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第

士族，又称世族，是中国历史上东汉至唐代，世代为官的士大夫阶层，是一种贵族化的官僚家族。宋代及以后，“士族”一词含义有所改变，士人取得官位后就是士族、士大夫，已没有世袭的意味。士族名称甚多，据考证还有世族、世门、高门、门户、门阀、门地、门第、门胄、门望、华侪、华腴、膏腴、膏粱、甲族、贵游、贵势、贵族、望族、势族、势家、世家、世胄、金张世族、大姓、甲姓、著姓、右姓、阀阅、名族、高族、高门大族、士流、鼎族、盛族、冠族、华族、右族、权族等。士族往往拥有大量土地，其宗族位于广大农村，在地方上拥有势力，进而参与国家政事，拥有中央权力。地方有事时，士族借助其中央权力，维护其宗族势力。中央有变时，士族在地方的宗族与地主身份仍延续不绝。南北朝时的世家大族，还往往供养大量奴隶、部曲和荫附民。士族阶级的形成，最早可追溯至汉代。西汉一度十分的平民化，出现布衣将相之局，但此后新一轮世家的因素逐渐缓慢积累，出现了官僚世家、豪强世家和文化世家三种世家。官僚世家：秦汉实行选贤任能，但也保障官僚特权，二千石一级的官员可以任子一人为郎官。尽管有些家族做官上延续两三代就衰落了，但是总有一些家族延续的更长，因为世代为官，逐渐建立了族望，形成官族，“家世二千石”。豪强世家：在乡里，拥有大田庄、大宗族和大量依附民的豪强世家，在东汉不断发展，其子弟往往在本地做官。文化世家：东汉以来，经学主要通过家族来传承，不断涌现经学世家，如弘农杨氏世传欧阳《尚书》，号称“四世三公”，汝南袁氏世传孟氏《易经》，四代人有五人位居三公之位，号称“四世五公”。东汉末年，因为学风的转变，士人不在埋头读书，而是投身于交游和聚会，讨论文化和政治，因此又出现了名士和世代名士的家族，如颍川荀氏和颍川陈氏等。乡里豪族因为有经济实力，可以让子弟去读书，学习经书后有了文化进入士林，可以通过明经做官的道路进入官场，政治权势的获得，又反过来加强他们在乡里的权势。东汉的官场官族、乡里豪族、士林学门不断的互相转化，逐渐合一，三位一体发展而成为中古的士族门阀，把经济、政治、文化融为一体。董卓乱后，地方割据。虽然曹操因自己父亲曹嵩是宦官养子，出身宦官家族的他，因唯才是举的政略需要，曾试图大大削弱门第的影响力，不以人才的出身决定其职务。但其子曹丕篡汉后，接受了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的提议，反而大大强化了士族对于官职的垄断。而孙吴之所以能与曹魏长期抗衡，与孙氏获得江东地区士族的合作不无关系。相反的，蜀汉则是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集团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未能得到巴蜀地区士族的支持。汉末以来的社会动荡，使人才流徙，无法进行察举，故曹丕采用陈群等的建议，创制九品中正制，以选拔官吏，扩大政权基础。其办法是，在朝廷选择贤能与有识鉴的官员，担任其本州、郡的中正官，由中正官负责查访散居各地的同籍贯的人事。中正官主要依据人的德行与才能评定优劣，定为九品，据以作任官的标准。九品中正制初行时，尚能秉持当年曹操用人“唯才是举”的原则，不分门第高卑。但因中正官多由高门子弟担任，他们在评选时不免偏私，往往只看族谱家世。制度实行久了，中正官被门阀把持，只推选门阀子弟，加速士族阶级发展，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遂形成不成文的姓氏出身等级制度，巩固了门阀对官职的垄断。西晋沿用九品中正制，加速士族阶级发展，门阀在政治上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司马懿家族出身士族河内司马氏，故重视士族利益，门第愈高，官职愈高。永嘉之乱后，东晋立足金陵，亟需南迁士族及当地门阀的支持，而五胡乱华后统一北方的北魏政权也希望取得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拥戴，门阀政治因此进入鼎盛期。南方的侨姓和吴姓又统称“江左士族”，大体来说，吴姓被侨姓压抑，略次一等，且两者之间的芥蒂甚深，而即使同为侨姓又有渡江早晚之分。例如东晋之初，中原沉沦，吴郡便以上国自居，妄自尊大，常称南下的北人为“荒伧”、“伧父”等，为天下笑。而刘宋以后，渡江较早的北人反而也以“荒伧”来称呼晚来的北人。南梁末年，西魏攻克江陵，大批士族之民被掳往关中，江左士族名存实亡。以上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又合称“四姓”，南北朝时期“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新唐书‧柳冲传》：“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山东士族重视姻亲关系，江左士族重视个人风格，关中士族重视功成名就，代北士族重视帝王亲族。隋唐时期的士族以关中士族和山东士族两大集团为主，其特征是注重郡望，世官世禄世婚。自魏晋以来的中国政权，几乎都为士族所操控。隋唐政权有赖关中士族支持拥戴，而山东士族仍保有数百年的重阀阅、讲经学之传统，所以依旧享有优越的政治及社会地位。隋唐以来都有君主致力于削弱门阀，但由于他们对朝代的建立有功，且社会声望甚高，故君主通常以温和的政策来削弱士族。例如隋文帝任内废除九品官人法，改行科举取士，目的即是择取人才，削弱门阀任官系统。可惜隋朝国祚甚短，到唐初，科举并不发达。唐太宗指示以当时大臣品位高低订定等级，重新判定《氏族志》。结果改定唐朝皇族李氏为第一等，其次是皇后外戚长孙氏，山东士族博陵崔氏被降为第三等。武后为抗衡以关中士族为核心的的唐宗室及官僚，在科举制度中提升进士科的地位，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备。明经科、进士科都是考试科别，明经科考主要考验对儒家经典的记忆和理解；而进士科除了经学外，加考诗赋和时务策论，对文学创造力及治国政策见解有着更高的要求，极难考取，录取率仅明经科的十分之一，而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因此进士科愈来愈受重视，地位尊崇，时人称进士及第者“白衣公卿”。这意味着传统上主攻明经科的士族在历代所享有的优势，也就是对于经学的优渥学识，随着进士科地位的提升受到挑战。所以唐代出现了牛李党争，即明经科的李德裕党与进士科的牛僧孺党之间的政争。北方在经过了数百年的门第观念影响下，民间相当盛行“门当户对”这种不同门第、不相通婚的风气，有些世家大族甚至连皇室也看不上眼。唐文宗为庄恪太子李永选妃时，朝臣的女儿们都进入了挑选名单中，朝廷内外为之不安。唐文宗得知后对宰相郑覃说：“朕本想为太子求娶你们荥阳郑氏的衣冠女子为媳妇，听闻朝中大臣们都不愿与朕结亲，为什么？朕也是数百年的衣冠，离神尧皇帝时间不久，怎么把我家当作佛家罗汉（不愿与我家结亲）。”唐文宗于是放弃了为太子选妃的计划。不久郑覃把孙女嫁给了仅为九品卫佐的崔皋，唐文宗无奈地说：“民间缔结婚姻，不计较官品却崇尚阀阅。我家二百年的天子，竟还比不上崔氏和卢氏吗？”在郑覃眼里，李唐皇室本出于关陇集团，起源于晚近的北周，又曾与夷狄（鲜卑）交杂，比起山东郡姓自汉代以来传承数百年的旧士族，相形见绌。而且唐代中国人有“以汉代唐”的思古倾向，对汉朝怀抱着崇拜及浪漫想像，觉得汉是比唐更伟大的朝代。这种心理让山东士族在人们心目中更显尊贵不凡，就连唐代名臣如房玄龄、魏徵、李昉等都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如此趋附亦强化了山东士族自身的优越感。故荥阳郑氏宁可将后代嫁予一个九品官、但同为山东郡姓的崔氏，也不愿与李唐皇室结为亲家。山东士族心目中对人的社会价值之评判，由此可见一斑。这种风气一直延续整个唐代，到了黄巢之乱才因破坏而快速消灭。从晚唐到北宋，名族贵胄为官者，由七成多降至一成多；寒族为官，则由约一成增至近六成。北宋士族尽是新兴，唐代大族几尽消亡。在唐末的黄巢之乱中，由于黄巢本人出自社会底层，仇视士族，造成大量士族的伤亡。再者，唐哀帝末年朱温投当朝公卿三十余人于黄河中，当时武夫李振在朱温侧，说道：“此辈自称清流，今投入黄河，永为浊流！”而朱温竟笑着点头，史称白马之祸。黄巢、朱温、柳璨之流，不仅觊觎皇位，也满腹牢骚，对既有的社会阶级怀有强烈恨意，大肆杀害、丑化士族。唐朝覆灭后，五代十国仍为唐末政治格局及藩镇割据的延续，各政权的统治者多不屑文人，重武轻文，资源集中于军事，各官职多由武将担任；从而导致武人干政严重，叛变和战争不断，政权迅速更迭。这样的环境使社会风气剧变，文化与儒家思想的影响力大幅降低，人们不再尊敬唐代的那些门阀，也不再渴望与士族联姻，对于所谓的世家大族普遍产生反感。士族富饶的家园与产业遭到破坏，引以为傲的贯册族谱也流失，重要人物死亡，其余族人逃亡各地。百年间士族便彻底衰亡，与庶民再无区别，其地位由乡绅地主阶级取代。唐末五代的战乱，亦可说是一场“阶级战争”，彻底摧毁中国自东汉晚期以来长达约七百年、以门阀为主的政治、社会型态。几代之后，那些散居各地的族人已各自化成不同家庭，忘记共有的传承。五代时，旧有统治阶层毁灭，为一批新人所取代，传统士族崩溃。宋代的望族，即使附会是某个唐代士族的后人，可信的世系都只由北宋时开始。北宋王清明《挥麈前录》，记录了当时最显赫的36个望族，是全新的名士集团，和唐代的社会中坚没有关系，已没有一个望族可以追溯到唐及五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