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霸权（意大利语：Egemonia culturale，英语：Cultural hegemony）也称为文化领导权、领导权，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所提出的哲学和社会学理论。它指的是：一个社会阶层可以通过操纵社会文化（信仰、解释、认知、价值观等），支配或统治整个多元文化社会；统治阶级的世界观会被强制作为唯一的社会规范，并被认为是有利于全社会的普遍有效的思想，但实际上只有统治阶级受益。阶级都要透过其知识分子在公民社会争取到知性与道德上的领导权。
文化领导权最初由格奥尔基·瓦连京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在1883年-1884年间作为推翻沙皇的策略之一提出的。其后，列宁使用这个概念指出，无产阶级不要躲避资产阶级的革命，而要领导社会各阶级去争取推翻沙皇的胜利，同时不能放弃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之后，经过葛兰西的完善，才成为了一个概念。
葛兰西在二十世纪初期，见到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发生如马克思所预期的发生革命，因此提出了文化霸权的概念来作进一步的探讨，希望能够对资本主义社会作更深入的了解，并依此来订立更有效的革命方针。
根据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论，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导向无产阶级革命，而且必然先在工业化的欧洲爆发；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在这过程中将产生与革命运动相应的文化与政治上层建筑。虽然马克思早在1848年就如此预言，百年后的工业化国家工人仍然没能达成这个任务。
葛兰西针对马克思主要强调社会经济结构、而对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影响以及个人的主动性较不重视的情形加以修正。他认为下层结构是“制约”而非“决定”上层结构。他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指出了一个政权的维持，是需要政治的强制力加上霸权文化的力量配合；而后者来自于在市民社会的配合之下，以包括如教育、大众传播媒体等对于大众的潜移默化，造成了工人阶级的虚假意识，使此一霸权得以维持。在所谓先进工业化国家中，文化霸权的力量尤其隐密而强大。因此，要霸权有所转变，必须由知识分子先以所谓的阵地战进行长期准备，与社会上的许多集团合作以及并逐渐促使其意识形态的转化，取得了此一基础之后，方能进一步使霸权转移。
葛兰西认为在朝与在野阶级透过各自的知识分子，必须争取到对公民社会在心智上与道德上的领导权，他甚至认为一定先要有霸权，才能进一步取得政权，也就是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合法垄断武力的权利。每个利益团体(意识形态)要透过争霸来让他人认肯。
尽管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论起源于对阶级斗争状况的分析，这套理论可以应用得更广。根据葛兰西的理论，当前盛行的文化范式既非自然的，也非必然的；相反地，我们必须从包括机构、实践及信念等等的文化范式中分析其支配结构。
文化霸权并不是单独的或统一的，它是社会结构的分层展现。其中的每一种结构都有各自的“使命”与内在逻辑。然而一如军事组织，每个结构都假设了其它结构的存在，并彼此结合以达成更高的全局使命。霸权便是如此运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方式，对于个人，社会的其它部分貌似无关紧要。然而整体而言，每个人的生活都构成霸权结构的一环。在日常生活的琐碎活动中，多样性与自由意志看似存在；而正是借着无数这样的情境，巨观的霸权结构得以维持，而不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察觉（见葛兰西《狱中札记》，页233-38）
葛兰西的这种理论能更进一步解释社会文化与政权变迁的过程，并且更强调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主动性作用，可以弥补马克思过于重视社会经济结构的不足之处。
文化霸权理论对欧洲共产主义、社会科学与社会运动有深远影响。在社会科学领域，米歇尔·福柯等人应用霸权的概念，深入研究了主流论述。在教育学中，霸权理论导向了批判性教学。
此后，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厄尼斯特·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对葛兰西的这种理论重新进行了思考，批评葛兰西的理论中存在本质主义问题，坚持领导权的阶级主体性，而忽视了非阶级力量之间的斗争，过分强调领导权在社会斗争中的中心性和单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