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牌天使一词在辽、西夏、和金代文献中频繁出现，但在这几个朝代中其含义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在辽朝，“天使”是对皇帝使者的尊称，表示一种身份而并非官职；西夏和金代的“天使”承袭了辽朝的“天使”含义并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西夏和金代的“天使”不专指皇帝的使者，也可以是将帅的使者；此外西夏的“银牌天使”可能成为一种官职，相当于宋朝的内殿承班。
据王易所著的《重编燕北录》记载，辽朝的“银牌天使”有三种：第一种是用金镀银制成的，上书契丹语“朕”字。这种“银牌”全国只有三道，最为贵重，保管尤为严格，只有是皇帝宠信的内侍官（宦官）收藏，用一种黑漆匣盛装收藏，每日要在皇帝面前呈封一遍，以免遗失或被人盗取假传号令。此三道牌，只有出现紧急事情的时候，皇帝才会派人快马加鞭，把此牌带在项上，飞驰到南北大王处“抽发兵马”。南北大王见到此牌，便即刻发兵，其余事情不能动用此牌。
第二种“银牌”，也是用金镀银制成，上面则书契丹语“敕走马”字样。这种牌全国共有七十二道，由南内司收拿。此七十二道牌只是作为到“五京诸处取索物色及进南朝野味鹿茸果子”之用，使者接受任务，便将此种牌带在腰间，飞马而行。
第三种牌是用木刻成，上面书写契丹语“鱼”字，左边根据本国所历几世用刻度作几刻，右边则用金镀银叶镶成一契丹语“永”字，牌长一尺二寸左右。此种牌约有十二道，是作为前往女真、鞑靼(蒙古)国取要物色，抽发兵马之用，使者将此种牌带在腰间飞马而行。女真和鞑靼两国验认此牌为信。那些残酷虐待和剥削女真人民的“银牌天使”，当属此种。
据范成大《揽誉录》记载，金朝的银牌有金、银、木之别。金朝的银牌制度是继承辽朝的银牌制度而发展来的。由此可知，上述第一、二种应是金镀的“银牌”，第三种则是“木牌”，统称之为“银牌”，可见银牌并不完全是用银制成的，那些受皇帝之命去执行任务的使者被称为“天使”，由于他们都带有“银牌”这种证件，所以就被称为“银牌天使”。
辽朝的银牌制度，是在唐朝银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所谓“唐制乘驿者给银牌”，银牌是乘驿者的证件，乘驿者主要是进行通信联络，传达上级号令，权力只限于此。辽朝的“银牌天使”则不同了，他们的权力很大，相当于明清时期的“钦差大臣”，是由皇帝亲自派遗，代表皇帝到地方上去的。他不但要完成“日行五百里”的通讯任务，而且还要到各地“取索物色”和“抽发兵马”。
“牌所至，如此虏（指辽朝皇帝）亲到，须索更易无敢违者”。由于辽朝的“银牌天使”是代表皇帝到地方上去的，所以他们既有权了解和索要地方上的“物色”，又有权了解和掌握地方上的“兵马”，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干涉和控制地方的经济和军事。金朝也有银牌制度，大体上继承了辽制，但权力则远不如辽朝，只作为紧急通信联络和迎送南宋使者之用。
辽朝通过“银牌天使”制度，使中央及时地掌权了地方情况，控制了地方的财政和军政，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但是，也由于“银牌天使”的权力过大，他们往往挟皇权以肆虐，到地方上任意发号施令且百般需索，给地方上的人民增加了许多痛苦。“银牌天使”对女真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