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雅克·丹敦（Georges Jacques Danton, 1759年10月6日－1794年4月5日，又译作丹东）是法国大革命初期的领导人物和第一任公共安全委员会主席。 在革命爆发时丹敦的角色一直有争议; 很多历史学家形容他在“推翻君主制和建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过程中是主导的力量。” 他对雅各宾派有调节的作用，因为主张恐怖统治的拥护者指控他受贿并且怜悯革命的敌人，被送上断头台。
丹敦出生于法国东北部 奥布河畔阿尔西由雅克·丹敦和玛丽·加缪所组成有名望，但并不富裕的家庭。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巴黎成为了一个公益律师（英语：Advocate） 。 1787年他娶了安托瓦内特·加布里埃尔·丹敦; 他们有三个儿子。她于1793年10月去世，此时丹东再和16岁的路易丝·塞巴斯蒂安·揭丽结婚，她的父亲马克-安托万·揭丽是巴黎议会大厦法院传达也是 科德利埃俱乐部的会员。她照顾他两个存活的儿子。丹敦在孩儿时期，曾被动物袭击，也得过天花，导致他脸上皮肤的毁损和疤痕。在法国大革命初期，丹敦的第一次出场的是作为科德利埃俱乐部的主席，正式名称为“人权与民权之友会”，但最初是因在科德利埃修道院举行会议而得名的。 是革命早期阶段许多重要俱乐部之一，主张法兰西应以人民主权 组成人民的国家，是 “人民本体”的中心，以“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座右铭; 他们最早指责皇家宫廷的存在是对自由不可能和解的敌视; 他们是最激情的赞扬激进行动的必要性。
1791年6月，路易十六国王和玛丽·安东尼王后由巴黎灾难性失败的出逃。 他们被迫返回居住在实际上就成为他们监狱的杜伊勒里宫 。 玛丽·安东尼王后，启动与革命的温和派领导人谈判，企图挽救君主制度并建构适度的宪政解决方案。 人民的反应是激烈的，然而那些赞成君主立宪制的菁英们，其中的领导者之一是拉法耶特侯爵，也变得激昂。 1791年7月，血腥驱散人民的集会，成为战神广场的大屠杀，点燃人民对皇家和宪政派的愤怒。丹敦，在某种程度上，是聚众人群的后面操控者，害怕反对革命势力的秋后算账，他逃到英格兰躲了整个夏季。
1791年9月，在国民制宪议会完成了制宪的工作。由于自我否定条例 所有制宪议会成员不能参选后继短命的国民立法议会。 丹敦的党只能为他在巴黎公社下安排一个职务。
1792年4月，吉伦特派政府在君主立宪制下运作，主导对哈布斯堡奥地利宣战。过去两年的巨大国内和政治变化，现在面临东部边境敌人的战争，国家陷于动荡。 巴黎人民对皇家的不信任而引发暴动。 1792年8月10日，人民武装力量引发八月十日事件攻入杜乐丽宫;国王和王后避难于国民立法议会。 丹敦在这次动乱的角色至今还不清楚。 他可能是领导人之一; 这一观点可被证实，因为天亮后君主制实际上垮台了，丹敦成为司法部长。这突然从公社下属办公室的崛起，就是他在叛乱的组职中权力的展示。
临时执政府是在国王的废黜与君主政体正式结束后的国民公会开幕之间组成的，丹敦将他自己与让·玛丽·罗兰和吉伦特派的其他成员建立结盟的联系。他们的实力很快就面临考验。 两个重要堡垒的投降使奥地利人取得令人惊慌的成功，的和的惊人造成首都的惊恐; 超过千名囚犯被杀害。 当时，丹敦被指控指挥这次的九月大屠杀，但从现代的研究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不过，他显然坚持他的同事应该保持不变，坚守自己的岗位。
国民公会的选举在1792年9月举行; 在此之后，残余的国民立法议会正式解除公权力。 国民公会统治法国，直到1795年10月。 丹敦是其中的一员; 辞去司法部长，他获得国民公会协商和审议程序重要的角色。
根据1911年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在国民公会，“他选择他的座位在远后方高处的长椅，坐在那里革命者被成为的名字” 山岳党 “。他与让-保尔·马拉并排而坐，他从未支持过马拉的浮夸;对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他并没有特别的好感，但在许多方面的直接目标是他自己的;对卡米尔·德穆兰和皮埃尔·菲利普（英语：Pierre Philippeaux），是他的亲密朋友和不变的坚决支持者。“至于他的敌人，吉伦特派，他们是“雄辩的，灿烂的，爱国的，但无法理解危机的可怕性，过于充满了虚荣和排他的党派特质，又太挑剔以至于不能打击到粗旷丹敦有活力的权力 “。1792年8月10日革命后出任吉伦特派内阁司法部长。 他与街道热情和活力的共鸣使他被定位是唯一能运用这种精神产生防卫法兰西的力量。 先前已充分发挥街头暴动的力量，消灭了君主制。丹敦看到巴黎的激情是国民公会可依靠的唯一力量，用来抵抗东北边境的奥地利及其盟友和在国内的反动保皇派。曾经推举丹敦的人害怕了，并认为丹敦该对九月大屠杀负责。9月外国联军进攻时，反对吉伦特派迁都，发表了“为了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法国一定会得救”的著名演说。
“巴黎，”他说，“是自由法兰西天然和本质的中心。是光明的中心。假如巴黎灭亡了，共和国也将不再存在。”
1793年1月，入选国民公会和罗伯斯庇尔一起赞成处死 路易十六。处决实施后，他怒喝“欧洲的国王们敢挑战我们吗？我们用国王的头掷向他们！” 创建革命法庭，丹敦是关键人物，由于复仇造成九月大屠杀，一方面是将拿武器从无秩序人民手中拿走，但另一方面将恐怖统治成为制度化的手段。1793年4月6日创建的公共安全委员会，被授予当所有的行政权力，丹敦曾经是这个机构的九大创始成员之一。他经常被国民公会派往共和派军队所在的比利时，并且所到之处，他为军队注入了新的民粹活力。他为这个新建国家推建教育系统，他也是立法会委员会之一负责建设政府的新体系。他尝试弥合吉伦特派和雅各宾俱乐部 之间的敌对行动，但是失败了。吉伦特派坚持不懈狂暴的攻击丹敦和山岳派，造成水火不相容的局面。
依据1911年版 的内容，他是 “性格过于坚强以致于仅仅是因个人的敌意失去自己”，靠近1793年5月中旬，丹敦已经打定主意必须在政治层面移除吉伦特派。 国民公会浪费时间和力量在派系间斗气的相互指责，然而国家陷于危机中。查尔斯·弗朗索瓦·都帞以，瓦尔密战役和杰玛佩斯战役的资深指挥官，抛弃了革命加入奥地利阵营。法国军队遭受了一系列逆转和挫折。 1793年3月在西边保皇党餐与的旺代叛乱的规模明显的扩大及增强。 吉伦特派叫嚣指责著丹敦和他的山岳派同僚的负责人，但他们将在这场斗争中失败被绝灭。
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丹敦直接策动了1793年5月31日-6月2日暴动 ，这个暴动完成国民公会的净化并清洗了吉伦特派。他后来谈到自己在某种意义上，这场革命的发起人，因为不久之前，被吉伦特党人一些邪恶宗派特质刺痛，他曾公然在国民公会哭了出来，是否他只能找一百个人，用他们抵抗吉伦特派十二人委员会（英语：Commission of Twelve）权威的压迫。无论如何，他肯定默许巴黎公社使用暴力，对驱逐顽固地阻碍国家集中权力行使的那些人，他公开的感到荣耀。
不像吉伦特派，丹敦认同，“作为救援的手段接受人民激情的愤怒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小事件。” （1911年大英百科全书）他不像雅克·尼古拉斯·比约·瓦伦（英语：Jacques Nicolas Billaud-Varenne）或雅克·勒内·埃贝尔是恐怖统治 的热衷者; 他认为这是一把双刃剑，非必要尽可能的少用。 1911年的认为这个时候的他是希望“法兰西本身能自行调和;虽然已经解放并在每一个部分都更新了，还不稳定，社会应该恢复;最重要的，经由两个方面确保国家的独立，不仅坚决的防卫对抗入侵者，而且该经由融合这样的博爱及热情应该也可调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反对意见“。
山岳派的地位已经完全改观了。在1789年的国民制宪议会 山岳派只占有578名第三等级 成员中的30名代表。在1791年的国民立法议会中，他们也不居多数，而且他们的首领没有获得内阁职位。 1792年9月20日，组成的国民公会头九个月他们全部的精力用来对抗吉伦特派。 1793年6月，是第一次，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拥有绝对的实力，动员” 无套裤汉”的街头暴动，突然间就取得内阁职位，掌握了公权力的责任。 实际的权力是在公共安全委员会和 一般安全委员会手中。 两者都选择脱离国民公会的控制。 在九个月内实施铲除吉伦特派及处决丹敦的大戏，启动了两个委员间的斗争，公共安全委员会获得优势，保有权力：第一，对抗，
1793年7月28日，国民公会发布命令，宣布21名吉伦特派代表为国家的敌人和叛徒。丹敦立即抛出了自己非凡的精力投入到要做的工作。他突显在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以驯服在巴黎已经发酵的无政府状态。他提出授予公共安全委员会 独裁的权力，而且还应该掌握大量的资金。他不是最终委员会的成员：为了明确免除他自己任何的嫌疑，他宣布他的决心，他不参与他意图建立最崇高的政府。在1793年秋季他的立场是对所建立的政府给予坚定有力的支持和鼓舞，没有从中获取职位。
由1793年秋季开始国民公会在法兰西各地进一步树立其权威，创造了法国大革命最血腥的时期，一些历史学家断言在法兰西各地被杀害的人数大约有40,000人了。 吉伦特派在秋季被铲除后，一个被称为温和主义（英语：Modérantisme）的群组由山岳党中分离出来，丹敦成为他们意见表达最主要的领导者，在国民公会是右派。 丹敦长久以来支持公共安全委员会日益激烈的行动，这时已收归于国民公会的安全委员会，实行恐怖统治成为“家常便饭”。
虽然公共安全委员会着眼于加强国民公会的中央集权政策，丹敦是参与计划的制定，是期望能有效地引导民众代表们的情绪趋向更加温和的立场。 这意味着采用受” 无套裤汉”欢迎的社会准则，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法兰西正经历饥荒导致急剧增高的面包价格受到控制。丹敦还提出，国民公会应该开始采取行动与反法联盟协商和平，因为委员会已经对大多数的欧洲国家，如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宣战。
1794年2月26日和3月3日，颁布“风月法令（英语：Ventôse Decrees）”，没收“人民公敌”的财产，分配给爱国者。 罗伯斯庇尔在理论上支持这法令，但意识到他缺乏支持去实现它们，并设法将这法令在几个月内结束。公安委员会阿贝尔派主张激进政策、要求扩大恐怖统治，然而丹东派，认识到恐怖政策被扩大化的危害，主张宽容、放松镇压，鼓吹“要爱惜人类的血”。在丹敦身边团结了一批人，被称为“温和派”。在当时“温和派”和雅克·勒内·埃贝尔等人的“极端派”爆发严重的争论。 罗伯斯庇尔努力维持两者间的平衡。
恐怖统治政策不是很容易转化的。事实上，这最终会导致1794年7月27日的热月政变，当国民公会起来对抗安全委员会，处决了它的领导人，然后新的一批人掌握权力后推动新的政策。 但在，也就是说，1794年3月，似乎还不成熟。 安全委员会仍然太强以至于不能被推翻，丹敦，毫不在意，取代国民公会惊人活力的，是等著被打击。 他的妻子在他参加远征军队的期间死亡; 对他的精神是一大挫折，为了再次见到她，他挖出她的实体。 尽管非常的悲伤，丹敦很快再次结婚，因为他有两个幼儿需要照顾。
3月19日，埃贝尔和主张激进政策阿贝尔派追随者十九人被逮捕，并在3月24日送上断头台 。
最终，丹敦自己会成为恐怖统治的牺牲品。当他试图改变革命的方向，经由与卡米尔·德穆兰合作，发行"老科德利埃报（英语：Le Vieux Cordelier）"，呼吁停止官方恐怖统治和去基督教化，以及对法兰西的敌人提出新的和平协议，那些与公共安全委员会联系最紧密的关键人物，如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和乔治·库东，将寻找任何可能的理由控告丹敦的反革命活动。 这些行动引导一个对丹敦革命精神的调查，并最终他被审判及处决，罪状是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暗中与外国交易。
接近恐怖统治的结束，丹敦被指控各种金融罪行，以及使用他在法兰西大革命中的地位谋取私利。他同时代的许多评论对革命期间丹敦的财务上的成功，获取金钱的途径，他无法充分地解释。 许多针对他的具体指控都是基于非实质性的或不明确的证据。与1791年和1793年丹敦面临许多指控，其中包括17928月起义期间受贿罪，帮助他的秘书来中饱私囊，和他在比利时执行任务期间伪造指券。 金融腐败最有力的证据，也许是一封1791年3月奥诺雷·米拉波给丹敦的信函，偶然提到了丹敦已经收到30000里弗的付款。 在他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任期内，丹敦组织与瑞典签订和平条约协议。尽管瑞典政府从来没有批准该条约，1793年6月28日的国民公会表决通过支付4百万里弗，作为外交谈判费用给瑞典摄政王。 据臭名昭著的伯特兰·拜雅（英语：Bertrand Barère），国民公会成员和新闻工作者，丹敦由支付给瑞典摄政的笔钱中私吞了一部分。 伯特兰·拜雅（英语：Bertrand Barère）的指控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证据支持。
最严重的指控，这对他被捕期间困扰着他，并成为处决他的主要根据，是他涉嫌参与盗取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财富计划。 在旧政权统治时期，原来的法国东印度公司倒闭了。1785年由皇家奥尔良公爵重组后复兴。 这公司被国民公会正式通告，在战争期间牟取暴利而崩解。公司将很快的被清算，而国民公会的某些成员试图推动通过一项法令，在清算前拉升股票价格。 发现了这个内幕交易的利润，导致公司董事被勒索五十万里弗，调查认为与丹敦有关。 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丹敦参与，他被弗朗索瓦·夏波（英语：François Chabot）大力谴责，然而事实牵连到法布尔·德·阿格勒汀拿（英语：Fabre d’Eglantine），是丹敦死党的一员，他在丑闻案中被牵连了。
1794年3月30日，丹敦、卡米尔·德穆兰和其他温和派相关的人突然被逮捕。丹敦在革命法庭激烈的表现，他的敌人，担心他会赢得众人的支持。 国民公会，在其“最糟糕怯懦表现”的形式， 同意圣茹斯特提出的建议宣称，如果一名囚犯表现出对正义尊重的欠缺，法庭可以公告宣判，不再拖延。 丹敦，德穆兰等及许多被指控的丹敦派同伙，从4月3日至5日在革命法庭受审。审判的本质大部分是政治而不是在犯罪上，因此以不合常规的型式展现出来。被告被国民公会的法令制止自我辩护。 这一事实，加上混乱，经常附带的谴责（例如，一份报告指控丹敦，在布鲁塞尔从事政治工作的同时，曾经占用四轮马车装载数十万镑的亚麻餐桌布） 并由检察官安托万·昆汀·敷吉-当比拉（英语：Antoine Quentin Fouquier-Tinville）向陪审团成员提出威胁，帮助确保有罪判决。 此外，被告被剥夺了它们请证人出庭的权利，虽然他们已经提交的若干这样的请求-包括德穆兰的情况以及后来的罗伯斯庇尔。丹敦立刻被定罪，也导致十四个其他的同伴，包括卡米尔·德穆兰，步上断头台。“我留下的这一切是一个可怕的混乱，”他说，“他们没有一人有管理的理念。罗伯斯庇尔将会步我的后尘;他是被我拖累的。 啊，一个贫穷渔民所参与人的管理还会比较好！” 这句句子中的“一个贫穷的渔夫”几乎可以肯定是指圣彼得，丹敦已经与天主教和解。 1794年4月5日，这一群十五人一起走上断头台，其中包括玛丽-琼·埃罗·德·非许哀勒（英语：Marie Jean Hérault de Séchelles），法布尔·德·阿格勒汀拿（英语：Fabre d’Eglantine）和皮埃尔·菲利普（英语：Pierre Philippeaux），德穆兰第三个被处决，丹敦最后。
他在法国大革命 过程中的影响力和性格，现在许多历史学家仍然有广泛争议，各种观点伸展范围包括从腐败和暴力到慷慨和爱国。丹敦并没有在这些方面留下很多有关个人或政治的文字资料，而且，他的行为和性格信息大多数来源是二手资料。
历史学家阿道夫·梯也尔和弗朗索瓦·米涅对丹敦的观点认为 ，他具备 过度的巨人似的革命激情，智能水准很高，并且为了追求他的目标而纵容暴力。
另一个来自阿尔方斯·德·拉马丁研究的观点，他宣称丹敦“缺乏荣誉，原则和道德”谁只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为名声寻找刺激和机会。他仅仅是“物质主义的政治家”是可以天天重新收买的。革命的任何时刻是站在追求荣耀前途和更多财富的舞台上。
然而，让·弗朗索瓦·罗比内特（法语：Jean François Robinet）对丹敦的另一个观点，他对丹敦的观察比较正面，描绘他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人物。 据罗比内特，丹敦是一个立场坚定，有爱心，慷慨的公民、儿子、父亲、和丈夫。 他忠于他的朋友和法兰西避免“个人野心”为了共和国维持“政府统一”的原因，他完全舍弃自己的所有。对他的国家和劳动群众他永远怀有真诚的爱，觉得 “尊严，安慰和幸福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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