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师爷

绍兴师爷，明代中叶至清代末造，从督抚到县令，皆聘有师爷，清代的师爷多来自绍兴府八县，所以称绍兴师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师爷帮”。

师爷，又称幕宾、幕友，是辅佐官员的重要私人顾问，甚至师爷也因专长不同，各自办专门之事。办理财政、赋税的师爷，称为“钱榖师爷”。钱谷师爷的重要性，仅次于刑名师爷。起草奏疏的师爷称为“折奏师爷”。专管书信的师爷称为“书启师爷”。

绍兴地狭人稠，耕地贫乏，谋生不易，绍兴人不得不大批外出工作，又因绍兴人生性精细谨严、善于谋划，非常适合师爷一职。师爷又分数类，熟谙《大清律例》者，称为“刑名师爷”，这类师爷最为吃香。胡林翼说：“《大清律》易遵，而例难尽悉。”，找寻律例就成为一门学问，时称“找签”，刑名师爷都谙熟例案，常可执例以压制长官。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下诏“禁六部经承专用绍兴人”，理由是“山阴、会稽、萧山之人，专习钱谷刑名之学，盘踞天下大小衙门，相传已久，积弊渐多”。顾炎武感叹说：“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

清廷镇压太平天国期间，绍兴师爷因处事灵活，深谋远虑，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皆大量使用绍兴师爷。而左宗棠本人亦曾为骆秉章幕中之宾。绍兴籍幕友龚萼形容当时绍兴人从事师爷的盛况：“吾乡之业于斯者，不知凡几，高门大厦，不十稔而墟矣！”

师爷这个职业其实是竞争激烈，自小要拜师学艺，周恩来父亲还回到绍兴学作师爷。龚萼在《雪鸿轩尺牍》中说：“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又说：“千人学幕，成者不过百人，百人就幕，入幕者不过数十人。”“至于就幕，则又有甚难者，一省只此百余十馆，而待聘者倍焉。”

清末，西方东渐，朝廷推行新政。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展开整顿官僚，相继裁撤了不少冗员，又有废八股、停科举之事，极大削弱了绍兴师爷在政坛上的地位和作用。辛亥革命后，绍兴师爷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不过，根据明清历史学家考证，其实绍兴师爷大多是出自绍兴镇隔壁的安昌，仅因绍兴比较有名，且人才辈出，故被错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