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忞（1879年－1929年），号泽民，生于上海，其父亲为曾铸，号少乡，原籍福建泉州府同安县，后占籍上海，因此，曾志忞一开始就被认定为是上海人。其父亲因经商南洋大米致富，还曾以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身份，倡议抵制美货和收回美资控制的苏浙铁路，在当时可说是一名爱国商人，然而曾志忞便是出生在这个富有且具有新思想的家庭。可惜有关曾志忞的资料相当少，也没有一本相关的专书，因此下面将作片段几个重点做介绍。
作为学堂乐歌早期发展的三位代表人物之一(其他两位为沈心工与李叔同)的曾志忞，于1901年，赴日留学进入早稻田大学修习法律。受到日本明治维新活跃的音乐文化影响下，他曾记述：“子初至日本，观其音乐会及访其教师，一若天仙之隔，高不可仰，盖崇拜之甚也。”隔年，他加入了沈心工在东京发起组织的“音乐讲习会”。1903年，他进入东京音乐学校学习，同年，曾志忞发表了以简谱和五线谱对照的由他自己填词的乐歌《练兵》、《游春》、《扬子江》、《海战》、《新》及《秋虫》等。这些乐歌是目前目前发现的较早公开发表的“学堂乐歌”，也是现在能见到的中国人正式使用简谱的早期记录之一。曾志忞于1907年回国，不顾父亲反对，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于暑期在上海开办“夏季音乐讲习会”，传授欧洲音乐知识，包括乐典、和声、风琴、洋琴、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曾志忞的ㄧ生对于音乐可说是雄心勃勃，在其留学日本期间，也著作许多(详见下表)，但可惜终究没有得到理想的成果，于1929年病逝于北京，享年五十岁。
1904年5月，曾志忞在沈心工所创立的“音乐讲习会”基础上，重新发起组织“亚雅音乐会”，这是近代第一个新式的音乐社团。曾的夫人曹汝锦是我国最早留日学习小提琴的女生。在这一年为“卒业生送别”的音乐会上，曾氏夫妇的钢琴合奏成为最引人注目的表演，被当时的报导盛赞为“幽闲勇健，如入欧洲音乐界，使人耳目一清，精神一振”。
1908年，其父亲曾铸去世，临终遗言命他在嘉定所设救济贫困的“义庄”余款，开办一所贫儿院，曾志忞遵照父命于是创办了“上海贫儿院”，附设音乐部。宣统元年(1909)出版的《教育杂志》里有一篇〈贫儿院第一次恳亲会〉记载到：“九月二十五日，上海贫儿院第一次开恳亲会，先由贫儿家族参观院中成绩，下午一时开会，首由曾君志忞报告一切，次院长施君子英讲，继以国歌院歌⋯⋯表情唱歌，舞蹈表演等，以表见平日之成绩。”这里描述的音乐活动，借由1911年二月出版的教育杂志中的“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摄影”，可以看出乐队连指挥共约四十人，乐器颇齐全，以弦乐为主，平常练习以简单的中国乐曲为主，未曾公开演出，但即便如此，这个管弦乐队的成立(约1909-1910年间)，比一般认为由萧友梅在1923年北大音乐传习所所创办的乐队还要早十三、十四年，因此由曾志忞所创办的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才是中国第一个欧洲管弦乐队。然而整个音乐部后来因战争爆发加上经济难以维持，在1921年前后结束，曾志忞也举家迁居北京。
随着旧的教育体制的瓦解科举被废，新的学制可说是抄袭欧美、日本，清代以来也没有所谓的“音乐课”。而作为发展之初的学堂乐歌，欠缺歌曲，不意外地一开始大多将欧洲、美洲、日本的歌曲旋律搭配当下中国应时的歌词以急就章。但，很明显地就可以发现大多都出现曲调与歌词不合的情况，而关于这点，曾志忞就提出：“曲与歌不可离”、“歌与曲不相背”，因为“背与离，音乐之大患也。”（刘靖之，中国新音乐史论，页51）
在学堂乐歌之歌词的部分，曾志忞认为：“今吾国之所谓学校歌曲，其文之高深，十倍于读本；甚有一字一句，即用数十行讲义而幼稚仍不知者。”主张以“适于教育之理论实际”为标准，要达到“童稚习之，浅而有味”的程度。向欧美和日本学校歌唱课学习，“以他国小学唱歌为标本”，然后加以改进。进一步指出，歌词应“通俗上口又蕴含深意”、“质直如话而又神味隽永”、“知而道，纯任自然”、“以小见大，激发志气”、“求其和平爽美，勃勃有春气者”⋯⋯➛梁启超也深表认同，并在饮冰室诗话中评谓“足为文学家下一针砭”。
作为最早公开发表的学堂乐歌六首之一的《海战》(右图为《江苏》杂志第七期)，刘靖之言：“我们不敢肯定《海战》的曲与词都是曾志忞的作品⋯⋯，这首歌颇有日本的味道，旋律平淡，节奏零散，谈不上起承转合，一唱完就很容易忘了。由于他的乐歌很少流传下来，故我们不敢对他的作品妄下评语。”(中国新音乐史论，第五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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