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

天下是普遍存在于汉字文化圈国家的世界概念，其最初是华夏族群对中原诸侯以及地理与文化领域的理解，与政治主权联系发展出来的观念；此概念以普遍而明确的秩序原则来表示统治的空间和地域，和周边的关系，并由华夏文明区别延伸出华夷秩序。后来传播至汉字文化圈／东亚的国家和地区，深深影响东亚周边的历史和文化。天下这一概念没有地理和空间的限制，伴随一定的秩序原理，成为某个地域、人民、国家的天下观。不同地域民众，他们的“天下”的概念亦会根据一定的秩序形成。红色范围为“华夏”的核心领域，向外按近远分为内臣、外臣。那里的君主乃至普通平民百姓都跟随汉的礼仪和法律。蓝色范围为及得上汉的德之“外臣”和“册封国”的领域，“外臣”指的是臣属于汉的夷狄君主们。“外臣”之国只遵从汉的礼仪和法律，与天子为君臣关系。依照程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层级。而汉的德不波及外侧称为“化外之地”的领域。外臣、册封国、化外基本上都是“夷”的领域。“天下”之概念就以这样的同心圆建立，逐渐向外扩大范围。图中同心圆较小，历史上辽东及广东都属黄色范围。中国传统的“天下”概念，指被中国皇朝的皇帝主宰，在一定普遍的秩序原则所支配的空间。为天下中心的中国王朝直接支配之地域，被称为“夏”、“华”、“中夏”、“中华”、“中国”等，与周围的“四方”、“夷”等的地域作区别。不过，若这些地域接受中国皇帝主宰的秩序原则，她们就被认可和接纳。具体范围上，“天下”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天下”等同于“九州”，而广义上“天下”指“九州+四夷”中国的天下观念，建立在“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的理论上，作为提供政权正当性的论述。这个论述指出这个共主的权力来自神权，所以承受天命，叫做天子；天子所在之处为天下中央之国（称中国），他除了治理自己的国（中国）之外，某些权力也一并延伸到天下其他的国去。按照这个说法，中原天下有多个“国”，各有君主；惟遇到某些事务时，方交由共主天子处理。《六韬》的〈文师第一〉有关周文王与姜太公的对答，其中姜太公回复“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天下”是恒定的、宿命的，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常量。拥有“天命”的“天子”、“王朝”随着“五德”的循环天命而发生改变，但它们统治的“天下”却是永世的。这种“天下”概念里。所谓的“外部”不是指“天下”之外的外部，而是指“天下”之中的外部，即与中心相对的边缘部分；北宋石介有段著名的论述：“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它很好地说明了内、外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具体含义：中国居天下之中（内），四夷居天下之偏（外）。中国居中，属于天下范围无疑；四夷虽居外、居偏，但仍属于天下范围。中国与四夷同属“天下一家”，正如荀子所言：“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礼记·礼运》篇更提出了“以天下为一家”的观点。最终形成了“中国”和“夷蛮戎狄”五方之民共为“天下”、同居“四海”的整体格局。费正清提出天朝外交论，认为“中国”和其他“国”的关系属于“国际”关系，建立在位阶差异上，并以朝贡贸易具体实现之。高明士认为中国是“天朝”，而其他国是“国”。两者的地位不同，自然是从属的关系，而非国与国的关系。甘怀真则指出“中国”兼具受天命的“中国”和列国之一的“国”的身份。中国的国君同时负责天子的工作，也以一国之君的身份和其他国互动。天下列国之中，其中一国“受天命”，而能借由掌握祭祀权或“册封”他国来达成象征性“治天下”的理论需求；中国不直接支配天下体系中的其他国。日本的“天下”概念，最早在古坟时代出现。当时，统治者一方面对中国皇朝称臣，一方面在国内又自称大王。根据熊本县的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铁剑的铭文中，统治者在公元5世纪后期左右对国内自称“治天下大王”。所以认为在那个时期之前，日本国内已经出现“与中国世界不同的独特天下”概念发生的证据。根据《隋书》，7世纪初的大业3年（607年）时，日本倭国国王（原文“俀国王”）给隋炀帝的亲笔信中自称为“日出处天子”的事看来，日本能做为东方海洋之中心，自认为与中国处于世界不同的天下概念继续存在着。7世纪中，随住律令制的引进，将中国式的天下概念一同被引入，伴随律令制以“天下公民”的形式进化。到后来发展成王朝国家，平安时代的“天下”概念一时衰微。但镰仓幕府的成立，像是“开创天下”一样，随着武士门第的崛起和社会发展，“天下”与“日本”渐渐成为同义词了。（参见天皇，律令制，天下统一）在朝鲜，因为长时期以中国皇朝为天下的中心，其历史上极少使用“天下”的概念。但在更古老的时代，高句丽、新罗、百济等古代朝鲜半岛王朝，特别在高丽的时代，是以朝鲜为独立的天下中心概念。不过，高丽后期程朱理学的流入，从名分立场来说，对朝鲜为中心的天下概念加以批判；另一方面，程朱理学产生了“小中华”“小华”等的小中华思想。不过，随着明亡，在中国流行而朝鲜视为异端的阳明学下之小中华主义，认为清朝对中国支配是“中国已经屈服于夷狄的支配”，仅剩余独立自主的朝鲜传承中华正统的概念大兴，更加哺育出朝鲜才是正统中华思想的主流。于是，将中国作为“天下”中心的概念和把中华传承者的朝鲜作为“天下”中心的概念并存。越南的天下概念及民族意识始于13世纪元朝的入侵而发展。击败元朝的陈朝赋予越南王朝天下概念，成为南越国的正式继任者，从那时起，中国领域的岭南地方到越南北部地域设定为固有的天下概念。然而，到18世纪末后黎朝末期，把南越为越南王朝的正统史观被施加批判，到阮朝的时代，国号也成了“大南”，“越”字被消掉，直到当时欧洲人的设定形成今时今日越南之领域天下。越南的“天下”主要被中越关系影响，在越南一边的“天下”完全变貌了。以蒙古作为代表的北亚和中亚诸游牧民族中，有与中国王朝的“天”类似概念“撑犂”（长生天）存在。信奉撑犂之概念的游牧民族，范围从今天的堪察加半岛远至马摩拉海。撑犂有时为天之主宰，为命运之神的一种。今时今日，对撑犂的祭祀依然在萨满教中存在。不过，亚洲游牧人民的萨满教信奉“宇宙三界”的独特世界观，撑犂不过是其中一位人格化的神祇。萨满教认为，撑犂会派遣撑犂的代理者到地上，成为英雄、救世主，这个英雄对象，被称为“撑犂之子”。匈奴的单于，到后来的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帝国，都被称为“撑犂之子”。他们根据这个观念，独占地上资源，撑犂的代理者成为唯一的效忠对象。一般认为，亚洲的游牧民族基于一定原理秩序，类似“天下”概念的地上世界观产生。中国史书记载处于部落联盟的时代,其时属於氏族社会的阶段,各部落盟尊共主为天子，夏列土封侯，并以“国”做各部落盟的封号，据考证，华夷之别的文化观念可能产生很早。“夷”字的出现，已见于商朝时代的甲骨卜辞中，中心和四方等方位概念也已确切地出现。在甲骨文卜辞中，“中商”、“四方”、“四土”等词频繁出现，这可由殷墟出土的“受年卜辞”中等记录所佐证。另外，对于商代王室墓葬也出现征着“四方”的概念。无可否认地,商代人确实将自己摆放在东土、西土、南土和北土所匡围的中土，已具备天子观念。然现今考古学尚未能证明商朝以前是否有天下观的论述。现今考古学眼中，商朝时代以“天下”为世界观的概念未建构完成。自西周初期开始“天下”的概念则大量出现在器物典籍中 ，“天下”概念的发展被认为始于周朝之“天”的人格化概念。“四方”、“万邦”的用语就是源自天下概念。所谓“四方”，是在王朝成立的对象领域，周王在中国的中心统治，而周边的非周系统的部落包围华夏的土地。所谓“万邦”，是代表“人民”和“疆土”的关系，周边部落的人民包含华夏的人民，华夏疆土中也包含着周边部落的土地。周王根据天命，“接受”和“认可”这个“万邦”。周朝的后期（春秋时代及战国时代）时，周朝的封建诸侯向外发展，对国内和周边地区作政治支配和同化。同时，一些周边部落亦被周封建，成为了诸侯大国。以许多的封建诸侯国共同的文化圈，经济圈形成，把黄河流域作中心的“中国”概念也扩大。《左传》《国语》等历史书，以及铭文器物使用“天下”一词非常频繁，不胜统计。周朝、秦朝支配的地域及政治被一元化合并，作为与现实政治世界对应的地理概念“天下”，也明确发展。秦之统一是“天下之统一”，中国所谓的“统一天下”，也就是中国的扩大。汉朝建立，将所治区域视为中国。这个“中国等于天下”的概念被现实的册封关系影响变貌，册封下，将境外诸民族包含在内的“天下”概念形成了。所谓册封，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缔结为君臣关系，根据这个关系，周边国家的统治者统治下的地域，接受中国皇帝主宰的秩序原则。同时，除了匈奴、也相对了解西域诸国，进行贸易。南北朝时代，中国汉地内部同时出现多个皇帝，天下的政治陷于分裂。不过，唐朝时代的中华帝国皇帝唐太宗被各个北方游牧民族国家称为“天可汗”之时代也来临了。同时，唐朝与以前的秦汉王朝不同，在那时天下概念里，已有如“天竺”、伊斯兰的“大食”一样的对等国家存在。怛罗斯战役中，中华帝国与西方比得上对等实力的伊斯兰帝国阿拔斯王朝有军事矛盾和贸易等谈判。宋代，北方相继出现辽朝、金朝、西夏等强大的异民族王朝并占有部分汉族地区，宋朝被压迫之下，与北方的帝国们系结了虚拟性的亲属关系（譬如像宋称兄，辽称弟一样的外交关系）。同时期的高丽等属国，都采取臣属于两王朝的形式，天下完全二分，故石介曾在中国论提到朝代姓氏可改，但“天下”不亡于夷狄的核心概念，认为要发扬中华文明维护道统的精神。有空前绝后的支配领域之大元大蒙古国再次统一了中国汉地。不过，在元朝的统治中，政治上分为南人（原本南宋境内，包含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和汉人（原本金朝境内的人民，包含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也被区别。此后，明朝以靠近秦汉以来的理念形式统合“中国”，“天下”之概念大致上和以前的概念同义，不过多了向世界扩张的想法。明朝末期，发生对程朱理学的批判，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的儒教思想也发生变化。明末清初，王夫之认为《大学》推崇的“平天下”不过是叙述治国，天下的次元并不通用，因此批评程朱理学。另一方面，明朝的灭亡和原为异民族的清朝支配中国之现实下，华夷两方的反转也大大地影响了“天下”概念。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也叙述，“亡国”不代表“亡天下”，朝代的更替是“亡国”、是政权的更替，若被被夷狄所征服后而灭绝了中华文明是“亡天下”，认为若清廷摧残了中华文明，不能延续中华文明则会“亡天下”。清廷以中华天下秩序继任天子，尊儒学而以中华文化为本。此时，作为异民族的清朝成为皇帝，中华文明的天下不亡而成为了异民族的天下。被视为由夷狄皇帝主宰的华夷秩序理念，与册封朝贡国来维持外国关系的“天下”概念，于1793年，在英国的外交使节乔治·马戛尔尼被派遣到中国的时候开始变化。乔治·马戛尔尼期盼按照欧洲外交的主权平等主义与清朝缔结贸易条约。不过，清朝的乾隆帝表示中国“地大物博”，拒绝了英国的要求，他认为中国作为天朝上国，不需要外国的商品即可自给自足，双方不存在平等贸易的基本条件。不久进入19世纪，鸦片战争爆发，败北的清朝与英国等国缔结了单边的不平等条约。不过，清朝单方面向民众表示，这是皇帝恩赐各国。于是鸦片战争后，清朝在欧洲各国威胁下，依然打算捉住“天下”的概念。鸦片战争后，英国与法国不满清朝不变革其外交姿势，于是一起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在那个条约内，列明英法是“自主国家”，赋予与中国有同等地位。这个结果，清朝不可能继续按照以前的华夷秩序与欧洲各国进行外交，于是重新设置总理衙门进行对欧洲外交事务。因为欧洲各国按照主权平等主义形成了近代外交体制，采取对等国外交的形式，令到一向以华夷秩序作准的中华外交体制慢慢崩溃。现实中，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战败，朝鲜从此脱离册封关系，基于册封朝贡的清朝外交秩序告终。“天下”的概念也受到影响，以前的华夷秩序全变貌了。19世纪末期，清朝驻英国大使薛福成将区别中华和夷狄的“华夷隔绝之天下”思想，改变成中华和外国维持对等关系的“中外连属之天下”思想。民国后，天下的观念被废弃，西方列强的大国的观念则取而代之。与东北亚朝鲜历史有关联的高句丽也有“天下”的概念。高句丽对朝鲜半岛其他国家自号中华，将周边诸民族看待为夷狄。但同时存在对天和河的独自的信仰形式。吉林出土的高句丽广开土王广开土王碑中，高句丽用自己的年号“永乐”来记载，因此认为百济和新罗也有其各自的“天下”概念。在中国思想的影响下，周朝的封建国箕子朝鲜神话形成，儒教的教导亦落地生根。如前所述，日本的“天下”概念起源追溯到古坟时代。5世纪时，认为是后期制作而成的江田船山古坟出土铁剑铭文中有“治天下获加多支卤大王”字眼，依获加多支卤部分“ワカタケル”读音推段，应该是指雄略天皇。雄略天皇发送到中国的国书中自称“倭王武”。可是，他对国内则自称治天下大王，即表明他统治与中国不同的倭国独特天下之大王。这证明当时已经出现“倭国是与中国世界不同的独特天下”的观念。以后的倭王们也世世代代继承治天下大王的称号。以此事为背景，7世纪初，倭国王给隋炀帝的亲笔国书中自称“日出处天子”之事便可理解。此后，8世纪初律令制被引入的时候，中国的天下概念一同引进。在那个时代，天下的意义一般被认为是律令国家支配的范围，范围适合今天日本列岛中的本州、四国、九州等。不过，那时天下概念也包含虾夷等不被直接支配的异民族。与中国王朝的天下思想一样，日本将“天下”中心设定在律令国家中心，以天皇为主宰的秩序波及之范围，周围则是与“夷”对应的异民族，充满小中华主义性色彩。“天下”概念随住律令国家的崩溃，日本朝住王朝国家·中世纪国家的发展下慢慢薄弱。九条兼实的日记《玉叶》中，描述源赖朝创立幕府时，称为“开创天下”。这天下概念承自上述律令制的天下概念，开创出新的国家、法律、秩序。可是就算源赖朝有成为王者的意识，但这时期的天下概念至今还没克服天皇对王朝的支配，对天下的主宰者天皇被寄予期待的事例还多。根据义堂周信的日记《空华日用工夫集》，足利义满跟义堂周信的讨论中，屡次将自己政治对象“天下”、“天下人（日语：天下人）”作为话题。室町时代，人们慢慢意识将军是天下的主宰的思想。但，足利义满也研究“日本国王等于治天”的思想为自己定位，在那时的“天下人”概念，至今还是过渡期。（参见治天之君，承久之乱，建武新政，《神皇正统记》）支撑天下概念的室町幕府势力渐弱，于是社会出现以下犯上的乱像。不久，有实力的地方诸侯据地称雄，像安土桃山时代的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他们认为自己控制之地域就是天下。接着，作为新秩序的统一者“天下人”概念登场，天下人意思是“天下一统”(这个用语出自日本南北朝时代）。这样，现实的“天下”地理概念明确化，大致上为今天的日本列岛的领域。（参见战国 (日本)）近代，江户时代的江户幕府将概念定位为“天下人等于将军”、“天下的朝廷等于幕府法”，与原来“地方性的朝廷等于藩法”概念形成二元式社会，成立了幕藩体制国家。对外关系，继续采用华夷秩序，发布锁国政策，以此政策固定以日本列岛为中心的“天下”概念。高丽时代中，佛教、道教、萨满教共存，但是朝鲜的独自天下概念檀君朝鲜神话亦出现。唐太宗责备新罗在国内使用独自的年号后，新罗改变国策，以唐朝为正朔，得到唐朝好感。而高丽前期则交替使用中国王朝的年号和高丽独自的年号。高丽王国内自称“朕”，死后赠与庙号，王的命令称为“制”、“诏”等，当时的宫廷的颂歌有“海东天子”、“南蛮北狄自来朝”字眼，金石文雕刻“皇帝诏曰”。天子的特权的祀天也在进行，是首都开城称呼为“皇都”。根据中国的华夷思想，中国王朝皇帝以外的外国君主绝对不容许使用这些称号。高丽时代的中国“天下”概念，在宋辽、宋金对立形势中维持着，南朝宋和北朝辽、金等帝国皆使用中国“天下”概念形式。可是，高丽理念上倾向南朝的，唯有地理上偏向北朝，所以采纳两朝年号，却将南朝年号放在前头，宋朝称赞高丽为忠实的“小中华”。以后，高丽废除朕的自称、庙号、制、诏的用语，高丽国王自称“不穀”（“谷”指行善之意，所谓不穀是谦恭的自称）。这个时候程朱理学的流入，名分论更繁盛。朝鲜王朝时代，明朝因册封把国号封为“朝鲜”，与“周朝—箕子朝鲜”关系同样看待“明朝—朝鲜王朝”关系的中华性“天下”概念，朝鲜世宗时代，女真、日本、对马、壹岐、松浦、琉球等国皆来朝贡，说明以中国为主和以朝鲜为主的“天下”概念并存，同时亦有祀天仪式。明朝阳明学说流行。不过，朝鲜将之思想视为儒教的异端。清朝时期朝鲜接受册封，有识之士将明朝的崇祯年号和清朝年号一同使用。朝鲜认为中国被清朝这个夷狄王朝统治，想要继承中国遗志光复华夏。由此诞生了小中华思想。如前所述，越南的“天下”概念在13世纪随着蒙古军被击退，国威发扬后被确认。陈朝的《大越史记》中，将秦汉时代视为越南最初的正统王朝年，这个“天下”概念的对象地域就是位处广东和越南北部的南越国。作为这个“天下”概念的实例，1428年，大越从明朝独立的时候，代表这个时代的文人的阮廌描述“自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明显地，越南的“天下”和中国的“天下”并列。在这样的“天下”概念下，以前的佛教、道教的神明，和越南的神明同被尊重，对外战争胜利后，每每对越南的神明加封。这个事例中，皇帝在越南的“天下”概念中与越南神明思想融合，表现著从民族的信仰支撑“天下”概念。15世纪末左右，“天下”概念开始发生若干的变化。本在越南的正史中的南越国渐渐被除名，而基于口传的越南神话中之泾阳王姜禄续（炎帝神农氏的后裔）、貉龙君崇缆（传说中越南人的始祖）等被纳入正史。以及为越南作一体考虑，将中国领土内的岭南地方为“天下”概念之思想衰退，18世纪末，南越国在越南正史中正式除名。以后，越南北南二分，南方由后黎朝和郑主统治，北方由莫朝和阮朝统治。这时候的“天下”是指黎朝的皇帝统治下地区为中心的世界。19世纪阮朝成立，对中国报称国号为“越南”。但是自称国号为“大南”，与中华世界作区别的越南天下领域得到肯定。亚洲的游牧民族中类似天下概念的历史，可追溯到匈奴时代。相当于“天”的概念“撑犂”出现。中国方面的史料形容匈奴的君主单于“天降单于”、“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撑犂的概念，是代表天界的主宰，为人格化的天神。这与中国的“天”概念非常类似，学者屡次指出两者有关联性，但哪方才是起源依然在讨论中。维吾尔族的回纥系游牧民族和蒙古系游牧民族也有相同“撑犂”概念。蒙古的宇宙创造神话上，人格化的天神“撑犂”派遣了“撑犂之子”到地上世界。蒙古帝国时代历代外交文件中，常常要求地上的人接受蒙古大汗的支配。他们相信“只要马走到的土地”“从日出至日落的地方”皆为蒙古帝国支配之地的事被表明，“撑犂”之天下概念没有地理的限制。最近的研究所说，蒙古帝国的国号本身就意思“蒙古人的集合体”，不包含地理的概念。这与有一定秩序原理的地理限制之中华“天下”概念有出入。游牧民族世界观的开放性质，以元朝统治之下制造的地理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很好地展示。“混一”这词为蒙古帝国时代的用语，指的是把已知欧亚大陆和非洲浑成一体的世界观。这与区别中国性的华夷世界观不同，非常开通。在伊朗的伊儿汗国编辑的《集史》中，是综合全世界的历史资料重新编写，意图编作为世界性的历史书。不过，历史书的重点还在蒙古帝国中心，与同时代的中国历代皇朝正史和欧洲方面的历史书有很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