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理论属于经济学中的商品经济理论范围，它起源于英国的亚当·斯密，中经英国的李嘉图及威廉·汤普逊的发展，终于德国的马克思。亚当·斯密之前的学者威廉·配第、约翰·洛克以及法国重农主义学者都提出过类似论点，建立初步的轮廓，但他们始终没有深入构建整个劳动价值理论，而只滞留于肯定劳动有所贡献的层面。这理论可以一句说话概括它的基本论点：人类劳动创造商品价值，商品价值由劳动所创造。劳动价值理论可说是经济学其中一个最早出现的理论，早期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理论不但能够解释“如何生产？”的生产问题，而且还可推导出“为谁生产？”等消费问题的答案。但是，随着19世纪70年代边际效用理论的兴起，主流的经济学家更加倾向于使用较为注重人类心理变化的边际效用去解释商品价格的形成，而非抽象的劳动价值；他们还提出生产需依靠不同的生产要素，而非单一劳动，于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劳动价值理论是错误的，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坚持劳动价值理论为正确的。
对它的基本理论构成，通常有如下三种不同的理解：
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在《国富论》中提及了商品拥有使用价值及交换价值。他认为不同的要素收入拥有一个受社会情况影响的自然率，这个自然率构成了自然价格，也被称为商品真实的价格。亚当·斯密认为自然价格代表所生产的就是制成品的交换价值，因应市场的供求情况有所增减成为市场价格。商品的交换价值需要一个明确的尺度以量度要素收入的多少。他提出谷物或者工人的劳动量都适合作为这尺度。
亚当·斯密甚至在《国富论》的“序论及全书设计”首句便开宗明义说明劳动生产一切价值：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假设不受市场状况影响，他认为一般商品价值的多少取决于生产者投入的劳动量，两者必须成正比：
如果一种劳动比另一种劳动更为艰苦，对于这较大的艰苦，自然要加以考虑。一点钟艰苦程度较高的劳动的生产物，往往可交换两点种艰苦程度较低的劳动的生产物。……
在这种社会状态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都属于劳动者自己。一种物品通常应可购换或支配的劳动量，只由取得或生产这物品一般所需要的劳动量来决定。
生产者的劳动量能够增加原材料的价值，使之变为能够在市场销售的制成品。商品的价格被逐个生产阶级扣除了：
劳动的全部生产物，未必都属于劳动者，大都须与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共分。一般用于取得或生产任何一种商品的劳动量，也不能单独决定这种商品一般所应交换、支配或购买的劳动量。很明显，还须在一定程度上由另一个因素决定，那就是对那劳动垫付工资并提供材料的资本的利润。
所以，国富论不但将劳动量作为一切价值的来源，并认为生产所需的劳动量是价值最佳的量度手段。
有学者指出，亚当·斯密把价值的根源、价值的调节者和价值的尺度混为一谈。也有学者认为三者的观念不可分开，因为“如果要对一种根源或调节者从数量上加以说明，只能用计量的标准来说”、“根源和调节显然不能从经济学里去掉，如果还要认为它是一种人类意志的科学。根源、调节、甚至计量的标准，都是由人类的目的产生出来的观念，自然科学不妨想要去掉它们。可是，如果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人类的买卖行为，这些指向未来的目的就是研究的对象。
因此，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事实上往往把劳动量或者劳动这行为不加区别地使用，某时候劳动量被经济学家认定为新增商品价值的来源，某时候则称他们能够量度价值，一物既证明另一物的存在，也是那一物的计量标准，理论上显然存在一种论证的缺陷。关于劳动量如何量度，斯密也没有清晰的说明。
李嘉图把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大加推广，他首先肯定亚当·斯密的理论：
他随后察觉到亚当·斯密间断地使用两种价值尺度：谷物和劳动。李嘉图加以补充亚当·斯密理论内的那种劳动不是生产的劳动量，而是透过商品交换得到的劳动量：
李嘉图指出不论谷物还是劳动，甚至金银，这些量度媒介同样是“可变”，其价值会发生波动。他列举出亚当·斯密前后矛盾的言论以论证只有生产的劳动才能决定商品的相对价值（交换价值）：
亚当·斯密说：“由于劳动购买的东西可能时多时少，这是商品的价值在发生变化，而非购买商品的劳动价值发生了变化，”所以“自身价值永远不变的劳动才是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评定和比较一切商品价值的最终真正标准。”如果我们符合这种说法，那就是错误的。但亚当·斯密的原先说法是正确的。他曾说：“获得各种不同物品所必需的劳动量的比例似乎是可以为这些物品相互交换提供尺度的唯一条件。”换句话说，正是劳动所产生的各种商品的相对数量决定着商品的现在或过去的相对价值，而不是为交换劳动而给与劳动者的商品数量决定商品的现在或过去的价值。
然后，他用了一个例子攻破“谷物价值论”。李嘉图假设谷物的价格是每夸脱80先令，劳动者一周工作的收入是1蒲式耳（每夸脱等于1/32蒲式耳）。当谷物价格下跌至每夸脱40先令，劳动者的一周工作收入是1.25蒲式耳。再假设劳动者每周消费0.5蒲式耳谷物，其余用作交换其他生活必需品。李嘉图提问：“如果在价格为40先令是他所剩下的3/4蒲式耳谷物所能换取的上述商品没有在价格为80先令时所剩下的0.5蒲式耳谷物所能换取得多，那么这份劳动的价值到底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他认为从亚当·斯密的思路开始思考，劳动的价值是上升了，因为劳动者得到了更多的谷物，而亚当·斯密又采用谷物作为价值标准。“但亚当·斯密又不得不说是降低了，‘因为物品的价值取决于因占有该物而取得购买其它物品的能力’，并且劳动具有的购买此类物品的能力已经减少了。”这段话可从数字上衡量，0.5蒲式耳谷物的价格是80先令乘16（32*1/2），总值1280先令；3/4蒲式耳谷物的价格是40先令乘24（32*3/4），总值960先令。明显地，如果劳动者把余下的谷物全数出售，所得从1280先令减至960先令了。随着所得减少，劳动者的购买力也下降了。亚当·斯密的“谷物价值论”由于谷物的商品特质出现矛盾。
专注研究国际贸易的瑞典经济学家贝蒂尔·奥林在批评古典学派的贸易理论时指出，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建基于劳动价值理论，而且“李嘉图通过非熟练劳动力的工作时间而非货币来测算产品的生产成本”。他认为李嘉图引入了一些简化理论的假设:
需要注意的是，李嘉图本人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第一章〈论价值〉之中，并没有明示以上三种假设条件。但从段落内容可以发现奥林的发现是有根据的。第一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撇除一切垄断收入，所以租金或者地租等问题完全没有出现在该章的讨论，他认为地租不能影响商品价格。第二点：一切例子中货币的价值已被假设不会波动，所以按时间计算的劳动力投入越多，劳动者所得的工资收入自然更多。第三点：李嘉图区分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前者可以不断生产，并透过利润的累积有所增加，例如投入生产用途的机器；后者是只供一次使用的资本，例如事先预付给工人的（实质）工资；他列举出数个例子比较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比例相同和不相同时，产品收入的变化。他认为大量使用固定资本生产的商品，在工资上升时，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便下降；反过来大量使用流动资本生产的商品，工资上升导致商品的交换价值上升。
李嘉图接着解释为何交换价值来自于耗费劳动而非其它自然的力量，他在反驳萨伊的三种生产要素联合协作生产的观点时指出自然力只能增加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毫无影响，例如面粉机得到风力或水力推动，节省人力劳动，于是面粉的交换价值便会下降。但这也是李嘉图理论最大的弱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指出李嘉图没有分清价值和价格，他只是将两者等同。
事实上，李嘉图并不满意以劳动者的劳动量作为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他的理论仍然需要货币去计算劳动量的价值，所以他承认生产成本只要包括累积的利润，那么生产成本和交换价值意义相同。尽管他批评亚当·斯密用作量度的谷子会因价格变化而矛盾，但他也意识到劳动价值亦会变化，他多番在个人著作或书信中谈到这个问题，在他意外逝世之前仍然致力寻找一个不变的价值标准。正如奥林所说：
李嘉图学派的另一员干将，也是李嘉图一辈子其中一个最亲密的朋友——詹姆斯·穆勒在自己的著作《政治经济学要义》（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略谈了劳动价值理论，他认为生产要素有两种，分别是劳动和资本”。他并不大费周章去讨论劳动怎样及如何创造了相对价值，这本著作对劳动的叙述只是复述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詹姆斯·穆勒把讨论重点放在资本上，他提出一个新观点：“被劳动所利用的物质，当这些物质是之前劳动的结果，命名为资本。”“工具帮助劳动和被使用的物质都会正确地包括在劳动的概念内。工资也通常被包括在资本。”他指出一切资本只不过是之前人类劳动的结果，没有之前耗费的劳动生产，资本不可能形成并被人类使用配合生产。资本的首部分完全是纯劳动的结果，这种资本出现之后增加了劳动的生产能力，能够和劳动结合协助生产。这种劳动累积资本的概念便是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称呼的“物化劳动”概念。
詹姆斯·穆勒并且认为人只能够移动物质，使他们产生运动，物质之间因此互相分离或者接近。他的儿子，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认为正是他的父亲说明并确立人对自然力规律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李嘉图学派（Ricardian economics）的成员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在他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谈到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葡萄酒经储藏后价值上升的现象。麦克库洛赫同意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生产他们所需的劳动量，不过他认为商品在购买或生产后一直保存到适合于使用之前，交换价值的增加与劳动无关，反而是一种利润，应该属于使用了的资本。他假定一桶值50镑的新葡萄酒放在地窖，十二个月之后就便值55镑，这里所升值的5镑是葡萄酒增加的“劳动价值”。麦克库洛赫声称虽然葡萄酒表面上没有经过劳动的作用，但实际上“通过自然力的媒介，把一笔等量资本转到葡萄酒内”。麦克库洛赫认为这种生产方式无需要资本和人的劳动交换，“是自然本身的作用力在酒桶内产生”。
实际上，麦克库洛赫将自然力的作用说成跟人的劳动一样，仿佛劳动既包括了人力，也包括自然力。他的解释把劳动的意义变得含糊（他认为劳动应该包括人的活动、动物的活动、机器的活动和自然力的作用四项），既说新增加的价值是利润，但又自相矛盾说是“劳动价值”。麦克库洛赫口中转到葡萄酒内的等量资本不单止看不见，而是根本不存在。如前所述，李嘉图主张自然力只有增加使用价值，葡萄酒的货币价值升值是他的理论解释不了的地方，但并不代表麦克库洛赫解释正确——他采用自然力劳动的观点与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非常接近（萨伊也称自然力会劳动），可是麦克库洛赫开宗明义坚持劳动价值论正确（例如著作的第二章第一节标题便标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于是他的葡萄酒例子被后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认为是令李嘉图学派学说失败的原因”。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大多继承自李嘉图的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认为英国的威廉·汤普逊对马克思也有影响，“甚至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剥削理论也只不过是用一种令人生畏的术语转述和精细化了的威廉·汤普逊的理论，无论两者何其相似，无论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借鉴了汤普逊的理论（尽管马克思没有公开承认）”。熊彼特也称：“作为理论家，他（马克思）是李嘉图的学生，他是李嘉图的学生不仅因为他自己的议论显然从李嘉图的命题出发，更重要的是他从李嘉图那里学会推理的艺术。他一直使用李嘉图的工具，他碰到的每一个理论的问题都是以他深入研究李嘉图学说时出现的困难的形式和他在研究中找到的作为进一步工作的启发的形式出现的。”“1800年和1840年间，一批试图发展劳动价值理论的英国作家可能已经为他提供许多见解和细节……他的价值理论是李嘉图式的价值理论。”
由此可见，所谓“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并不是马克思一人独创，马克思只是结合和整理了1820年代至184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成果，并且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名词用作分析，重新解释整个劳动价值理论。
同样地，以下这些“新概念”也并非马克思独创，大部分也是前人的理论，马克思把这些概念放入李嘉图原来的理论中，然后把这个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核心，并由这种生产理论出发拓展至后期的分配理论、就业理论和商品交换理论。
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即人类体力和脑力的消耗。
从马克思的角度看来，他深知商品价值跟商品售卖的相对价格并非同一事物，他的理论包含了对价格转化为价值的运算，尽管被认为论证出错，熊彼特指出：“当李嘉图认识到时间因素——或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营运费用这个因素——同价值或相对价格的决定有关系的时候，这对他就意味着必须承认他的假设是同时是相违背的，不得不按上面所描述的方式降为仅仅是一种近似的真理……马克思从他的思想的最初阶段起……就认识到，交换比率是同李嘉图关于价值均衡定理不一致的……因而该定理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对李嘉图来说，相对价格和价值在本质上是同一种东西……而对马克思来说，价值和价格却不是同一种东西”。
抽象劳动是撇开了劳动的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一般的人类劳动，即人的体力和脑力消耗。抽象劳动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形成价值的唯一源泉。简而言之，抽象劳动并不区分各种劳动之间所要求的技术差异，一概将各种劳动行为理论上统一为相同性质的劳动。这种概念最初由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首先提出。
从理论上来说，将各种劳动化为抽象劳动是有必要的，否则要分析不同劳动者的劳动量会出现差别，例如医生的劳动跟搬运工人的劳动是不能以相同的标准看待的，前者的劳动是复杂劳动，后者的劳动是简单的劳动。马克思把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一概归类为抽象劳动，避免两者对研究价值问题出现矛盾。当然，并不是说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演变成抽象劳动之后是等量的，劳动的复杂程度的差异可以按交换价值反应。基于非熟练的劳动和惰性使然导致工时较长的不被劳动价值理论视为研究对象，劳动价值理论注重于透过劳动行为表现的劳动力买卖，而非劳动。
商品价值量的大小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量决定，计量劳动量多少的自然尺度是劳动时间，即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可分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个别劳动时间。
杰拉德·柯亨指出：
生产价格是价值的修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不如主流经济学般分为生产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他受到法国经济学家魁奈《生产表》的启发，把商品生产过程分为两大部类，从劳动生产生产资料（马克思的体系不存在生产要素，一切除劳动以外辅助生产的原料及工具一律以“生产资料”概括）开始分析，然后是生产工人的消费品，最后是生产资本家的消费品。三种生产过程皆可以同一公式表达：
c（不变资本）＋v（可变资本）＋m（剩余价值）＝W（商品价值）
现实世界“价值”是不存在的，人们总以“价格”来表达彼此的经济关系，这便是李嘉图和马克思对“价值”一词理解的不同。马克思有必要把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方能解释为何商品价格和生产成本在现实中并不相等，这就是所谓的“转型问题”。商品的价格和价值是不断发生变动的，时升时降，但长期则会互相抵消，所以总体上，商品的价格与价值相等。
劳动价值理论向来备受争议，特别是其使用抽象的“价值”概念，20世纪的经济学采用实证研究办法，抽象的概念能否存于实证性质的科学备受考验。主流的经济学家亦不再视经济学为研究国家和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改为注重市场及其结构、机制运行和心理分析人们的理性经济活动，劳动价值理论背后所带有的政治含义显然不合时宜也无助于分析经济、金融等变化。然而，这个理论在激进政治经济学家那里获得保存和讨论。1970年代伴随着以石油危机所呈现的资本主义制度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西方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重新关注劳动价值理论，并探讨其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主义崩溃理论的关系。
曼彻斯特大学的伊恩·斯蒂德曼按照彼罗·斯拉法的价格理论，提出一个论点：“对任何一种‘劳动价值论’的否定，都可以坚定地植根于生产理论的框架之中。”，其根据就是“斯拉法的著作不仅就其直接目的而言是成功的，而且为确定不移地证明在剩余框架之内对工资、利润以及价格进行的理论分析是整个独立于‘劳动价值论’之外的（过程）提供了基础。”斯蒂德曼还称“任何有关价值的劳动理论只能对以剩余为基础的理论的发展构成障碍。”
他其中一个论点便是依照劳动量（价值）计算的利润率，并不等同于按照生产价格的利润率。他的结论是马克思学说的价值和价格互相背离是内在矛盾，因此他提倡把劳动价值理论剥离于其他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之外。
“老左派”保罗·斯威齐率先回应伊恩·斯蒂德曼的意见，斯威齐辩论道：“我不相信根据价格就能够进行此种分析，其原因就在于分析中的关键性概念和变量，决定一切的重心是剩余价值率，而根据价格所做的分析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恰恰是这个剩余价值率。”斯威齐相信一旦依赖利润率的计算，而放弃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率，则是变相承认资本等生产资料能够独立于劳动自行进行生产，是“拜物教”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