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主义与蓄意主义的争论是史学史上关于犹太人大屠杀肇端的辩论，同时论及一些关于纳粹德国(第三帝国) 的政策。辩论的中心本质上环绕两个问题：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蒂莫西·梅森（英语：Timothy Mason）在1981年讨论相关问题的论文中，首次使用了功能主义和蓄意主义这两个辞汇。著名的功能主义者包括劳尔·希尔伯格（英语：Raul Hilberg）、克里斯托弗·布朗宁（英语：Christopher Browning）、马丁·布罗萨特（英语：Martin Broszat）、汉斯·莫姆森（英语：Hans Mommsen）、和齐格蒙·鲍曼。著名的蓄意主义者则包括安德烈亚斯·黑尔格鲁伯（英语：Andreas Hillgruber）、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克劳斯·希尔德布兰特（英语：Klaus Hildebrand）、埃伯哈德·杰克尔（英语：Eberhard Jäckel）、理查德·布莱特曼（英语：Richard Breitman）和露西·达维多维茨（英语：Lucy Dawidowicz）。
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没有争论犹太人大屠杀的真实性，或是希特勒煽动反犹太主义，导致犹太人大屠杀发生。所以功能主义和蓄意主义之间的辩论，被认为是纯学术争论。他们与犹太人大屠杀否认论不同，后者认为犹太人大屠杀是野史。
“犹太人大屠杀的起源”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在纽伦堡审判（1945-46），“犹太人问题最后定案”被起诉为纳粹党领袖的长远计划，甚至可追溯到1919年纳粹党创立的时候。随后大多数历史学家赞成这项论调，但在今时今日被认为是极端蓄意主义。1960年代，随着（1969），（1970）等书的出版，某些历史学家开始挑战既往的观点，认为希特勒没有策划犹太人大屠杀的总体大纲。
1970年代，蓄意主义支持者被称作“通向奥斯威辛集中营之直路”阵营（the straight road to Auschwitz），因为他们坚持希特勒执行了一个计划。功能主义支持者则被称作“通向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弯路”阵营 （the twisted road to Auschwitz）或是结构主义者。因为他们坚持是第三帝国的内部权力结构引致犹太人大屠杀。
1981年，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梅森出版了题为“蓄意与解释”（Intention and Explanation）的论文，意在攻击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和Klaus Hildebrand（英语：Klaus Hildebrand）的观点。在论文中，梅森称“通向奥许维次集中营之弯路”阵营为功能主义者，“通向奥许维次集中营之直路”阵营为蓄意主义者。从此便以功能主义和蓄意主义取代旧称。
蓄意主义者认为犹大人大屠杀是预先计划好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表示他既是思想家同时也是实干者，想出在夺权后会如何对待犹太人的蓝图。1919年，当希特勒还在军队的时候就已写了一封信定义他怎样去理解“理性的反犹太主义”(rational anti-semitism) 他表示首先要做的是有计划地移除犹太人所有的法定权利。之后就是彻底灭绝。之后他又在纳粹党办的报纸撰文，建议要将“病毒”封锁在“集中营”以保护德国人远离犹太人威胁。
蓄意主义者又相信大众反犹太主义在1935年夏天升温，是基于纳粹党领袖的搧动。纳粹思想家Nicolai在1931-32年计划纳粹德国的未来宪法，最先想到的就是只能让拥有纯正德国血统的人才可成为德国公民。
极端蓄意主义者相信希特勒明确地在1924年或以后，组织犹太人大屠杀计划。达维多维茨争辩希特勒早已在不迟于1919年部署犹太人大屠杀。为支持他的观点，达维多维茨指出好些希特勒反犹太主义的声明。
批判主义认为那些反犹太主义声明中，没有提到要杀死所有犹太裔人，只有很少涉及要杀害全部犹太人。在《我的奋斗》 中唯一一次提及要杀死犹太人，是说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2,000至15,000名犹太人代替德国士兵被毒气毒死，那么在“在前线上百万的牺牲就不会是徒劳无功”(the sacrifice of millions at the front would not have been in vain)《我的奋斗》全长694页，达维多维茨的批评者认为她是在一句句子上大做文章。
温和派蓄意主义者例如Richard Breitman相信希特勒计划犹太人大屠杀是在1930年代末，不迟于1939或1941。这派学说非常强调希特勒在1939年1月30日国会发表的“预言演讲”，希特勒曾说如果“犹太裔财政家”发动另一场世界大战，那么“…结果将会是所有在欧洲的犹太裔人被灭绝。”据Yehuda Bauer所指，这论题的最大毛病是将希特勒推向种族灭绝，但希特勒在发表了演说后并没有落实行动。此外，Ian Kershaw指出1941年末，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日记手帐写道“元首的预言朝最可怕的方向实现了”。普遍认为戈培尔对于希特勒真的会认真执行“预言演讲”内容感到十分惊讶。
极端功能主义者例如Götz Aly相信纳粹领袖没有发起犹太人大屠杀，大部分发起者来自低阶的德国官员。Aly找出很多来自在波兰的德国官僚的文件，讨论波兰的人口要降低25%来达到经济增长。批判者指这无法解释，如果纳粹党真的关心波兰，为什么要将犹太人从法国和荷兰驱逐出境，送到波兰的灭绝收容所。还有，为什么波兰的犹太人刚好被抽中作为多出的25%人口。
温和功能主义者，例如克里斯托弗·布朗宁相信不稳定的纳粹党权力之间的较量，为犹太人大屠杀提供了温床。他们认为纳粹党目的是想将犹太人赶出欧洲，但计划失败只好采取种族灭绝这个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