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汉种策》，是中国清朝末期在日本东京的革命党人所编写的小册子，是革命党人假托满人口吻编写的革命宣传品，目的在于动员民众仇视满人，以实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目标。在清朝灭亡一个世纪后，《灭汉种策》一书重新流行并在网上流传，且被一些人包括汉服运动支持者视为“满族长期以来企图对汉族实行种族灭绝”的证明。
1905年，日本驻长沙副领事井原真漫在报告中称，中国留日学生中的革命思想者将《灭汉种策》和《孙逸仙演说》输入中国。晚清长沙是革命派与党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东京留日学生在国内从事秘密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革命党人的宣传品通常是在日本东京印刷之后，通过秘密途径运抵长沙，并且由长沙向全国各地扩散。
该书在革命宣传书籍中属流传较广者，在宣传中曾有将本书与《革命军》、《猛回头》合刊之例。
1907年，袁世凯表示：“该逆（革命党人）又假托满人上灭汉种策，刊印散布，愚弄士民。既用排满之说疑误满人，更借灭汉之说激耸汉人，离间谗构狡谲已极。而外人之幸灾乐祸者，欲享渔人之利，因其愚而嗾之。该逆不顾灭种之祸，覆巢之危，丧心病狂，曾何足惜。”
《灭汉种策》的初版为22页的小册子:367，其封面为墨笔书写的大字“灭汉种策”，书名旁注曰“五百万同胞必读”，此“五百万”指当时满族人口数，该书作者自称是在美国留学的爱新觉罗宗室:116。
该书分为正文与眉批按语两部分，正文部分仿满人口吻讲述他们对汉人咬牙切齿的仇恨，以及将汉人全部消灭之计划；按语部分则从正面反映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反满思想，揭示满人的阴险歹毒，穷凶极恶，以及革命党人应该采取的对策。该书又列举八种“消灭汉人之方法”，分别为灭农商，灭会党，灭学生，灭士，灭官吏，灭兵，灭妇女，灭僧道。针对这些文字，其按语部分则仿汉人立场说：“汉人如此寂寂不动，非为彼野种杀尽不止。”:117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孔祥吉和东京大学教授村田雄二郎指出，从《灭汉种策》的版权页上称“版权所无任人翻刻”可知，该书是一种典型的宣传品。它是在东京同盟会成立不久刊出的，这种作者署名格式与宋教仁在东京留学生所创办的革命刊物上的署名非常相似。 《灭汉种策》与《孙逸仙演说》一起在东京大量印刷，然后寄到中国长沙 ，可见该书与孙中山及革命党人有密切关系。有观点认为该书作者是宋教仁:67。
孙中山历来十分鄙视镇压太平天国的汉族人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指斥他们认贼作父，是汉人的不肖子。《灭汉种策》的“灭士”一节中也对曾左李者多有斥责，其眉批按语中说：“甘心为异族奴隶，供他驱使，倒说欲利用他志士，可笑可笑。”这些文字均是革命党人民族主义思想的真实体现。《灭汉种策》真实反映的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当时的真实思想，时日本驻长沙副领事井原真漫在报告中指出：“（灭汉种策）作者的旨意，则在于将此书作为煽动学生的革命思想之工具。”
澳大利亚麦格理大学汉学教授凯大熊（英语：Kevin Carrico）指出，汉服运动的支持者不仅将清朝描绘成文化帝国主义者和野蛮人，而且还将其描绘为意图灭绝汉人的政权，又宣称满族人至今仍然存在灭绝汉人的动机。这种明显伪造的书籍在一个世纪后在网上“复活”，并作为满族长期意图实行种族灭绝的证明。凯大熊又指出，《灭汉种策》与在20至21世纪中为反犹主义者所用的、被伪造的《锡安长老会纪要》（书中描述所谓“犹太人征服世界”阴谋的具体计划）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