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心宝鉴》大约成书于元末明初，辑录者或整理者是范立本。全书由20篇、六七百段文字组成，全书内容皆出自《尚书》、《易经》、《诗经》、《礼记》、《论语》、《孟子》、《庄子》、《太上感应篇》、《说苑》、《颜氏家训》、 《景行录》等中国历代经典中的格言、警句，杂糅儒、释、道三教学说，荟萃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朱熹等先圣前贤有关个人品德修养、安身立命的论述精华。明朝以后，此书即为通俗读物，也是最受欢迎的劝善书、启蒙书之一。它除了是中国最古老的劝善书、启蒙书之一，也是风行东亚、东南亚汉字文化圈600多年的修身励志经典。《明心宝鉴》普遍流行于朝鲜李朝时代，且有“抄”之出现。《明心宝鉴》至今仍是韩国学习汉文者軎爱的古典良书之一。传入日本的《明心宝鉴》，最早为1631年中野道伴的刻本。幕府儒臣林罗山所使用的《明心宝鉴》的版本，就是朝鲜刊行的清州本《明心宝鉴》(1454年刊行)。日本江户时代，编纂引用了《明心宝鉴》条文的书籍被作为教训书为人们所接受，这些启蒙书或将《明心宝鉴》部分照抄，或仿照此书作成，亦或从多处引用而成，可见此书于日本之影响巨大。
历代刻本有明刻本《新刻大字明心宝鉴》二卷，一册，现藏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此外国家图书馆善本书中，有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曹立刻本《重刻明心宝鉴》二卷，明范立本辑、明末刻本《新刻音解明心宝鉴》二卷一册。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收藏有1368年刊印的《校正删补明心宝鉴》。善本室则藏有1553年刊印的《重刊明心宝鉴》（二卷）和1621年刊刻的标明“范立本集”的《新编音释明心宝鉴正文》（二卷）。普通古籍室还收藏有《新镌校正明心宝鉴正文》，扉页上题“官板正字明心宝鉴”，“桥村庄三圣堂行”。国家图书馆同时收藏有明万历帝《御制重辑明心宝鉴》（二卷）（根据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影印），成书于1585年，前有万历御制序。入清以后，则很少再刊印了。
该书依内容分为上下二卷，共20篇，分别是：继善、天理、顺命、孝行、正己、安分、存心、戒性、劝学、训子、省心、立教、治政、治家、安义、遵礼、存信、言语、交友、妇行，几乎涉及和囊括了一个人生存于世所要面对和经历的方方面面，有关待人接物、立身处世的方方面面，有关言谈举止、心性品行、齐家治国的方方面面。
“仁兴斋舍版《明心宝鉴》”有栗谷李珥等人的序和跋，而且凡例中还提及“露堂先生裒茸诏后学之书，独赖此篇之存，世远板剁，多有讹误，故改正锓梓。”韩国学者纷纷据以探讨立论，而主张《明心宝鉴》最早是由朝鲜高丽王朝忠烈王时代（约相当于元朝中期）的文臣露堂秋适（1245-1317年）所撰。目前在韩国大邱市郊秋氏祠堂的仁兴院中，尚保存有《明心宝鉴》木刻版一百六十余枚。《秋氏九百年史》一书非常明确地说，高丽忠烈王五年，秋适参考中国和尚昙秀于1230年所编的《人天宝鉴》而编《明心宝鉴》。秋适之孙秋濡，于朱元璋初建明朝之际，即恭悠王十二年前往中国协助朱元璋，成为开国功臣，并将其祖父所作之《明心宝鉴》传至中国。之后，范立本重新进行了编辑整理，从而形成一个由二十篇六、七百段文字组成的新版《明心宝鉴》。整理后的《明心宝鉴》条理、结构更明晰，从明初起即极为盛行，多次重刊、重印，万历皇帝还让人重辑修订一遍。但对于秋适编《明心宝鉴》之事，在《露堂全集》及高丽史传等过去文献中，均无言及。1971年12月13日，在韩国庆尚北道达城郡西本里洞的仁兴书院大梁上发现了《明心宝鉴》之木刻版，此版乃朝鲜朝末期，高宗六年（1868年）时所刻。且淸川本跋语谓“此书但有唐本”，亦非朝鲜人所作可知。而日本内阁文库藏《新锲京版音释提头大字明心宝鉴正文》，其卷首有“太仓缑山王衡校、书林弼廷陈氏梓，卷末署“《宽永辛未三月道伴刊行》”。
该书是中国译介到西方的第一本书，早在1592年前即由天主教教士高母羡在菲律宾译成西班牙文。高母羡的译本中提到了《明心宝鉴》的辑录者——范立本。该手抄本于1595年被带回西班牙献给王子斐利三世。此抄本现藏于马德里西班牙国立图书馆，并于2005年出版该书的校订本。2006年初，经由北京大学西班牙文系赵振江推荐，中国作协会员、副研究员李朝全整理翻译《明心宝鉴》，由华艺出版社于2007年1月隆重推出，期望它能在中国“复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