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M·坎托（James M. Cantor，1966年1月2日－），加拿大临床心理学家、性学家。他在研究性欲亢进和非典型的性兴趣方面挺有建树，是性偏离的专家。他曾任《性虐待》期刊的编辑，并对恋童者进行了脑部神经研究，有关结果被视为为恋童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说法提供了证据、
坎托为多伦多大学精神医学部的助理教授、成瘾与精神健康中心（英语：Centre for Addiction and Mental Health）法律和心理健康研究部部长；《性侵略期刊（英语：Journal of Sexual Aggression）》、《性研究期刊》、《性行为档案》的编辑委员会（英语：editorial board）委员。
坎托于纽约长岛成长，本科在伦斯勒理工学院就读，于当中主修计算机科学，副修数学和物理。他在学院就读期间，担任了学生宿舍的顾问，为拥有学术或个人问题的学生提供咨询。他表示：“与技术性活动相比，这些活动才是我每天的主菜”。这时他决定攻读麦吉尔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学位。到了这个目标实现时，他亦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性行为的神经基础。
及后他于波士顿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最后以题为《逆转氟西汀诱导的雄性大鼠性功能障碍》的论文于麦吉尔大学取得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在攻读博士后，他继续于成瘾与精神健康中心接受训练，并成为它的员工。
坎托在美国心理学会的1991年年度会议上发表了演讲，其内容有关他作为同性恋本科生时的经历。
坎托聚焦于研究性与趣的发展，比如性取向与性偏离。他发表过有关性成瘾和非典型性兴趣（包括受虐癖、兽迷、吞食性爱好）的学术文章。
坎托曾利用核磁共振成像去绘制男性恋童者的脑部，结果发现与非恋童的犯罪者相比，他们的脑部生理确有不同。他发现与控制组相比，恋童者的脑白质总量明显较少、IQ较低、身高亦较矮。这可解读成恋童倾向跟脑部早期发育有关。不过坎托表示，这并不代表恋童者不需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劳拉·凯恩（Laura Kane）在《多伦多星报》中写道，坎托的研究“大大影响了研究者们的看法，使之认为恋童具有生物性基础”。
坎托跟雷·布兰查德（英语：Ray Blanchard）合著了一篇论文，其于2008年发表。当中建议DSM-5把恋童更改成恋童-恋少年障碍；把恋少年定为一种疾病，同时把它分为三个子类型：恋童（认为少于11岁的孩童有性吸引力）、恋少年（认为11-14岁的孩童有性吸引力）、恋童-恋少年（认为两个年龄组别皆有性吸引力）。这篇论文主要认为DSM-IV-TR对恋童的定义不足以涵盖所有认为“未发育完全者”拥有性吸引力的人。此一提议受到了理查德·格林（Richard Green）和卡伦·富兰克林（Karen Franklin）的批评，认为他们为了迎合社会的道德法律标准，把促使人类繁殖下一代的行为病理化。坎托等人的提议最终不为DSM-5采纳。
坎托的研究显示，性瘾并非一项单一的问题，而是多个不同的问题所导致的主诉。他对主诉自己得了性瘾的人进行了分类，结果分成了性偏离的性欲亢进者、自慰回避者、慢性通奸者、感到性内疚的人等等。
坎托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访问时称，社会应为认为儿童拥有性吸引力但没有犯过性罪行的人提供一定支持，以使之在保持零犯罪记录的情况下，活得更美好。在他看来，值得社会制裁的并不是有关想法（恋童），而是行为（性骚扰儿童）：“人们并不能够选择恋童与否，但能够选择不去性骚扰儿童”。
坎托表示，根据他的经验，对儿童出手的恋童者“多在感到最绝望的时候才下手——亦即他们认为没什么可失去，没什么值得保护的时候”。他建议治疗师应采用认知行为疗法等手段，使其绝望感或疏离感得以减少，最终使恋童者过上“没有犯罪的丰富人生”。
坎托在接受访问时说道：“我们看不到使人不再恋童的可能性……唯一合乎逻辑的方案就是帮助这些人尽可能地过上健康丰彩的人生。对于一些人而言，他们的生活基础就是一份稳定的工作、一处安身之所、对于人身安全的保障……当我们让其找不到工作或住处时，那么他们就不能安身立命”。
坎托认为线上组织Virtuous Pedophiles有助于防止人们对儿童从事性虐待行为。这个组织由对儿童拥有性兴趣的人组成，不过他们整体上认为性侵犯儿童是一种错误的行为。他称，这个网站会向害怕污名化而不敢寻求传统手段协助的人提供支持，并向警方报案。他说恋童者的“欲望、感情跟一般人一样强烈。这是一种不能跟人诉说、深不见底的长痛”。
坎托反对同性恋跟恋童有关的说法，他指出：“在科学文献中，有相当坚实的证据表明，同性恋和恋童之间绝对没有任何关系”。他反对禁止已出柜的同性恋者参与童军的做法：“若说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使人隐瞒和感到羞耻的环境会为虐待事件加添一浇油”。
坎托接受过一项有关性瘾和性欲亢进的采访，当中问及性瘾应否当作精神障碍看待。坎托认为应该，不过补充道“我见过很多人因着不同原因去使用‘性瘾’一词。很容易想象，有人会使用这个词来讨好公众、媒体、自己的配偶。但人们不能把所有问题归咎于这一诊断。人们将各类道德失范归咎于各种因素。但我们也要非常小心，不要犯相反的错误。有的人滥用这个字词和概念，并不意味着世上没有此事”。
坎托曾表示他不喜欢性瘾一词。他称：“因为我们对想要减少性行为的人了解得太少了，所以应尽量避免使用支持某种理论的字眼。‘性瘾’这个字眼暗示它跟物质成瘾一样，但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点。‘强迫性性行为’则暗示它跟强迫症有关，但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点。我较常用性欲亢进代指这类情况，因为此一字眼并没有支持任何理论或治疗方法的意味。不过其仍不够完美：有一些人尽管把自己称为‘性欲亢进’，但他们实际的性活动量比大多数人少（有时甚至少得多）”。
坎托写道，变性欲望是一种脑部现象。他称磁共振成像研究已证实布兰查德理论是正确的——世上有两种男转女的变性人。一种（同性恋变性人）的脑部就像男同性恋者般，大部分特质为男性的，但一少部分特质为女性的。另一种（异性恋变性人）则拥有异于大多男性的脑部，不过其特质亦不像女性。
研究变性现象的神经科学家安东·吉拉蒙（Anton Guillamon）在另一篇学术文章中表示：“坎托看来是正确的”。
坎托起草了一篇《变性权利草案》，当中表示：“人们能够选择变性与否，但不能够选择对出生性别满意与否”。
他在评论BDSM参与者与非参与者的比较性研究时表示：“两者事实上没什么差别，这点很有趣……总体来说，没有什么因素会促使人对BDSM感到好奇。外向性和经验开放性高的人更勇于尝试各类事物，性只是其一”。
他在专栏作家丹·萨维奇的要求下，回信给一位担忧自身儿子发展成性施虐癖的母亲。当中写道：“精神变态的性杀手确实有性暴力幻想，但你不能够以此反过来推论。有性暴力幻想并不意味着某人会发展成精神变态的性杀手。绝大多数喜欢暴力色情作品的人都是喜欢健康的BDSM的，仅仅从数字上看，这是最有可能的结果……BDSM/kink社群的健康成员从根本上跟精神变态者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