元554年），此说与唐朝《新译大乘起信论序》有关记载相同，《新译大乘起信论序》记载当时法相宗据《成唯识论》而“诽毁”《大乘起信论》。《开元释教录》将二序所记的承圣三年癸酉，更正为承圣二年癸酉。《大乘起信论序》记载的智恺助译事迹及史地要点与古说不同，现在的学术界对此序的译经记载一般不予采信。
唐朝靖迈《古今译经图纪》引用了与《历代三宝纪》类似的真谛二代译经总录，含有《大乘起信论》，但没有提及每部经的具体译出时间，提到惠恺笔受，但未指明他于何时何地所受何经。唐朝法藏在《古今译经图纪》记载上基础上结合《大乘起信论序》等记载而自成一说。
姚秦鸠摩罗什译《马鸣菩萨传》和元魏吉迦夜译《付法藏因缘传》属譬喻因缘部类，不提及马鸣之著述，这也引发后世怀疑，《大乘起信论》并不是由马鸣所造。唐代均正著《四论玄义》，其中认为此论是由地论师所造，非由马鸣所造。晚唐新罗珍嵩称《大乘起信论》依据《渐刹经》而造。
日本学者中，最早提出质疑的是舟桥水哉，他在1906年著《俱舍哲学》中提出《大乘起信论》为中国撰述；望月信亨费时25年以上研究《大乘起信论》，他综合既往论文于1922年出版《大乘起信论之研究》，提出《历代三宝纪》的记述纯属杜撰，《法经录》所载则表示卓越的见识，本论依据了伪妄的《占察善恶业报经》，撰述者属地论宗相州南道派，由昙遵口述昙迁笔录而成；村上专精也发表论文认为，撰述者属于摄论宗，可能是隋文帝在京师召见过的九江道尼之类的人物，这些见解在日本兴起对《大乘起信论》作者的讨论。认定此论是在汉地写成的中国学者，有梁启超、欧阳竟无、吕澂、印顺、方东美、高振农等。
吕澂根据《楞伽经》魏译本与刘宋译、唐译二本之间，有些地方存在由于根本教理分歧而导致的明显差异，认为这是出自菩提流支的误解，而《大乘起信论》于此等处完全同于魏译本，可断定《大乘起信论》是根据魏译《楞伽经》而写作，因而此论是在中国写成，并推测其可能出自修习“一行三昧”的禅宗四祖道信宗门之中。
印顺法师认为，一意识论透过真谛传入中国，影响了《大乘起信论》，本论立心、意、意识三分，其中的意又分为：业识、转识、现识、智识、相续识，这与《瑜伽师地论·本地分》的五心说可能有对应关系，并与《解脱道论》的九心轮等可能也有着类似含义。最早传译“一行三昧”的是扶南三藏曼陀罗仙，通过对扶南相关经论和真谛三藏所译经论的特殊要点进行的研究，加上真谛有着在扶南游化多年的背景，印顺认为本论与玄奘新译的唯识学的不同之处，可能是扶南南传大乘佛教的特色。
方东美认为此论是在中国写成的伪书，虽然在思想上属于《楞伽经》系统范围，但应是源自于真谛传译的《金七十论》的数论派哲学的偷天换日之作。
但也有很多学者持相反看法，如前田慧云、境野黄洋、松本文三郎、羽溪了谛、常盘大定、林屋友次郎、铃木宗忠、宇井伯寿、平川彰，以及汤用彤、周叔迦等人，认为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本论为中国人撰述，即便不是马鸣造真谛译，也应该维持此论由印度撰述传入中国翻译之隋朝古说。宇井伯寿在比较真谛译经的各种记录后，认为此论的确是由真谛译出，原本来自印度 。平川彰认为《大乘起信论》中“故”字的用法，近于梵文语法，与汉语不同，等理由支持它是由印度著作汉译而成 。
本论文字流畅、条理清晰，在论藏中较为平易近人，汉传佛教中很多宗派，例如华严宗、天台宗、禅宗、净土宗等皆受其影响，是真常唯心论的典型论著。有学者称，其“一心开二门”的理论指出心能从超越性及现实性的两面来生一切法，如此则较玄奘所传译的法相宗唯识学，有着更进一步的开展，能对清净法的根源有所交代。
新儒家人士牟宗三，则借用了“一心开二门”的构造来说明其“两层存有论”的概念，心真如门对应物自身，心生灭门对应现象界，而二门最后还是归于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