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

四配颜回 · 孟子 · 曾参 · 孔伋日本藤原惺窝 · 林罗山 · 室鸠巢新井白石 · 雨森芳洲朝鲜薛聪 · 权近 · 吉再 · 安珦 · 李穑李滉 · 王仁 · 李齐贤 · 郑梦周 · 郑道传崔致远 · 徐敬德 · 赵光祖 · 李彦迪 · 李退溪 · 李栗谷越南朱文安 · 阮秉谦 · 阮廌黎贵惇 · 阮文超 · 吴时任日本儒学水户学 · 石门心学朝鲜儒学朝鲜实学越南儒学宋明理学，即为两宋至明代的儒学。虽然是儒学，但同时借鉴了道家甚至是道教和佛学的思想。北宋嘉祐治平年间（1056年—1067年），儒学发展形成了王安石荆公学派、司马光温公学派、苏轼的蜀学等派。后来谈兼性理而著名者，有周濂溪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后来洛学由朱熹发扬光大，在福建创出闽学，成为居正统之位的程朱理学。濂、洛、关、闽四学派，人称理学四派。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一支流，有时会简称为理学，以便与陆象山（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相对。但其实心学亦属于宋明理学的一支。南北朝期间，道、佛成形，道家讲玄理，佛家讲空理。宋明理学虽以儒学内容为主，同时也借鉴了佛学和道教思想，讲的则是“性理之学”。宋明儒者的学术，大致可以分为“北宋”、“南宋”，和“明代”三个阶段。他们摆脱了唐代以来“疏不破注”的教条，慢慢培养了对经书怀疑的态度，从疑经走上了改经的道路。北宋诸儒以周敦颐、张横渠、程颢、程颐为大宗，上承儒家经典，讲仁与心性，又讲格物穷理。熙宁三年以后，王安石变法引发党争，二程分别退居洛阳，理学在此后七年或十年达到成熟。南宋以后，儒学分为三派——程颢开胡五峰之“湖湘之学”，程颐开朱子之学，也就是程朱理学，代表者乃朱熹；陆九渊则受程颢影响，并引述孟子而开出心学一派。全祖望评价：“宋干、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北宋中叶以后，道学家的声势愈来愈浩大；南宋前期虽然政府几次三番下令禁止，并不能阻挡道学的流行和减削它的声望。南宋以后，只有朱陆二系传续不绝。元代在全国大规模兴建书院，极大推动了理学的发展与传播。延祐复科后，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由此走上理学正统地位。明朝中叶，王阳明承陆九渊而阐发心学，创立致良知之“阳明学”，集心学之大成。明末刘蕺山呼应胡五峰而盛言以心着性之义。明末王学亦走入末流，黄宗羲说：“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坻，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王是真说： “今之学者，偶有所偷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甚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问。”理学在明朝推行八股文以后逐渐走入空谈，读书人只懂寻章摘句皓首穷经，严重脱离实际，变成以学术为工具博取政治利益的手段。在清代更是成为衡量读书人的唯一标准。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读了崔蔚林的文章，说“岸然自负为儒者”实在“可鄙”。又说： “伊以道学自居，然所谓道学未必是实。闻其居乡亦不甚好”。康熙说“今视汉宫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在人主前作一等语，退后又别作一等语”。他曾说：“李光地、汤斌、熊赐履，皆讲道学之人，然而各不相合。”即使如此，康熙帝为了博取士大夫的支持，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颁布诏令，以朱熹配享孔子庙，成为孔庙十哲之一，标志着程朱理学成为了官方学术。清初发扬了汉学旗帜与宋理学对立，惠栋在评《毛诗注疏》时说：“宋儒之祸，甚于秦灰。”认为宋学偏离儒之本法太远，应该回归远古考据“凡古必真，凡汉必好”。现当代儒家信仰者亦多崇奉宋明理学，而其中又分为程朱理学派及陆王心学派。宋明理学的主要学派，包括：陆王心学于程朱理学日趋僵化之际，而盛于明代中后期。张横渠、罗钦顺与王夫之的气学则于心学日趋式微之际，与事功学派合流而盛于清代。理学家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自视为“天民之先觉”，以天下为己任，要建立天下有道的社会。理学参照佛教禅宗而调整自己的思想结构，在修养方法以至世俗伦理都吸收了禅宗的成分，但理学又批判并超越了禅宗。程颐的“存养工夫”便从六祖慧能得来，理学强调超越之“理”，即自佛教的超越的“心”转移而来。理学相信有“天理”，“理”在事上又在事中，人生在世必须在各自的岗位上做事以完成理分，即尽本分。佛教只强调“静”的存心养性，理学则强调“敬”，“敬贯动静”，不但是通向价值之源的超越境域，也是成就此世之事的精神凭借，是入世做事的行动原则。敬就是一种全神贯注的心理状态，演变成中国社会的“敬业”精神。理学强调勤劳勤学，爱惜光阴，认真把事做好，反对闲反对懒，也有类似禅宗“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伦理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