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佛教

最初僧伽 ├ 大众部 　├ 一说部 　├ 说出世部 　├ 灰山住部 　├ 多闻部 　├ 说假部 　└ 制多部 └ 上座部 　├ 雪山部 　├ 说一切有部 　　├ 说转部 　　└ 经量部 　├ 可住子部 　　└ 正量部 　└ 分别说部 　　├ 化地部 　　├ 法藏部 　　├ 饮光部 　　└ 赤铜鍱部初期佛教（英语：Early buddhism），佛教史的最初阶段，一般指从佛陀证道传教或佛灭后开始，到根本分裂后部派佛教形成之前的历史阶段，此时的教义与释迦牟尼原始的教义相去不远，被认为是最初始的佛教核心教义。现存所有佛教典籍都是第三次结集之后记载下来的，因而初期佛教主要研究对象仍是部派佛教三藏。现代佛教研究学者，又将此时期称为原始佛教、根本佛教。这几个术语经常被混用，学者经常赋与它们不同的定义。但亦有将根本佛教一词用作佛陀传道时期，而原始佛教一词用作佛灭后100年左右的使用方法。在佛教研究中，将从佛陀证道传教或佛灭后开始，一直到佛教部派出现之前，这段时间称为初期佛教，日本佛教研究学界多半称为原始佛教。它的范围界限不一，通常以阿育王时期为分界。佛教研究者主要透过比较文献学、语言学与考古学资料，比对源自不同部派的文献，包括律藏、修多罗与阿毗达磨，以重建出原始佛教的原貌。初期佛教是从佛陀证道传教或佛灭后开始，至部派根本分裂前的教法与僧团。第一次结集后至第二次结集前这段时间，佛教思想和组织基本上与佛陀在世时的原始面貌相去不远。在佛灭之初的第一次结集中，对小小戒等问题的看法不同，已经种下日后佛教分裂的远因。佛灭后的一百年后，因为对戒律看法不同，东部僧团与西部僧团发生“十事”论争，双方举行第二次结集，以解决争议，暂时达成共识，但双方的歧见并未完全消除，最终导致日后发生了僧团的根本分裂。至于僧团何时发生‘根本分裂’目前尚待确认，学者一般认为至约公元前271年阿育王即位之后，佛教僧团先形成大众部、分别说部、说一切有部三系分立的局面，后来又分裂成十八部或二十部不等。初期佛教，最早见于英国学界，英国佛教学者托马斯·威廉·里斯·戴维斯（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A.D. 1843～1922）著作了《Early Buddhism》一书。他将释迦牟尼过世之后，一直到阿育王在位晚期，定义为初期佛教。英国学者主要以巴利藏为最早的佛经，结合考古发现的阿育王题刻，以此来分析佛教的历史变化。日本佛教研究学界，进一步拿早期西方学者整理出的巴利语和梵语经典，与汉传佛教典籍比对。1910年，日本学者姊崎正治（日语：姉崎正治）出版《根本佛教》，首次使用根本佛教之词，他所说的根本佛教，意指释迦牟尼在世，直到根本分裂之前。1924年，日本学者木村泰贤在探究初期佛教之《原始佛教思想论》中，正式将“early buddhism”一词译为“原始佛法”。随后日本佛教学者开始使用“原始佛教”一词，如松本史朗、宇井伯寿等。日本中村元《广说佛教语大辞典》对于“原始佛教”定义如下：“相对于后世发达之大乘佛教，指释尊在世时代至二十部派开始分裂前之佛教。此时代之经典，包含佛教教说最古之原型。原始佛教一词，系依明治以后佛教研究者而使用。”日本学者对于这个词的定义尚有争议。但不论学者们如何定义原始佛教的语意，日本佛教学术界一般对目前南传佛教（自称为上座部佛教），只认定其为部派佛教分别说部中的一部，并非部派分裂前的原始佛教。台湾的印顺法师承袭日本原始佛教学者的理念，将佛陀时代的佛教称为“根本佛教”，再另将“第一次经典结集”后至佛灭百年间的佛教，定位为“原始佛教”。早期的西方佛教研究学者，多半使用初期佛教（early buddhism）一词，也有学者将释迦牟尼在世时期划分出来，称为最初期佛教（the earliest Buddhism，original Buddhism）、佛陀本人的佛教（Buddhism of the Buddha himself）等术语，他们关心的重点主要在于部派何时分裂，以及在分裂前的共同佛教传承的内容。日本学界广泛使用原始佛教一词，少数人采用根本佛教的说法，也有人主张应采用初期佛教的说法。汉语学界中，通常采用日本学界的术语，但是加以重新定义。在日本佛教研究中，原始佛教又有广义与狭义两种说法。宇井伯寿在《原始佛教资料论》中，将原始佛教又细分为两期，一是佛陀及其直接弟子在世的时间，约为公元前350年，这时期又称根本佛教。第二则是公元前350年之后，直到部派分裂（公元前270年），是狭义的原始佛教，又称阿含佛教。赤沼智善与西义雄也采用同样的定义。因此，广义的原始佛教指佛陀在世，直到部派分立为止；另一派分法，则是将佛陀在世时期，称为根本佛教，狭义的原始佛教只指佛灭后到部派未成立之前。水野弘元在其著作《原始佛教》中认为，从文献资料中，没有办法明确区分出这两个时期的差异。由现存文献的对照，可以大致找出原始佛教的共同说法，但是即使是共同说法，也无法保证与释迦牟尼所说是相同。所以不如将这段时间直接划分为原始佛教。再者，现存阿含经与律藏多是佛陀对僧团说法的内容，对于在家众的说法，大部分已经流失。僧团在最初第一集结与第二集结时，并没有将经典写下，而是以背诵方式传承，南传巴利藏直到西元一世纪才被写成文字，在这段时间内，经典的变化无法追踪。因此，他认为，“原始佛教”就是部派分立以前的佛教，时间下限为阿育王时代。平川彰《律藏之研究》也同意这个说法，以“佛灭百年”为下限，认为“佛灭百年”相当于阿育王即位之时，也是上座部与大众部的“根本分裂”的时代。因为相关历史资料缺乏，对早期佛教发展的定年相对困难，许多关键人物如释迦牟尼，在世时间也很难确认。其中，阿育王在位时间，已可由考古资料及文献对照，大致确定，至于释迦牟尼在世时间，通常是以阿育王在位年代逆推回去。宇井伯寿考证，阿育王即位灌顶为公元前271年。中村元根据宇井伯寿考证，另外参照希腊史与印度史料，推定为阿育王即位为公元前268年。南传《善见律毘婆沙》与《岛史》记载，佛灭后218年，阿育王即位；汉传佛教的文献则记载，佛灭后116年，阿育王即位。西方学者基于南传佛教对摩揭陀国王世系的记载，推算释迦牟尼过世时约为西元前五世纪早期，支持此论点的人有吕澂等人。日本学界，质疑南传记载中在这两百余年间斯里兰卡只有五王相继在位，和《岛史》所称阿育王时代第三次结集成立《论事》前佛教已经分裂为十八部派，如小野玄妙、宇井伯寿、水野弘元、平川彰等人，还有中国的印顺法师，根据汉译印度各部派三藏史献的考证、比对及研究，认可阿育王即位于佛灭后116年。如果以佛灭116年为阿育王灌顶年，则释迦牟尼涅槃约为公元前387年到前384年间。如果以佛灭116年为阿育王自立为王的一年，再过三年才灌顶，那末佛灭应为公元前390年到前387年间。第一次结集，相传是在释迦牟尼涅槃后的雨安居期间举行。第二次结集，有佛灭后一百年、一百一十年或阿育王夺位时期举行的说法，印顺法师认为应解说为早在阿育王之前即佛灭后一百年以内。南传上座部《岛史》记载，第二次集结之后，因戒律上的歧见吠舍离比丘举行“大结集”，发生根本分裂。说一切有部《大毘婆沙论》记载因大天五事造成僧团根本分裂，《异部宗轮论》称这次根本分裂发生在佛灭116年阿育王时代。根据近代出土的文献与学界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造成佛教僧团第一次分裂的原因应该是戒律问题造成而非教义问题造成。此外大天五事根据吕澂，印顺与Heinz Bechert（德语：Heinz Bechert）等学者研究认为大天五事虽然不是发生在阿育王时代，但却是造成后期大众部分裂的原因。第二次集结讨论的“十事非法”所涉及到的戒律，在大众部《摩诃僧祇律》中都有明确规定，显示第二次集结产生的戒律是所有部派戒律的共同原本，根本分裂发生的时间应晚于第二次集结。印顺法师认为：佛教根本分裂早于阿育王即位，可能发生在公元前300年前；至前271年左右阿育王即位，上座部已分裂出说一切有部、分别说部，形成大众、分别说 、说一切有三系分立，在印度南方的大众部则因大天五事而继续分裂出一说部等；前230年至前100年间，主要部派基本都已形成，现存文献大多源自此时期。现存的早期佛教历史史料及考古证据不多，只有佛教本身文献可以查阅。佛教最初的文献，是僧团经由会诵，逐次集结出佛教典籍，不是一时一地一人之作，当时是以口耳相传，用诵念记忆的方式来保存。其中第一次结集与第二次结集，是各部派共同承认，但其原始面貌现在不清楚。第三次结集与第四次结集，则各部派有不同传说，可见当时部派已经分立。现存的经律，都是于部派佛教时代成立的，内容有新有旧。宇井伯寿主张，有关经律的“传说”和“经律本身”，应该截然分别，如阿育王诏令所说的五部，不能直接等同于巴利藏五部，进行研究时应该以实际的经律内容进行比对，来找出原型。释迦牟尼遗言，希望僧团以波罗提木叉为师。释迦牟尼过世后，由摩诃迦叶、优波离与阿难，举行第一次结集，在此次集结出经与律。在第一次结集过程中，摩诃迦叶与阿难之间因为小小戒可不可舍与比丘尼出家等问题，就已产生歧见。在结集结束后，因释迦牟尼弟子散布各地，没有参加此次集结的弟子，如富兰那迦，也出现不同的声音，显示第一次集结并不完全是所有佛陀弟子共同参与。在第一次集结后，因为地域不同，对于持律、持经、重禅定与重法义的侧重不同，弟子也慢慢分化，成为不同部派的的前身。释迦牟尼佛入灭后百年第二次集结时，四部阿含经的原型已出现，共通的波罗提木叉与犍度也大致定形。在阿育王后，各部派逐渐的形成。第三次集结与第四次集结，各部派有不同传说，但是目前南传巴利圣典五部经与汉传四阿含经的大致样貌已经出现。各部经典，经过部派佛教各部的再增编后，形成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部派诵本面貌。其中，四阿含经是各部派共传，但是第五阿含之《小部》（或称《杂藏》）则不一定，分别说部与大众部将其收入经藏之中，说一切有部与经量部不列为经藏，但仍然保留了这些经典。论藏可以确认是部派佛教时期才成立的作品，但现存论藏可能源自于更早期的但失传的论书，其中也保留了一些早期文献。因此在研究时，不能一概视为部派佛教的作品，要视其实际内容而定。释迦牟尼在世时，传教所用偈颂就在信众中流传，在布萨时已形成了一百五十余学处的波罗提木叉。《杂阿含经·一三二一经》记载了佛陀在世时弟子之持诵：《长阿含经·众集经》记载了佛陀在世时的法与律结集及其中诸法内容，论藏七论之一《集异门论》就是对此经的分别解说：由于佛教经律在被书写为文字之前都经过几百年的口耳相传，即使在一部单经中都可能有古老的和晚出的成分并存，西方学者认为应加以仔细分析，并认真的按编年次序来排序，如巴利圣典协会创立者托马斯·威廉·里斯·戴维斯在1902年写的《佛教印度》中对巴利三藏的排定：印度学者劳（B.C.Law）在1933年写的《巴利语文献史》中对戴维斯的排定做了修订：印度学者般德（G.C.Pande）在1957年写的《佛教起源研究》中做了更仔细的研究，力图对五部尼迦耶中每篇经文都进行考证，分为早期、晚期或早期与晚期相混合。印度学者沙劳（K.T.S.Sarao）在1989年写的《古代印度佛教起源和性质》中以孔雀王朝为界限，将巴利经律二藏大致分为三期：日本学者开始采用汉译经典与巴利文经典、梵文经典对校的方法，试图找出最纯粹的原始佛教教义。印顺法师等人承袭这种思路和方法进行研究。因为各主要部派的律藏都被保留下来，律藏研究是原始佛教中最有成果的一项。其中，各部派都共同保留了波罗提木叉的部分，随后根据摩呾理迦，编辑出犍度的部分也是大部分共通的，这两部分可以被视为是较古的传承。至于集成为毗奈耶则是后起之事。现代广受质疑的八敬法，在《摩诃僧祇律》也有记载，但大众部只有敬法，没有上座部传承的完整八条，也不视为是比丘尼根本律，这显示对于比丘尼的特殊戒律限制，其起源很早，但是随时代演进而逐渐变得更严格。现存所有律藏和传统记载中经藏均组织为四阿含经或包含上杂藏（小部）为五部经。自日本系佛教研究者开始认为，第一次结集所诵出的“相应教”，内容杂乱不一，经藏中以《杂阿含经》（《相应部》）为最早，之后形成《中阿含经》与《长阿含经》，最后出现《增一阿含经》。各部派形成了自身的摩呾理迦或摄颂（嗢拕南），对《杂阿含经》（《相应部》）有不同的分类和编辑方式，其中可以大略分为三类传承：这三种编辑次序中，印顺法师认为，以大众部的编辑次第较为古老，七事修多罗可能是上座部分立之后才出现，但大众部系的杂阿含经现已失传，无法进一步追究出其原貌。目前只有属赤铜鍱部的相应部、汉传根本说一切有部《杂阿含经》以及藏传根本说一切有部《杂阿含经》留存下来；汉传《别译杂阿含经》可能是法藏部或化地部经典。杂藏起源于伽他（歌咏）与祇夜等偈颂的集合，逐渐成为所有不归入四阿含经的经典集合，分别说部与大众部认为杂藏是经藏之一，除了赤铜牒部称小部，其他都称为杂藏。上座部传承中的说一切有部、根本说一切有部不将杂藏列入经藏之中，经量部中，《成实论》不将杂藏列入经藏。但是印度发现的梵文本《俱舍本论》中有提到第五阿含（Ksudraka-agama），其引用内容相当于《小部·经集》第五品《彼岸道品》，说一切有部与经量部文献也经常引用《法句经》等被归为杂藏的经典，显示在说一切有部与经量部中仍然有保存自己的杂藏，只是不一定将它列入经藏中。大众部末派也有列在经藏之外的。《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中引用了40首“体义伽他”，其中15首在《杂阿含经》中，其余25首都在杂藏中。杂藏的内容有古有新。《小部·经集》中的《犀角经》、《牟尼经》是有名的偈经，在不同部派中都有传承，相信它应该来自很古的时代；但也有部派佛教时期才编入的著作，不能一概而论。论藏称为阿毘达磨藏，阿毘达磨（abhidhamma）意为“无比法”。《摩诃僧祇律》称“阿毘昙者九部经”，九部经即九部法、九分教。上座部《巴利律藏》记载佛宣说阿毘达磨，中部32经、中部69经、长部34经、增支部3集141经、增支部3集142经、增支部3集143经、增支部6集60经、增支部10集98经记载佛在世时佛教就有阿毘达磨，本生经第1卷记载菩萨成佛后第四七日后花了七天在菩提树之西北方的“宝之家”思考阿毘达磨的内容，法句经故事记载佛将阿毘达磨传给舍利弗并命令舍利弗将阿毘达磨传给其他弟子。根据各部派传诵的律藏的比对及论藏考证，主流学界皆同意，佛教论藏主要在部派佛教成立之后才被编著而成。这在分别说系化地部《五分律》及大众部《摩诃僧祇律》的记载中只有经法与戒律的传诵。另在部派分裂以后的分别说系法藏部《四分律》、铜鍱部觉音论师的《善见律毘婆沙》；大众部末派《增一阿含经·序品》；说一切有部《十诵律》、《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毘尼母经》、《部执论疏》，分别说到阿难、摩诃迦叶与富楼那传出阿毘昙，还有其他异说如《分别功德论》及《撰集三藏及杂藏传》将迦旃延子等同于摩诃迦旃延并有“九分阿毘昙”之说。关于这些记载说到的论藏内容，也都是各部派自部传的“阿毘达磨”，莫衷一是，无有共说。显而易见的，佛教无有共同传诵的论藏，论藏的传出应当是部派佛教各部的自部传诵。论藏与部派佛教紧密相关，出现的时间较晚，各部派各自拥有自己的论书，相互争论。在根本分裂之后，上座部主要尊崇舍利弗，形成自己的论书传统，如从其分出的分别说部有《舍利弗阿毘昙论》；大众部则推重摩诃迦旃延的《蜫勒论》（《藏论》），拥有自己的根本论书；佛灭第三百年初（即二百余年后），迦旃延尼子于恒河流域某地造《发智论》，分裂前之说一切有部中提倡以论书特别是《发智论》为主，并在经藏中首推《杂阿含经》者形成说一切有部，而以契经为主的人则形成雪山部；佛灭第四百年初（即三百多年后），经量部继承持经譬喻师传统从说一切有部分出而自行编写论书。佛教僧团进行论议的时间则可以追溯到佛陀时期。根据阿含经与律藏的记载，可知在佛陀时代，佛的大弟子们，经常“共集一处”，对于佛的略说，各各表示其意见，并相互进行讨论，著名的弟子如舍利弗、摩诃迦旃延、富楼那与阿难等弟子早已开始针对佛陀教义进行初步整理，形成一些论议，在释迦牟尼的同意下，向僧团传播。这种集体论议的契经，名为优波提舍 ，是十二分教之一。在论藏出现前，佛教中就已经出现专门研究论义的僧人。这显示论藏的原形，在早期佛教中就已经出现，在论书中援引的佛经，有些的来源也极为古老，因此不能片面的将所有论藏全部划归为部派佛教时期才出现，而应该视其内容而决定。The above table represents the probable order in which the extant Buddhist documents of this period were composed. They were not yet written, and, a great deal has no doubt been l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