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臭鼠效应

✍ dations ◷ 2025-08-18 05:06:45 #认知偏误,贬义词,科学方法,社会学术语,小熊维尼

大臭鼠效应(英语:Woozle Effect),又称引证证据(英语:Evidence by Citation)、大臭鼠(英语:Woozle),是指反复利用缺乏证据的先前出版物,让个人、团体和公众误以为或相信证据存在,而这种非事实会演变成都市传说和事实陈述(英语:factoids)。

大臭鼠(Wozzle)是艾伦·亚历山大·米恩1926年故事集《小熊维尼(英语:Winnie-the-Pooh (book))》的虚构人物。在小说第三章《维尼和皮杰去打猎,差点抓到一只大臭鼠》("In which Pooh and Piglet Go Hunting and Nearly Catch a Wozzle")中,小熊维尼和皮杰(英语:Piglet (Winnie-the-Pooh))跟着在雪中留下的踪迹出发,他们这些足迹是一种叫大臭鼠(英语:List of Winnie-the-Pooh characters#Woozles)的虚构动物留下的。这种足迹随后大量出现,直到克里斯托弗·罗宾解释称它们其实是两者绕着树转圈留下的足迹。

“大臭鼠效应”一词正式登场前,与该词相关潜在研究现象已有60多年的历史。贝凡(Bevan,1953)撰写有关心理学领域的科学方法论和研究谬误时,借用了“科学大臭鼠猎人”(scientific woozle hunters)一词。而后霍尔维(Wohlwill,1963)在社会学研究中引用了“大臭鼠猎人”,史蒂文斯(Stevens,1971)也在研究引述错误的信件时,让读者警惕大臭鼠。

理查德·J·吉尔斯(英语:Richard J. Gelles)指出,“大臭鼠效应”由贝弗利·霍顿(Beverly Houghton)于1979年创造。其他研究人员则把该词起源归因于吉尔斯(Gelles,1980)、吉尔斯和穆雷·A·施特劳斯(英语:Murray A. Straus)(1988)。吉尔斯和施特劳斯认为大臭鼠效应形容社会学中的一种偏见模式,可理解为导致个人和公众认知、学术界、政策制定和政府存现多重错误的引线。大臭鼠也可以是关于研究的主张,不过该点未得到初期研究支持。唐纳德·G·达顿(Donald G. Dutton)认为,大臭鼠效应发生在频繁引用缺乏证据的先前出版物,让个人、团体和公众误以为或相信证据存在,而这种非事实会演变成都市传说和事实陈述(英语:factoids)。大臭鼠的出现一般和语言从限定形式(“或许”、“应该”、“可能”)塑造成绝对形式(“是”),引入不是由原来的作者持有,或得到证据支持的思想和观点时出现(p28)。

达顿认为大臭鼠效应是确认偏误的例子,和信念毅力(英语:Belief perseverance)和团体迷思有关(p109)。由于在社会学中,经验证据可能建基于经验报告,而非客观测量,研究人员可能倾向于使证据和期望保持一致。达顿认为,社会学也可能和社会正义的当代观点和思想一致,致使倾向于那些想法的偏见出现(p110)。加姆布里尔(Gambrill,2012)将大臭鼠效应和创造伪科学的过程联系。加姆布里尔和雷曼(Reiman,2011)也将它与更多故意的政治宣传技巧联系,认为像“每个人都知道......”、“很清楚......”、“很明显......”、“人们普遍认为......”等开场的词语为后续可能是大臭鼠的论证观点敲响警钟。

1979年,霍顿在描绘大臭鼠效应时,展示了吉尔斯(1974)发表在施特劳斯(他也为吉尔斯的著作撰写前言)的著作《狂暴之家》()中建基于小样本的研究,是如何以假装大样本的形式呈现的(pp13–17)。兰利和利维(Langley & Levy)在他们1977年合著的《殴打妻子:沉默的危机》()。1998年著作《亲密暴力》()中,吉尔斯和施特劳斯利用《小熊维尼》的大臭鼠形容研究中的不良手法和自我引证的研究,是如何将老旧的研究包装成新的证据,引发错误和偏见的。

在薇拉司法研究院(英语: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的一项研究中,韦纳和哈拉(Weiner and Hala,2008)指出了跟测量人口贩卖有关的研究难点。他们描述绘制了估计人口贩卖中患病率的大臭鼠效应。通过搜寻1990年到2006年间的有关文献,韦纳和哈拉发现45本出版物中的114项患病率测算,只有一本出版物引用原创研究数据,另有多个估测数据似乎没有来源。两位作者总结称,他们查阅的来源缺乏引用、充分的操作定义和方法学讨论。施特拉斯基(Stransky)和大卫·芬克尔霍(英语:David Finkelhor)(2008/2012)批评了人口贩卖研究的方法学笼统。他引用了大臭鼠效应(p3),在他们的研究报告首页便发出警告,称不要引用他们所呈现的任何估算数据,指出认真检查数据后,他们“发现没有一个建基于强有力的科学基础”(p1)。

加姆布里尔和雷曼(2011)研究关于社交焦虑的科学论文及大众市场传播,归纳出其中有许多操弄毋庸置疑的重复技术,且不在话语中讨论任何相互竞争的理论,从而把社交焦虑的疾病模型视作不可争议的事实。两人进一步指出,即便跟他们的对象讲解这种手段的明显标记,他们许多人仍然会在实际测试中误用了这些标记。

薛顿贺尔大学教授詹姆斯·金布尔(James J. Kimble)以1994年到2015年间针对1943年美国战时宣传海报《我们能做到!》的历史研究为例子。密歇根州居民杰拉尔丁·道尔(英语:Geraldine Doyle)1994年声称自己是该海报的原型后,许多来源都重申了她的主张,没有检查两个基本前设:即道尔是1942年战时照片中的青年工厂工人,以及照片给广告画家J·霍华德·米勒创作该海报的灵感。经过一些媒体代表称这种联系未经证实,但更多的人热情地支持道尔的主张。这些多方面的认可赋予道尔故事一个“令人信服的”权威,尽管缺乏建立联系的权威论据。金布尔在2015年发现了原始的工人照片,照片的说明指出年轻女子是1942年3月在加利福尼亚州工作的娜欧蜜·帕克,而道尔那时还在上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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