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涨

通货膨胀（英语：inflation，简称通胀）本意为货币流通数量增加，但也指向因货币流通数量增加，而使得物价水准在某一时期内，连续性地以相当的幅度上涨，也就是物价上升，货币购买力下降的现象。“通货”意指流通的货币，通货膨胀指货币发行数量上升，而物价上涨是因需求增加或供给减少，两者关联为货币发行数量上升投入消费，“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而使得物价上涨，而现在人们经常直接使用“通货膨胀”一词来表示“物价上升”的现象。而货币发行数量上升，不一定使物价上升，因为可能尚未投入消费，或是被更多的商品（服务）生产或科技进步所抵消，而某些情况，比如说，若新发行的货币是流向生产端扩充产能，反而可能造成供过于求，物价反而会下跌，形成货币发行数量增加但物价却下跌，与常识相悖的经济现象。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不同，整体通货膨胀为特定经济体内之货币购买力的下降，而货币贬値为货币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相对价値的降低。前者影响此货币在国内市场上的价値，而后者影响此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値，两者之相关性为经济学上的争议之一。因为不同物价影响不同人，通货膨胀有许多不同的衡量方式，最常见两种衡量指数为衡量账面消费者物价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和衡量新出现的商品和服务的通货膨胀的GDP平减指数。主流经济学家对于通货膨胀起因的看法可大略分为两派，“货币主义者”相信货币是通胀率数值最主要的影响，“凯恩斯主义者”相信货币、利率和产出间的相互作用才是最主要的影响，凯恩斯主义者也倾向除了一般标准消费性商品物价通胀外再另附上生产性商品（资本）通胀。其他理论，例如奥地利经济学派，相信通胀是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给导致。简单地说，当政府发行了过多货币时，货币贬値，物价上升。相关概念包括：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通货膨胀”意指增加货币供给，通货紧缩则是减少，增加货币供给的目的是为了容纳实质GDP的增长。一些学派的经济学家，通常被归类为自由意志主义者、古典自由主义者或超保守主义者，仍然采用这种用法。在主流经济术语这则被称为扩张性和紧缩性货币政策。通货膨胀之测量由观察一经济体中之大量的劳务所得或物品价格之改变而得，通常是基于由政府所收集的资料，而工会与商业杂志也做过这样的调查。物价与劳务所得两者共同组成物价指数，为整组物品的平均物价水准之测量基准。通货膨胀率为该项指数的上升幅度。物价水准量测整体物价，而通货膨胀是指整体物价的上扬幅度。对通货膨胀没有单独性的确实量测法，因通货膨胀值取决于物价指数中各特定物品之价格比重，以及受测经济区域的范围。通用的量测法包括：因为每一种测量法都基于他种测量法，并以固定模式结合在一起，经济学家经常争议在各测量法及通货膨胀模式中是否有偏差存在。例如，Boskin委员会于1995年找出美国劳工部统计局（BLS）所计算出的CPI具有偏差。在对其偏差进行定量分析后，他们认为当年度的通货膨胀遭过分夸大。因“快乐论”（hedonic）所带来的科技创新增加与以平价品取代昂贵的商品，两者都会降低CPI-U的昇高率。另一个例子是在1980年代早期，无人居住的出租单位并不计入CPI-U与CPI-W的租金收入部分；在加计此部分后，通货膨胀率实际上是极度的受低估，于是在1982年的CPI计算中加入了这项改变。现存的争论为应否计入关于快乐论的调整部分，包含人们会在高物价的地区不可企及时搬迁到较便宜的地区。也有人认为指数中的购屋部分极度低估了日常生活费用对房价的冲击，亦极度低估了医疗费用在退休者的日常费用中的重要性。凯恩斯曾经说过一句话：“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没收公民财富的一部分。用这种办法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稳定的小幅度通货膨胀一般会被认为对经济有益。其中一个原因是某些价格难以重新谈判降价，特别是对薪资与合约而言更是如此。所以物价若缓步上涨，则相关的价格便较易于调整。有多种物价会抗拒降价（粘性价格）,而倾向于不断上涨。所以试图达到零通货膨胀（物价维持平准）的做法会导致其他行业的价格、盈利、与雇员数降低。所以，若干公司的执行部门视温和的通货膨胀为“润滑商业巨轮”。追求完完全全的价格稳定会带来极具毁灭性的通货紧缩（物价持续降低），将导致破产与经济衰退，甚至是经济萧条。金融体系视通货膨胀之“潜在风险”为高于储蓄累积财富的基本投资诱因。换句话说，通货膨胀就是市场对金钱的时间价值之措辞。也就是说，因为今天的一元较明年的一元更具价值，所以未来的资本价值在经济学上有所扣减。此种观点视通货膨胀为对未来资本价值的不确定性。对低阶层者而言，通货膨胀通常会提高由经济活动之前的贴现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通货膨胀通常导因于政府提高货币供给政策。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所能进行的影响是对停滞的资金课税。通货膨胀昇高时，政府提高对停滞的资金的税负以刺激消费与借支，于提高了资金的流动速度，又增强了通货膨胀，形成恶性循环。在极端的情形下会形成恶性通货膨胀：在一经济体中，会有若干部门编入通货膨胀指数，而若干部门没有，通货膨胀行为会自未编入的部门向编入的部门重新分配。在影响幅度小时，这属于一种政策性的选择，不对储蓄而对变现优先权与手头资金课税。若影响超出一定幅度时，则其效应歪曲，成为个人对通货膨胀的投资，也就是鼓励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心理。因为以上打击通货膨胀的理由都高于打击其预期行为与打击持有大量资金所需的小幅影响，大部分的中央银行顾及物价稳定性，都以可见但极低的通货膨胀为目标。痛苦指数（Misery index）于1970年代由亚瑟·奥肯发表，代表令人不快的经济状况，等于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总合。其公式为：痛苦指数 = 通货膨胀百分比 + 失业率百分比，表示一般大众对相同昇幅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感受到相同程度的不愉快。现代经济学家不同意以完全负面的“痛苦”一词来形容上述通货膨胀机转的负面冲击。实际上，经济学家中有许多认为公众对温和通货膨胀的成见是来自其相互影响：群众只记得在高通货膨胀时期相关的经济困难状况。以现代经济学家的观点来说，温和的通货膨胀是较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可由对抗滞胀（可能由货币主义所刺激）来作部分中止。因通货膨胀具重分配之性质，反对承受通货膨胀重负的意见落居下风。因为资本利得税为名目数额，所以通货膨胀被主张为与“富人税”一样重要，而低度通货膨胀的社会会倾向于财富凝结。不同学派对通货膨胀的起因有不同的学说。对于通货膨胀最广为人知也最直接的理论是：通货膨胀导因于货币供给率高于经济成长。此说主张以比较GDP平减指数与货币供给增长来作测量，并由中央银行设定利率来维持货币数量。此观点不同于下述之奥地利学派者在于其着重于货币之数量而非实质。在货币主义架构下，货币的聚集是重点所在。货币数量理论，简单的说，就是经济体所耗货币总量取决于现存货币总量。下列公式创自此说：P {displaystyle P} 为一般消费品物价水平， D C {displaystyle D_{C}} 为消费品总需求量，而 S C {displaystyle S_{C}} 则为消费品总供给量。公式背后的观念是：在消费品总供应量对消费品总需求量相对下降，或消费品总需求量对消费品总供应量相对上升时，一般消费品物价会随之提高。基于总开销主要基于现存货币总量的观点，经济学者们以货币总量计算消费品总需求量。于是乎，他们断定总开销与消费品总需求量随着货币总量提高。于是相信货币数量理论的学者们同样也相信物价上涨的唯一原因就是经济成长（表示消费品总需求量正提高），以及央行因之以货币政策提高现存货币总量。以此观点来说，通货膨胀的最根本原因是货币供给量多于需求量，于是“通货膨胀是一定会到处发生的货币现象”，米尔顿·弗里德曼如是说。意指通货膨胀的控制有赖于货币上与财政上的限制。政府不可令借支过于容易，其自身亦不可超额贷款。此观点着重于中央政府预算赤字与利率，以及经济生产力，也就是由生产成本（总供应）所推动的通货膨胀（Cost - Pull Inflation）。依新凯恩斯主义，通货膨胀有三种主要的形式，为Robert J. Gordon所说的"三角模型"之一部分:这三型的通货膨胀可随时合并解释现行的通货膨胀率。然而，大多时前两种型态的通货膨胀（及其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会影响固有型通货膨胀的大小：持续性的高（或低）通货膨胀带动提高（或降低）固有型通货膨胀。三角模型中有两项基本元素：沿着菲利普斯曲线移动，如低失业率刺激昇高通货膨胀；以及转移其曲线，如通货膨胀昇高或降低对失业率的影响。需求带动理论主要集中于货币供给：通货膨胀可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与经济供应力（其潜在输出）相关。这点在政府（可能于对外战争或内战期间）印行超额的货币引起金融危机时特别鲜明，有时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使得物价飞涨（或达每月上涨一倍的程度）。货币供给在程度温和的通货膨胀中也扮演主要角色，但其重要性有争议。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相信其具强力连结；相反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强调总体需求在其中的角色，而货币供给仅只是总体需求的决定性因素。凯恩斯主义解释法的基本观念为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称之为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此模型在物价稳定度与失业率之间权衡（trade off）；故为将失业率降至最低，可允许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极佳的描述出美国在1960年代的经历，但不足以诠释其于1970年代所遭遇到的通货膨胀昇高与经济停滞结合。现今菲利普斯曲线用以关联薪资总额增长与一般性通货膨胀的关系而非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因为供给震荡与通货膨胀已成为经济活动的固定因素，当代整体经济使用“位移”过的菲利普斯曲线（以及物价稳定度与失业率之间的取舍平衡）来描述通货膨胀。供给震荡意指1970年代的油价震荡，而固有型的通货膨胀意指物价/薪资循环与通货膨胀预期，表示在正常经济情况下容忍通货膨胀。因此，菲利普斯曲线仅代表三角模式中的需求拉动通胀。另一个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为潜在产出（有时称为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达到最高生产力的状况下经济体之GDP水准－为习惯性且固有的限制。此种输出标准对应于NAIRU－固有失业率、自然失业率或全职性的失业率。在如此架构下，固有型通货膨胀率为内因性地取决于经济体内的劳动量：然而，以该理论作为政策制订的标的存在缺陷。潜在产出（以及NAIRU）的数量通常为未知，且会随时间改变。另外，通货膨胀率的发生并不对称，上升的速度较下降为快；更糟的是还趋向随政策而变。例如说，在撒切尔首相主政时期，失业者发觉自己处于结构性失业，也就是无法在不列颠经济体内找到适才适所的就业机会，当时英国的高失业率可能提高了NAIRU（且潜力降低）。在一经济体避免跨越高通货膨胀的门坎时，结构性失业率的提高暗示著只有小量的人力可在NAIRU中找到就业机会。若假定NAIRU与潜在产出两者皆具独特性且迅速达成，则绝大多数的非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理论可理解为包含于新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中。当"供给面"固定时，通货膨胀取决于总体需求（aggregate demand）。固定供给面也暗示著公私机构的开销定然相互冲突。故政府的赤字开支会对私营机构产生排挤效果，而对就业水准并无影响。也就是说，资金供给与金融政策为唯一可影响通货膨胀者。供给面经济学说假定通货膨胀一定由资金供给过剩与资金需求不足所引起。对这两个因素而言，资金数量纯粹只是标的物。于是，欧洲于中世纪的黑死病流行期间所发生的通货膨胀，可视为因资金需求降低所引起；而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可归因于美国脱离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订定的金本位后所产生的资金供给过剩。供给学派假定，资金供给与需求同时提高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供给面经济学说所阐述的一个要素，称美国1980年代由低税负所引领的经济扩张为结束高通货膨胀的手段。其论点在经济扩张提高对基本资金的需求，且此种作法抵销通货膨胀的影响。经济扩张可视为经常性的带来对资金的高需求，且其他条件等同于提高资金数量。在国际货币市场中，此种政策无可置辩。供给面经济学说主张，经济扩张不仅提高国内对资金的评价，也会提高国际上的评价。国家中央银行，如联准会，可经由设定利率及其他货币政策来有力地影响通货膨胀率。高利率（及资金需求成长迟缓）为央行反通胀的典型手法，以降低就业及生产来抑制物价上涨。然而，不同国家的央行对控制通货膨胀有不同的观点。例如说，有些央行密切注意对称性通货膨胀目标，而有些仅在通货膨胀率过高时加以控制。欧洲中央银行因在面对高失业率时采行后者而受指责。货币主义者着重经由金融政策以降低资金供给来提高利率；凯恩斯主义者则着重于经由增税或降低政府开支等财政手段来普遍性的降低需求。其对金融政策的解释部分来自罗伯特·索罗对日用品价格上涨所作的研究成果。供给学派所主张的抵抗通货膨胀方法为：固定货币与黄金等固定参考物的兑换率，或降低浮动货币结构中的边际税率以鼓励形成资本。所有这些政策可透过公开市场操作达成。另一种方法为直接控制薪资与物价（参见工资议价，incomes policies）。美国在1970年代早期，尼克森主政下，曾试验过这种方法。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这些政策与刺激需求面同时实施。故供给面的限制（控制手段、潜在产出）与需求增长产生冲突。经济学家一般视物价控制为不良作法，因其助长短缺、降低生产品质，从而扭曲经济运行。然而，若能避免因经济严重衰退导致成本昇高，或在抵抗战时通货膨胀的情形下，这样的代价或许值得。实际上，物价控制可能因抵抗通货膨胀而使经济衰退更具影响力（因降低需求而提高失业率），而经济衰退可在需求高涨时防止物价因控制产生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