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贫穷

工作贫穷（英语：Working poor），又称在职贫穷、穷忙族、薪贫族、勤劳贫困阶级、工作贫困阶级，是指拥有固定工作但相对贫穷（例如收入低于特定贫穷线）的人士。有别于失业者，他们虽然有得到工资，但工资的金额不足以维持一个合理的生活品质。相对于失业人士，政府较难对工作贫穷人士提供合适的支援。而工作贫穷的家庭，因缺乏资源为子女提供好的教育机会，较易使贫穷问题延续至下一代，造成世袭贫穷。当工作贫穷扩及高学历的年轻人，代表社会制造出一整个失败的世代，且此时受害者已经扩及到中产阶级与富裕阶级的子弟。年轻人应对工作贫穷（也就是低薪）的方式有不努力、不充实自我、甚至不工作，其原因是努力及充实自我成为高风险低报酬的投资，结果就是年轻人的能力及工作意愿下降；更严重的应对手段则是选择不生育（包括父母有能力有意愿经援他们养育子女的年轻人），将会造成低生育率的后果，低生育率也会打击内需，造成恶性循环。采取这种应对方法的原因很好理解：依照市场理论，当社会将年轻人的价格定到远低于生产成本时，“年轻人”这个产品的减产－－也就是降低生育率，以及更多年轻人拒绝贩售劳动力，是必然结果。而依照心理学理论，当社会把年轻人的价格定到如此低时，会有更多年轻人认为自己的基因不佳才没有竞争力，还是不要制造后代让他们痛苦；当工作者面对长期的劳而不获，会失去自信及失去动力，造成普遍的无力化，对努力工作及充实自我的意愿大降。工作贫穷现今有青年化的趋势，其原因包含下面几项原因：青年为支撑国家未来的主要生产者，因为工作贫穷、低薪或工作得不偿失的关系而无法（或不愿）成家、或无法支撑家庭开销，长久以来便会造成许多重大问题，但是当初放任这些政策的中老年族群，并不会受到惩罚。在2012年，根据行政院主计处的统计资料，台湾未满30岁、30至34岁、35至39岁三个组群的平均年所得，都低于15年前的水准。但消费者物价指数涨幅已是15年前的16%以上。对于整个青年就业人口都有落入在职贫穷的风险，台湾媒体有一个新名词“青贫族”。台湾因油电双涨导致的物价上涨，与炒房的房价高涨，为存钱买房、贷款，必排挤消费、生活、教育等费用支出，贫富差距扩大，使得许多年轻人成为穷忙族。如下表为日本调查21世纪前10年间收入阶层分布变化表，年薪400万至2000万日圆的人数皆为下降，而低薪群的人数却增加显著。资料来源：日本民间给与実态统计调查（国税厅）针对工作贫穷，有人提倡以最低工资解决这个问题，但因其也有不少缺点，因此没有很多国家实施；而且实施最低工资也不一定能舒缓工作贫穷的问题，例如台湾基本工资（时薪140元/2018年起实施）离实际合理工资还有一大段距离，但台湾仍有相当部分的时薪制工作低于基本工资。另外，部分雇主也会规避最低工资或劳基法规，主要方法是使用责任制，强迫加班但不给加班费，另外也大量使用时薪制、人力派遣劳工、低薪实习生、低薪建教合作以及业务外包，医院及慈善团体喜好使用志工来节省成本、但也容易增加在职贫穷。亦有研究表明，增加福利国家政策是减少贫困和工作贫穷的最有效途径。为减少在职贫穷，也必需立法限制责任制、派遣制度、志工及实习，并有效执法、处罚违法雇主。台湾医疗及慈善机构利用志工名义变相规避劳动法规、并造成工作机会缩减的情形亦时有所闻。在税制上不奖励雇用外劳或产业外移，并要求医疗及慈善机构尽避免以志工取代聘雇给薪劳工，可以增加本国人民的工作机会；以供需原理论，增加工作机会可以提高受顾者向雇主议价的能力。而由于医疗及房屋经常是非富裕者的重大负担，因此有效的打房政策、全民健保都可以降低人民负担，进而降低生存成本、人民省下来的钱也会投入消费、扩大消费市场及就业率。降低房屋成本也可以减缓在职贫穷，店家必须将店面租金转嫁给消费者（提高店面租金会提高物价，等于让多数人变相减薪），而住屋成本总是会吃掉一般人收入的一大比例、降低这个比例等于加薪。改变社会对工作者的态度也是减少工作贫穷的方法，例如有许多工作的社会地位低、工作环境差、容易造成职业伤害、甚至薪水低，因此造成年轻人不愿意投入，而有高失业高缺工的问题；但只要加薪并改善工作环境（例如职场严格禁烟、提供安全防护设备、并教育职场前辈不能过度倚老卖老，让新人只需要努力熟练技能、而不用花费太多时间的经营职场人际关系），提高该工作的形象，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或是政府实施社会救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