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平论

Portal:政治民主和平论，简称民主和平，是一种国际关系、政治学、和哲学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所有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更正确的说，所有自由民主制国家）不会或极少与另一个民主国家发生战争。不过实际上，该理论并不意味着，民主国家就不会发动战争；也不保证，民主国家会比其他体制（比如，专制）的国家来的不好战。在这个理论的原始版本被提出后，许多更深入的相关研究也进一步发掘出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关联，民主国家之间也较少发生冲突、同时规模性的暴力行为也较少出现，相反的，政治外交的冲突会增加。民主和平论是相对发展较晚的一个理论。原因之一在于民主国家在19世纪末期之前仍相当少见。虽然伊曼努尔·康德很早便提出这种理论，但一直要到1960年代这个理论才开始受到学术界重视。康德在1795年写下的论文《论永久和平》中提出了民主和平论的概念，虽然当时他仅是将宪法制共和国作为永久和平的必要条件之一。康德的理论主张，大多数人们永远不会在投票中支持发起战争，除非是出于防卫。也因此，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是共和国，战争便永远不会出现了，因为先行的侵犯永远都不会产生。自从康德之后许多不同的解释也被提出，现代的理论则是依据经验的观察主张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或从来不会互相争战。美国的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Dean Babst是第一个有系统的研究这个主题的学者，他在1964年写下了一篇学术论文刊登于《Wisconsin Sociologist》期刊以提倡这个理论；八年后他又在《Industrial Research》期刊发行了一个更简易而普及的版本。但两个版本最初都没受到太大重视。在1976年，两名学者Melvin Small和J. David Singer终于对此做出回应，他们发现除了两个的边缘例子外，民主国家之间缺乏战争，但否认这个趋势有任何统计显著性。他们的反驳发行在一篇政治学期刊后，民主和平论才开始受到更大重视，Michael Doyle便在1983年对这个理论做出冗长的讨论。鲁道夫·拉梅尔是在早期研究并重视这个主题的主要学者之一，后来他对这个理论写下了大量著作。Maoz和Abdolali（1989）则将较少的战争进一步扩展至较少的冲突。Bremer（1992）、Maoz和Russett（1992）都发现到，在控制了数个可能的研究变数后，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巧合关系相当的明显。他们的研究将民主和平论带入主流学术界的重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支持者和其他人则对此提出许多新的反驳。其他的学者则试着有系统的研究为何民主会产生和平,、以及为何民主能够影响到其他外交关系的层面。自从这些开创性的研究以来，对民主和平论的深入研究已经为数众多了。绝大多数研究都指出某些形式的民主和平论的确存在，虽然他们的方法论不一定相同，而且许多据称例外的战争也仍存在争议。民主和平论在政治学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因为民主和平论根基于理想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与之前支配学界的现实主义完全相反。不过，民主和平论逐渐被广泛接受，并且甚至在一些民主国家影响了政策制定。举例而言，美国的两大政党都表示支持民主和平论，民主党的第42届总统比尔·克林顿说：“保持我们国家安全并维持长久和平的最好方法便是支持其他地区的民主发展。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争战。”而共和党的第43届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也说：“我这么强烈支持民主的原因，正是因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交战。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社会的人民都厌恶战争，因为他们了解战争是毫无意义的……我对民主能促进和平有着极大信心。这也是为什么我如此强烈相信中东的前进之路，是促进民主。”已被美国国会通过的《促进民主法案》（Advance Democracy Act）指出：“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是非常少见的，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则相当的常见，已经有将近170,000,000人因为极权政府的政策而失去了生命。”曾经担任欧盟执行委员会专员的彭定康说：“由于欧盟成立的原因之一便是为了保护自由的价值，所以我们表达这种立场是一点也不会令人吃惊的。同时这也是出自合理的战略原因。自由的社会通常不会互相争战、也不会选择做一个坏邻居。”欧盟一份名为“一个安全的欧洲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的战略安全报告也指出：“对我们的安全最好的保障便是一个皆由制度良好的民主国家治理的世界。”一些人则担心民主和平论可能会被用作向非民主国家宣战的依据。伍德罗·威尔逊在1917年要求国会批准向德帝国宣战，因为德国在无限制潜艇战中击沉美国邮轮和煽动墨西哥攻击美国，除此外他并称：“除非出于民主国家之间的友善关系，稳定和睦的和平时期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以及“必须确保民主在这个世界的安全”。一些人认为民主和平论被用于正当化2003年入侵伊拉克战争，其他人则指出直到战争开始后这才被用作开战理由之一。除此之外，Weede（2004）主张这种理由相当脆弱，因为强迫民主化伊拉克：一个周遭几乎全是非民主国家的独裁国家，反而可能增加战争的风险（一些研究指出一个民主和一个独裁国家之间是最可能发生战争的组合，一些人则发现那些被非民主国家包围的民主国家的战争风险相当之大），Weede并主张若美国和其盟国真的是根基于民主和平论之上而想民主化独裁国家（而他反对这种做法），那最好的做法应该是从那些边界有至少一两个稳定的民主国家的独裁国家打起，并且逐渐扩大。研究也显示试图用外部力量推广民主通常会遭遇失败。Gleditsch、Christiansen和Hegre（2004）则认为借由干预主义强迫民主化可能可以在最初获得一些成果，但通常会制造出不稳定的民主化国家，长远来看可能会有危险的后果。而那些达成了长久而稳定的民主的例子—例如二战结束后被美军占据的日本，通常都已经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和社会架构，并对整个政治文化上做出激烈的改变。支持他国内部民主运动并使用外交手段可能会是更容易成功且成本更低的方式。也因此，民主和平论和其相关的研究，如果被正当理解的话，是可以用作反民主圣战的理论的。要研究民主和平论，必然需要先定义“民主”与“和平”（或者更常见的——“战争”）。但这却缺乏普遍的标准，即使现代民主的先驱国，如英国或法国或者美国等，在二战时没有满足现代人的民主条件，若果按像自由之家的定义，世界在1950年前全世界都没有民主国家，而现在它所定义的又把自由和民主混淆，不同的理论家和研究者对于民主也有许多不同的定义；这也影响了他们在研究结果上的不同。一些例子包括了：康德（1795）反对直接民主制，他认为：“那必然是暴政，因为“全体”可以打压那些意见相反的人，因此这个全体的意见未必全然是全体的意见，这与自由是相反和对立的。”康德倾向于一个保护个人自由免受多数侵害的共和立宪制。Small和Singer（1976）将民主定义为一个有以下特色的国家：（1）有定期的选举，反对党和执政党都有参与选举的自由，（2）允许至少10%的成年人口投票，（3）有一个能够控制政府执政部门、或是享有与执政部门同样权力的议会。Doyle（1983）则要求（1）那个“自由的政体”必须是市场或有私人财产的经济体制，（2）他们的政体拥有对外主权，（3）他们的公民享有司法权利，（4）他们拥有代议制的政府。并且至少要有30%的成年男性能够投票、或是所有人在累积一定的财产后都能取得投票权。与其他研究者相较，Doyle允许世袭的君王拥有更大的权力，举例而言，他将法国的路易·菲利浦也视为是自由的政权之一。Ray（1995）要求至少要有50%的成年人口被允许投票，而且至少要有一次和平的、符合宪法的政权转移出现过，亦即透过选举的方式将执政权力从一个政党手中转移给另一个独立政党。拉梅尔（1997）则指出：“这里的民主指的是自由民主制，亦即那些执政者是由有竞争的选举以及秘密投票、和广泛的投票权（粗略的定义是包括至少三分之二的成年男性）所选出；同时还要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结社自由；以及一个宪法架构下政府服从的法律体制，并保障人民平等的权利。”以上皆为民主与非民主的二元分类。许多研究者则试着使用较精细的区分。例如政体资料研究计划用两个尺度衡量每个国家，一个是民主程度、一个是独裁程度，衡量自1800年以来每一年的数据。和一些其他的研究计划。对政体资料研究计划资料的使用各自不同，一些研究者从中研究民主尺度与好战间的关系。一些则把它当成二元分类来用（如它的制造者），将所有高民主程度和低独裁程度的国家称为民主国家。也有人用两者间的差来判断。一些研究者则观察到历史上许多可能与民主和平论不符的例外情形都是牵涉到尚未发展成熟的民主国家，很多研究者为此又新增了一项资格限制，通常是必须在达成民主制度后和平超过三年。拉梅尔（1997）主张这三年的门槛期间是为了“让民主程序被接受、并让民主文化生根。”除此之外，这段期间也能让其他国家承认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Mansfield和Snyder（2004、2005）认为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国家之间的确不会发生战争，但他们主张那些正在进行民主转型的国家最容易卷入战争。他们发现正在民主化的国家比稳定的民主国家、独裁国家、甚至是正在独裁化的国家都要更为好战。因此，他们主张在将这些战争从分析中淘汰时必须留意，因为那可能会隐藏了民主化过程的负面观点。但另一个更早的统计结果分析则指出，民主化与战争间的关联的主要原因在于正在民主化国家的执政部门无法取得足够权力、独立、和制度的健全度。另一篇评论则指出其他许多研究的结果，显示正在民主化的国家的战争风险的提高只有当其周遭有很多非民主国家时才发生。即使将未成熟的民主国家包括在分析结果里，许多研究仍然发现足够证据证明所有的民主国家—无论成熟与否，与另一个民主国家开战的可能性很小甚至是不可能。在国际战争上的研究，通常将“战争”定义为一场超越一千人于战役中死亡的军事冲突。这个定义也被用于密歇根大学的战争相关研究计划，并被使用于许多有关战争的研究。依据这个一千人死亡的门槛，大多数历史上的军事冲突都能被明显的区分为正式战争和小型冲突。一些研究者则使用不同的定义。举例而言，Weart（1989）定义战争为超越两百人战死的冲突。Russett（1993, p. 50）则在研究古希腊时，仅只要求有实际交战、以及两方军队都是经过国家授权的战役。依据战争研究计划的分类，“军事化的国际争议”（MID）指的是比战争更为轻微的冲突，这样的冲突可能只不过是两国向边界调动军队示威、而实际上没有战争死亡。MID以及战争加起来便是“军事化的国际冲突”（MIC）。MID也包括了一场战争的前奏，因此MID与MIC之间的差异可能没有看起来那么大。统计分析的需要和自由度的考量是研究者们改采MID以取代真实战争作为研究依据的主要原因。战争是相对而言较为少见的，大约30场MID才会有一场真实的战争，因此这种采样提供了在研究上更丰富的资料来源。大多数研究针对的都是双方面和平—亦即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争战。但也有少数研究将范畴扩大至单方面的和平，主张民主国家整体上也较为爱好和平，无论他国是否为民主政体亦然。近来有一些研究得出了倾向单方面和平的结果。Müller和Wolff（2004）则同意这种理论：“民主国家在平均上可能稍微的—但不是绝对的—比其他政体的国家更爱好和平”但也指出“单方面的解释是不必要的、而且也不具说服力”。他们也注意到某些民主国家对于其他非民主国家的敌意极大，指出自从1950年代以来最具好战性的民主国家是印度、以色列、英国和美国。民主和平论最直接的论点就是：“研究过去两个世纪的所有战争，假如民主国家真如同其他政体的国家一般经常互相征战，那么应该会有许多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纪录。相反的，依据不同研究的结果，这种战争极度少见、甚至是零。”一些研究者的结果指出，至今为止从不曾有任何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国家之间的战争出现。Jack Levy所提出的一段经常被引用的描述是：“民主国家之间从没有战争出现的法则，就如同任何我们在国际关系上所用的观察法则一般准确。”一些人则提出了一些例外，相当常被提出的例子包括了美西战争和继续战争。一些人将这些战争视为是边缘的例子，一些人则只简单的将民主国家间的战争描述为“很少见的”、“非常少见”、“少见或不存在”。一些人则认为是否有例外可能不是那么重要。强烈支持民主和平论的Bremer主张要证明民主国家间的战争次数为零是不可能的，因此“争论民主国家之间究竟是没有发生过战争、还是极少发生过战争是没有意义的”，能证明的只是战争可能性显著降低。不过，至少有一个研究者主张若是有任何一个例外出现都会颠覆整个理论。但大多数的研究者则不这样认为。至于据称雅典缺乏自然权利保障的论点，雅典公民都有清楚列名的权利，包括了政治、法律、财产权利、以及言论自由。移民者和外国人也有权利拥有财产（但不包括土地—除非经过特别允许）、以及有限的但相当可观的法律权利和保护、同样也有言论自由。女性公民并没有政治权利，同时必须要有一名男性公民的“法律监护”，但也能担任宗教的职位并且也被赋予法律和财产权利。只有奴隶没有任何权利、有限的法律保护免受攻击和杀害（而且依据色诺芬的说法，比起当时其他国家的奴隶，雅典奴隶还拥有不少特权），但同样的例外也能套用至美国早期的奴隶上。雅典的西西里岛远征有超过1,000名战斗死亡。另一个研究者James Lee Ray主张这些国家与现代的自由民主制国家大不相同，而且并没有达成自由民主制的门槛。古希腊的城邦有为数众多、无法投票的奴隶和外国人。只有一半甚至一半不到雅典成年男性能够投票。他主张在古代雅典时，现代才有的公民自然权利概念并不存在。他也认为批评者并没有证明古雅典所实行的直接民主制能超越现代的代议民主制。古雅典城邦的决策要不是由随机分配的领导人所决定、便是由直接民主制决定。这两种方式都与现代自由民主制下决策由民选领导人进行的方式大不相同，而且许多对于自由民主制产生和平的原因解释都牵涉到这些代议领导人扮演的角色。与Russett所主张的误解政体的解释类似的是，他注意到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记载到当雅典大会投票决定是否与锡拉库萨开战时“大部分时候大会都忽略了岛屿的面积或其居民数量。”Spencer R. Weart所著的Never at War一书则主张雅典只是一个处于民主制度边缘的国家，而且与雅典相敌的国家都没有达成以上要求的门槛，而许多冲突所造成的战斗死亡也很少甚至是完全没有。在苏黎世以新教徒为首的民主制度成立不到三年。天主教的州仅限天主教男性拥有投票权、许多地方还只限于特定家族的后裔能够投票。新教徒和自由主义者试图在天主教统治的卢塞恩进行反抗，但最后失败了，许多逃离者称呼天主教为“恐怖的政权”。卢塞恩市宣布由耶稣会主导高等教育体制，这被新教徒和自由主义者视为是卢塞恩遭到独裁教皇控制的证据。一个志愿发起以“解放”卢塞恩的远征行动也失败了。天主教州拒绝接受联邦议会达成的多数决议，更向外国的天主教政权如哈布斯堡王朝求取援助。 瑞典在那之前便是从独裁的哈布斯堡王朝脱离而独立的，而且后来两者间也爆发了数次战争。与英国的对照则忽略了当时上议院和君主都已经失去大多数的权力。而在1911年通过的议会法案限制了上议院否决预算的权力，但距离战争爆发已经不到三年了。在战前反对米洛舍维奇的人士经常是更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例如塞尔维亚民主党和塞尔维亚激进党），因此很难判断对于这些反对人士的限制是否正当。许多人权团体—包括国际特赦组织都认为新法西斯主义团体的行径应该受到特殊的限制。虽然大多数因为资讯管制法而被定罪的都是异议人士，但这不一定能证明政权不民主。后来取代米洛舍维奇成为总统的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是塞尔维亚民主党的成员，这个政党是从旧的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因为他们认为原先的民主党不够民族主义。至于塞尔维亚媒体支援民族主义这必须取决于这一词的定义为何。塞尔维亚的国营媒体肯定是爱国的、而且相当仇恨其他巴尔干半岛的民族，但这种情绪是源自于对法西斯主义的痛恨；克罗地亚人还经常被蔑称为“乌斯塔沙势力”。米洛舍维奇的支持者宣称他是反种族主义和反民族主义的，而西方媒体往往误解了他们的言词。Peter Singer和Leif Wenar两名学者都认为南斯拉夫内战对民主和平论是严重的问题。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赢得了三次选举—两次塞尔维亚总统选举和一次南斯拉夫总统选举—而且很清楚的是他在这个时期有着广泛的支持。Singer承认当时南斯拉夫的政治开放性和自由性仍然受到限制，但他认为那些限制若与一些被认为是民主的西方国家相较，并没有那么广泛而严重。至于民族主义，塞尔维亚政府控制了媒体以煽动这种情绪和常年的战争，导致连反对派政党也都诉诸于爱国情绪。当米洛舍维奇终于被赶下台时，取代他的是一个被反对党联盟内众多政党支持的候选人。另外，1991年的斯洛文尼亚战争和克罗地亚独立战争都应该被排除在外，因为当时两方都成立少于三年。另外，由于许多和塞尔维亚相同的问题，克罗地亚也不算是自由民主制国家。而且政体尺度的评分则将米洛舍维奇统治下的塞尔维亚的民主程度列为满分10分中的0分，同时民主/独裁取向的评分则是-5至-7。纳瓦兹·谢里夫曾指出他并没有察觉到战争的可能，而且一直要到接获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的紧急电话后他才得知军方擅自的入侵。他将入侵计划归罪于军队的统帅、稍后成为独裁者的佩尔韦兹·穆沙拉夫以及“他的两三个密友”。如果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巴基斯坦军入侵印度是没有经过民选的巴基斯坦政府的批准的。以色列是与控制了黎巴嫩南方的真主党组织对抗，而非黎巴嫩军方。联合国声明道“一个参与了民主政治舆论和决策的团体，不能同时有在国家权威之外的独立武装活动的能力。更广泛的说，存在有不受合法政府控制的武装部队，是与国家主权的复位和尊重、领土正当性、统一性和政治独立性无法共存的。”如同现实主义的Mearsheimer (1990, p. 50)指出的，对于战争的研究的问题之一在于“民主国家在过去两个世纪算是少数，因此民主国家间处于互相争战的立场的机会也较少”—尤其是在采用严格定义的民主时。民主国家直到最近几十年前都还是少数。即使是采用较宽广的民主定义，如同Doyle所采用的，在19世纪末期前也只有一打的民主国家，而且其中许多都相当短命或是选举权有所限制(Doyle 1983)(Doyle 1997, p. 261)。自由之家认为在1900年时还没有任何独立国家实行了普遍选举权。民主和平论支持者之一的Wayman(1998)指出：“如果我们只注重于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有任何战争发生，那么这需要再经过很多年时间才能稳固我们对于民主和平理论的信任。”因此，尽管以上所述及的大量案例研究，一些人仍然主张目前并没有足够证据显示民主与和平间的必然关系，尤其是在考虑到外部因素的可能影响时。为了解决这种限制，许多研究者转而研究冲突较少的理论，因为这样的理论更为容易证实。军事化的国际争议（MID）远比战争要来的常见；战争研究计划算出过去两个世纪里总共发生了数千次的MID。一篇评论列出了许多研究结果，主张民主国家之间比起其他政体的国家更不容易卷入MID中。另一个研究则发现在两个国家都变成民主政体后，每一年两国发生MID的可能性都会逐渐降低，最后发生MID的可能性会在五年内降至于零。当检视民主国家间的MID时，一个研究发现他们通常较少牵涉到第三国，单方面的仇恨也比较少遭遇反弹，如果被仇恨的另一个民主国家也反弹仇恨，通常是因为遭遇了一定的挑衅，而双方的争议也比较少造成任何人员死伤。比较常见的行为只是“夺取物资或人员”。研究显示，国家之间和平解决争议的可能性也会被当事国中较不民主的那一国的民主程度所正面影响。民主国家间的争议远比牵涉到一个非民主国家的争议要来的容易解决。民主国家在互相争议时也比较可能容易接受第三方的调解{。在威胁用和使用暴力的国际危机中，一个研究发现若当事国都是民主政体，那么两者的相对军事力量对于事件的输赢并无影响。但若有非民主的国家参与其中则不同。这在即使当事国是同盟国时，研究的结果也依然相同。与之相似，一个对于国家行为的研究也发现军事争议只有在国家是独裁政体时军事力量才显得重要：民主国家似乎并没有将军事力量作为支持争议中那一方的基准。大多数研究都只检验冲突参与者是谁，而忽略了是谁先开始冲突的。在许多冲突中双方都主张是对方先行开始冲突的。一些研究者则主张研究冲突的开端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现有的资料记载可能相当不可靠。即使如此，有些研究者对此展开了研究。Reiter和Stam(2003)主张独裁国家先行展开侵略的次数比民主国家先行攻击独裁国家还要频繁，Quackenbush和Rudy(2006)在证实这个结果的同时，也发现民主国家先行攻击独裁国家的次数比非民主国家之间互相争战的次数还要频繁。一些进一步的研究则研究不同形式的独裁和制度对冲突开端的影响。与其他独裁政体如一党执政制度相较，个人崇拜和军事独裁的国家可能特别容易先行发动战争，但也可能特别容易成为先行攻击的目标。大多数研究都聚焦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过，也有一些研究指出民主国家国内的内部冲突较少。举例而言，一个研究发现内战在最为民主的国家和最为独裁的国家都较为少见，而那些处于民主和独裁政体之间的国家则最容易爆发内战。政治的改变也会提升内战的风险，无论是转向民主或独裁亦然。政体居中的国家仍然最可能爆发内战，无论他们政治改变后经过了多久。在长期上，居中的国家比独裁国家较不稳定，而独裁国家又比民主国家较不稳定，长期稳定的民主政体是民主化进程最可能的结果。Abadie(2004)则发现大多数民主国家的恐怖主义活动都较少见。Harff(2003)则发现种族灭绝和政治屠杀在民主国家都较少发生。拉梅尔(1997)发现越民主的国家，政府屠杀人民的可能性越低，他指出历史上大屠杀所杀害的人数比战争高出了六倍。Davenport和Armstrong(2004)则列出了其他研究并表示：“研究再三的显示，民主政体都较少发生政治取缔、审查、酷刑、失踪、和大批屠杀，包括各种测量的尺度、方法、时间长度、国家、和背景都得到这样的结果。”并且总结道：“透过各种测量和研究方式发现到，在低于某个程度的情况民主对于人权违犯没有影响，但在超过这个程度后越民主的国家在政治镇压上的数量则约以等比例的速度减少。”Davenport和Armstrong(2003)指出三十年来的统计研究显示了只有两个因素可能会减少人权的违犯：政治上的民主化和经济上的发展。这两者中民主则更为重要而且更容易达成。在解释为何民主能减少战争的原因上，研究者们通常又被分为两类：注重民主的价值观以及注重于民主的政治架构。要注意到的是它们通常是被用以解释民主国家之间的较少战争冲突，而不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冲突较少。这些原因可能有的也能套用至寡头政治上。Spencer R. Weart所著的Never at War发现寡头政治之间也会和平相处。例子之一是波兰立陶宛联邦，波兰国会反对并否决了大多数国王提议的战争。在第一类的研究者中，许多人主张自由民主制的文化使得国家领导人习惯于以协商和谈判解决问题。另一个解释是民主国家里重视人权的理念使得人们不愿进行战争，尤其是在针对其他民主国家时。20世纪殖民主义的衰退也有可能是因为欧洲民主国家改变了世界观，开始重视非欧洲的人民和他们的权利之故。Bruce Russett也主张民主国家的文化影响到领导人解决冲突的方式。除此之外他还主张，在19世纪末期一种社会价值开始浮现，就是民主国家之间不该互相争战，此价值在民主文化和民主程度开始提升时会更为强化，例如当扩散公民权时。一个国家民主稳定性的提升也会在外交事务上获得更多其他国家的信赖。在二战和冷战期间民主国家的联盟也增强了这个价值。他认为古希腊时这种民主价值的连结就没有这么有效。Mousseau(2000)主张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所形塑的价值观和标准是民主和平论的主因。如同许多以市场为导向的发达国家，当市场上签订契约的机会相当广泛时，一种以契约为主的文化促长对个人独特性的尊重、协商、妥协、尊重法治、和法律前人人平等的价值观。由于被选民所限制，奉行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的民选领导人便会遵守这些价值。相较之下，市场经济开发度不够的民主国家的选民、以及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则抱持着其他鼓励战争冲突的价值观。Braumoeller主张在冲突解决上的自由价值观可能会随着不同形式的自由主义而有所差异。借着研究前苏联独立而出的那些新国家的统计结果，他主张这些区域的自由主义往往较类似于19世纪欧洲的自由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和平论所假设的—20世纪普世的威尔逊自由主义。而结果便是这些区域的自由主义往往比其他典型自由主义国家更为好战而具侵略性。Hans Köchler (1995)认为跨国民主的实现，与经由直接民主制付予个别公民参与国家国际关系决策的权力有关。他并呼吁依据民主价值重新建构联合国，他特别参照的例子是瑞士实行的参与民主制。主张民主政治架构能促长和平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回康德(1795)，他写道：民主也因此付予了那些最有可能在战争中被杀害或受伤的人影响力，以及他们的亲戚和朋友（以及那些支付大量税赋支撑战争的人），使他们希望尽量维持和平。不过，这个单方面和平的理论仍没有解释为何民主国家的确会攻击非民主的国家。解释之一是那些民主国家被那些非民主国家威胁或激怒了。Doyle(1997, p. 272)主张民主国家并没有单方面和平：使自由国家相互间和平共处的意识形态也助长了他们向不自由的国家发动战争—无论是为了保护他国遭压迫的少数族群、或是为了报复本国同胞在外国遭受的压迫亦然。Doyle(p. 292)也注意到自由国家之间可能会秘密进行向对方不利的行动，然而由于行动的秘密性，避免了公诸于众不然自由国家特色不适用这个问题。研究显示民主国家比起独裁国家更有可能赢得战争，一种解释之一是民主国家在政治和经济因素上都有更多的资源。这也有可能使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避免以其他民主国家为攻击目标，因为认知到他们都是特别难以攻克的对手。一个研究之一显示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对于民主的政权有重要的冲击，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特别可能因为战争失败而下台。一些研究主张自由国家的领导人必须面对制度的限制，因此在无法说服广泛利益群体的情况下，他们无法轻易获得足够的国家资源以发动战争。许多对于前苏联国家的公民和统治精英的统计结果也符合了这个论点。除此之外，其他国家也能明显看出民主国家这些无法被领导人轻易移除的限制。也因此民主国家送出了可信的厌恶战争的讯号，这种讯号使得民主国家之间避免了战争，但也可能吸引其他非民主国家的侵略。而民主国家对于这些侵略可能会被迫（也许甚至先发制人）使用武力。一些研究显示当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选择提升国际冲突时，他们发出的威胁被认为极为可信，因为他们都必须有相对大的舆论支持来进行这些行动。而在自由国家之间的争论中，他们之间愿意交涉的讯号则使他们得以在恶化至军事动员阶段之前和平的解决争议。另外一种与以上两种解释类似的理论则根基于博弈论上，主张民主国家内部公众的参与和开放的辩论能让其他国家清楚而可靠的了解自己的意图。相较之下，要得知非民主国家领导人的意图则相当困难—无论是要得知让步的效果或是会否遵守承诺皆然。因此若是争议中有一个国家是非民主国家，那便会增加达成妥协让步的难度和不信任感。对于民主和平论的批评在逻辑上可以分为好几种。注意到这些批评通常是针对于主张民主国家间没有任何战争和较少MID，而非小型系统性暴力行为。只有一个研究坚持主张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其实与其他政体的国家之间一样多。不过，这个研究者将尚未成熟的民主国家和有争议的国家也列入民主政体范畴，同时也将小型冲突列入计算。其他研究指出，虽然民主和平论的确有一些证据支撑，但资料样本和时间的长度可能太短，因而无法证明可靠的结论。举例而言，Gowa提出证据主张在1939年前民主和平论并不明显，因为在那之前民主国家数量都太少，他并且对接下来的时期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参见现实主义的解释）。但Gowa的统计也遭受批评，许多其他研究和评论找出了不同或相反的结果。不过，这可以被视为是民主和平论所遭受最久的批评；如同之前提及的，一些理论的支持者也同意统计的样本在证实理论的可靠性上是有限的而且不足的，至少若是只考虑正式战争的话。而这些证据究竟又代表了多少意义也是问题之一。一个研究试着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依据使用了颇为严厉的民主和战争的定义的Ray的说法，在1816年至1992年之间的确没有任何两个民主国家互相交战过。假设将这段时期的战争数量直接除与国家数量，无论他们的民主制度形式和发展，那么平均每个民主国家在这段时期经历了十场战争。因此，Ray认为民主和平论的证据在统计上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可以想像到的是，如果未来发生了少量民主国家间的小冲突，都会抹灭整个理论的证据。一些人则批评对于民主的定义，他们认为某些国家总是惯于定义其他国家的政权形式，以此满足他们自身的利益和目标，例如出于经济和国防的顾虑。举例而言，一个研究指出德国在19世纪末期被西方国家领导人视为是民主国家；然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当德国与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关系开始恶化时，德国便逐渐被形容为是独裁国家，然而实际上德国内部却没有政权的改变。Shimmin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批评西方国家对于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在1989年至1999年的看法转变。拉梅尔则对这些批评回应道：一般而言，对于民主和平论的研究并没有聚焦于“西方”对于民主的看法；至于塞尔维亚的例子，批评者举出西方国家对塞尔维亚在90年代初期有限认可并不足以使其被认为是民主政权，而只是因为预料换上其他领导人可能会表现的更糟。一些民主和平论的研究者也被批评他们在分类战争与否和民主政体与否时过于武断，而没有依据同样标准仔细检查整个资料。民主和平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同意这种研究方式必然是有缺陷的，即使看似合理的例子也可能需要矫正。亚洲时报的一个军事事务专栏家便总结了这些的批评认为例外总是被以“不是真的民主”或“不是真的战争”来解释。然而，大多数研究者都同意对于“战争”和“民主”可以得出一个客观可用的定义。即使如此，民主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而且会随着不同的时间和事物而改变，但大多数研究者在研究上几乎都是以相同的标准来捡视历史案例的。对于民主的定义要求必须至少有一次真实的政权轮替—不同政党间的执政转换，这个要求也可能排除一些长期被视为是民主政体的国家。举例而言，美国到1800年为止，印度从独立一直到1979年为止，以及日本到1993年为止。一些民主和平论的研究者要求执政者必须是由实际、而且有竞争性的选举选出的。这可能是严格的定义：举例而言，美国的国家档案库指出：“无论是在1789年还是1793年，乔治·华盛顿都是没有遭受任何反对而被选出的。”（在当时对于选举人团的规定下，投给总统和副总统之间的选票并没有特别区分：每个选举人照规定必须投给两个不同的候选人，计票后冠军成为总统、亚军成为副总统。而那两次选举中每个候选人都投了一票给华盛顿，约翰·亚当斯取得了第二名的位置；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几个候选人，因此这副总统选举实际上是有竞争性的）。Spiro(1994)则对民主和平论的统计方式做了其他批评。Russett(1995)以及一系列由Ray(2003)撰写的文章则回复了他的批评。有时候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库也遭受批评。举例而言，一些人批评战争相关研究计划的数据库并没有将平民的死亡包括在战斗死亡中，尤其是在内战中。Weeks和Cohen(2006)主张那些可疑的争议—包括了没有死伤以及一般而言威胁不大的暴力事件都应该被从军事争议上排除。Gleditsch(2004)对战争研究计划数据库做出一些批评，并且提出了另外一份改订过的数据库。Maoz和Russett(1993)则对政体数据库做出一些挑剔，不过在稍后的版本中多数这些挑剔都被逐一修正。这些批评通常被视为是较琐碎的议题。如果一个现象A被发现与现象B有所关联，在原则上可能会与许多其他的因素造成这种关联：可能是A造成B、B造成A、A和B两者都是由第三种现象C造成的、也有可能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互相关联的现象所造成、或是其他更复杂的组合。许多研究者在接受民主和平论的观察研究结果时，也会试着以不同原因或综合其他原因来解释民主和平论，综合各因素的连结、以及可能造成这种结果的统计变化，而不是只将原因归咎于民主制度。许多抱持批评态度的研究者的共通点之一，便是他们认为这个理论无法说明“民主产生和平”，因为证实了民主国家产生和平的证据相当少、或是根本没有；它只能解释“共同民主国家能够产生和平”。依据Rosato(2003)的说法，这种观点质疑民主是否真的是造成和平的原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应该是单方面的影响。或许对于这种质疑的最简单描述，是民主国家之间和平并不是因为民主制度，而是因为他们之间相当“类似”。这种质疑理论开始于一些独立的观察发现到“独裁和平”的结果，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可能性也会降低（显然没有研究者主张这不存在），这种结果产生了一种假设，亦即民主和平的现象其实是当研究者分析同一种类型的国家时观察到的现象。又或者他们整体上并不类似，但只有在有团结的政权体制例如彻底的民主国家以及彻底的独裁国家时，那才会影响到战争的可能性。独裁和平论以及相似政治体系的解释是相对较新的理论，而对于其理论价值的看法也有所不同。Henderson(2002)建立起了一个研究框架，考虑到政治类似性、地理距离、以及经济的互相依赖作为主要的研究变数，并总结道民主和平论是一个统计上的人为结果，当这些变数都列入考量时这种结果也会消失。Werner(2000)则发现整体上冲突的确会随政治的类似性而减少，但发现民主的国家间特别和平，他并且注意到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在结盟和权力评估上的行为差异。Beck、King和Zeng(2004)则用神经网络显示战争可能性在高度民主和高度独裁都明显降低。Petersen(2004)使用不同的统计模型并且总结道独裁和平论在统计上是不明显的，而那些被归咎于政体类似性的影响其实主要是源自于共同民主的压力。Ray(2005)从逻辑方面批评这种解释的分量，他主张在“政体类似性”上的统计分析使用的研究变数只不过是“共同民主”的另一种说法，因此在新的研究中也会出现战争减少的效应。Bennett(2006)根基于将国家分为“民主”、“独裁”、“混合”三种形式的研究模型上，他主张两个独裁国家走向战争的可能性与其他所有政体之间的武装冲突的平均可能性相较减少了35%，民主国家则减少了55%。这种影响在检视更严重的冲突时则更为明显；以战争而言（超过1,000人战斗死亡），他估计民主国家比独裁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降低了82%。他总结道独裁和平论的确存在，但民主和平论显然更为突出。不过，他也没有找出政体类似性对于和平的影响，除了最为极端的政体除外。若要总结各种说法，对于这种批评的评价有四种可能的姿态：大多数的研究者在民主的决定因素上，认同经济的成长是形塑稳定而富裕的民主国家的重要因素。这与民主和平论本身并不会产生矛盾，而只是一个对于民主本质的描述；不过，如果经济因素与和平之间能找出某种连结，便有可能完全以经济的基础来解释整个民主和平论了。Mousseau主张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里的契约文化，可能会同时促长民主与和平两者(2000; 2002; 2003; 2005)。低经济成长可能会阻碍自由民主的制度和价值观的发展。Hegre(2000)和Souva(2003)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些研究显示了单独民主本身是不太可能造成民主和平论的。Mousseau(2005)发现只有在两个民主国家都拥有高于全球水平程度的经济发展时，民主才会是促成和平的重要因素。对于最贫穷的21%的民主国家的研究、以及当前4-5%最贫穷的民主国家的研究，显示出这些国家反而很可能会互相争战。Oneal和Russett(2004)列出了其他几个研究，发现当控制了贸易的研究变数时，经济发展对于和平的影响就没有这么大了。Mousseau、Hegre和Oneal(2003)证实了如果当事国中有至少一个民主国家经济发展程度极低时，那么民主在避免战争上并没有太大用处；不过，他们也发现当控制了贸易变数时，从1885年-1992年间91%的民主国家配对都有足够的发展程度以发挥民主和平的作用，而在1992年后所有民主国家都到达了这个门槛。Hegre(2003)发现民主只有在发达国家和识字率高的国家才会与内部和平有所关联。相反的，内战的风险只有在民主国家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减低。考虑到两次世界大战的许多交战国都是一般被认为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一些人也因此怀疑单独经济发展本身并不能说明民主和平。Gartzke(2005)主张经济自由比起民主有更大的影响，拉梅尔(2005)则批评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并认为结论是错误的。一些研究则发现在民主国家之间频繁的贸易造成了经济间的互相依赖，而在国际组织的参与也减少了战争的风险。这通常又被称为康德和平理论，因为它类似于最早时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的理论；这个理论也常被称为“自由和平”理论，尤其是当聚焦于贸易和民主的影响时。许多研究者同意这些变数之间会互相加乘影响，但各有独自的和平效用。举例而言，两个互相进行了一定数量货物贸易的国家，当地的经济利益团体可能会反对发动破坏性的战争，而在民主国家这样的团体可能会持有更大的权力，也因此政治领袖可能更容易接受他们的要求。Weede(2004)主张自由贸易和经济的互相依赖对和平的影响可能会比民主要来的重要，因为前者对于和平的影响是包括直接和非直接，可产生经济的发展并最终达成民主。Weede也列出了许多其他研究以支持他的理论。不过，一些最近的研究则找不到贸易的影响，而完全来自于民主。没有一个被列出的研究者认为单独自由贸易本身可以达成和平。即使如此，对于贸易和民主在维持和平上哪个更为重要的争论也可能会有潜在的实际影响，举例而言当评估对于独裁国家实行经济制裁和限制的作用时。最初是Michael Doyle(1983, 1997)将康德的三篇文章重新阐述为民主和平论。他主张一个爱好自由和平的国家联盟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持续成长。他不认为两个国家有可能只因为都是自由民主制国家而和平共处，如果这样的条件便足够，那么自由国家也不会对弱小非自由国家采取侵略态度（而美国与墨西哥的外交历史便展现了这种例子）。相反的，自由民主制是国际组织和接受能力（在康德的另外两篇文章里）的必要条件—而三者都有就有足够能力产生和平。其他的康德派则不一定认同所有三个条件都必须存在，而是会指出这三个条件都能够减少战争的风险。许多研究同意民主和平论已经控制了许多其他和平的可能解释。已经控制了的因素例子包括了地理距离、地理的接近、权力状态、结盟状态、军事化、经济财富和经济成长、权力比率、以及政治的稳定性。这些研究使用不同调查方法和变数时的结果也常不同，因此遭致批评。应该注意的是民主和平论并没有宣称民主是唯一减低军事冲突风险的因素，许多以上述及的研究也发现其他的因素相当重要。不过，大多数研究的共通点都强调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关联。一些研究则尝试提出颠倒的和平民主论，主张是应该是和平促长了民主。举例而言，一个研究便认为和平与民主两者有着同时存在的因果关系，那些被卷入战争的国家通常也比较可能经历民主的衰退，也因此又增加了未来爆发战争的几率。也因此他们主张民主国家之间的争论应该在早期阶段尽快解决，以稳固双方的民主制度。另一个研究发现和平并不定会散布民主，但散布民主则有可能散布和平，这是另一种相反的因果认为战争可能会毁灭或降低民主，因为战争的准备可能包括对政治权力的限制，可能因而造成民主和平论所发现的现象。不过，这个假设也被另一个研究在统计上试验，他们发现取决于对战前时期的定义，这样的和平影响是很小或是完全没有的。因此他们认为这个解释不太可能。注意到这种解释所预测的是单方面的影响，没有双方面的影响有力。Weart(1998)主张和平会伴随着民主的存亡，当民主出现时和平也会迅速随之而来，但当民主消失时和平也会接着毁灭。在他来看这代表其他改变较缓慢的变数不太可能是原因。不过，Weart也被批评没有提出任何数字的分析以支撑他的论点。战争非常倾向于发生在邻近的国家。Gleditsch(1995)显示了民主国家之间的平均距离是8,000英哩，这个距离与其他所有国家的距离平均数字相同。他相信距离在避免战争上的影响，加上民主和平论的影响，完全解释了战争的分布。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支持者通常主张战争无关于民主或独裁，而是有关力量的评估，最后决定了战争与和平。更具体的说，许多现实主义者批评将和平归咎于民主、自由、或和平的理论。依据现实主义的看法，这些现象事实上是由于民主国家之间的结盟所造成的。举例而言，Farber和Gowa(1995)发现民主与和平间的关系只有在1945年以后才有数据上的重要性，他并且将这种和平视为是冷战所人为制造的，也就是当共产国家的威胁逼使民主国家们互相结盟时。Mearsheimer(1990)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分析，主张1945年前英美的和平是由于德国的威胁而形成的。Spiro(1994)找出了几场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例子，主张那些支撑民主和平论的证据可能并不如其他研究者所假设的那么大，并主张其他证据显示同盟国家之间的和平是来自于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他承认民主国家之间可能有更大倾向会互相结盟，并将此视为是民主和平论唯一的真实影响。Rosato(2003)主张大多数支持民主和平论的重要证据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观察到的；并且发生于一个广泛的同盟内—这个同盟可以被视为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其结盟国家，并且由美国所主导和维持。Rosato的主要论点之一便是：虽然在冷战中美国从不曾与另一个自由民主制国家爆发战争，但美国公开的或秘密的干预了好几次其他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事务，举例而言，1973年在智利的政变、1953年在伊朗的政变、以及1954年在危地马拉的政变，在Rosato看来，这些政变显示美国对于保持一个“帝国和平”的意图。而对于这种批评的最直接回应，则主张在控制了同盟间的“共同利益”的变数后民主国家间的和平仍然相当明显。至于批评提出的例子，Ray(1998)则反驳道这种根基于冷战上的解释应该也能预测共产主义铁幕国家之间会和平共处，然而明显的例外包括了苏联侵略阿富汗、越南战争、以及中越战争。Ray也主张外部的威胁并没有排除西方国家内部的冲突，在当事国中有一个国家是非民主国家时，例如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马岛战争、以及足球战争。同时，一个研究指出冷战的解释“会随着冷战后的世界、民主国家和平相处时间的增加而落伍”。Rosato对于美国支配的主张也被批评并没有提供支持其理论的统计证据。一些现实主义的学者也批评民主和平论的提倡者所提供的解释，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前后矛盾或论据不足的。Rosato(2003)批评了大多数对于民主产生和平的解释，他主张关于根基于体制限制上的论点，是与民主国家不会较少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的事实相冲突的，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批评那些根基于民主价值重要性上的论点。而对于根基于更具责任性的领导人的解释，他则发现历史上参与花费高昂的战争时独裁国家的领导人比民主国家领导人还更常被赶下台或惩罚。最后，他批评了根基于民主国家即使在危机时也彼此互信互重的论点，和民主国家必须说服不同团体和意见因而战时动员速度较慢、从而减缓战争爆发的论点，引用其他人的观点，另一个现实主义者Layne(1994)分析了那些没有结盟的民主强权之间所发生的危机，他发现并没有证据显示有在制度或是文化上的限制能阻止战争；的确，双方民间对发动战争都有强烈支持情绪，不过在所案例中，总有会一方最终判断自己无法负担战争的风险因而进行必要的让步。Rosato的批评也被反批评为带有逻辑和方法上的错误，同时也与现有的统计研究结果不幅。Russett(1995)重新检验了Layne研究的一些危机的案例，并且得出了不同的总结；Russett主张对于对方是民主政体的认知能够避免、或发挥主要影响阻止战争的爆发。同样的，一个最近的研究发现虽然一般而言国际争议的结果大多是被各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所强烈影响，但如果双方都是民主国家那么这种对比就不再有意义；在这种状况下他发现危机的结果是独立于双方军事能力之外的，而这与现实主义的预期相反。最后，这两个现实主义者的批评都忽略了其他的可能解释，例如以下述及的赛局理论。另一种形式的现实主义批评则聚焦于核武器在维持和平的角色上。对现实主义者而言，这表示在核子强权之间的争议中，个别力量评估可能不重要，因为相互保证毁灭使得单独两个国家更难预料怎样的结果可以被合理的被称为“胜利”。他们认为世界上的核子强权数量过少，无法作为民主和平论的证据，除了极小的一部分之外。此反驳理论即使将一些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独自的核武器计划的国家也列入考虑，例如德国和日本，仍能成立。一些人则举出1999年印度与巴基斯坦间的卡尔吉尔战争来回复这种反驳。一些民主和平论的支持者并没有否认现实主义的某些因素的确有其重要性，支持民主和平论的研究也证实了结盟关系和主要强国的力量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有影响。马克思主义者伊曼纽·华勒斯坦主张是全球的资本主义体制连结了世界各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因此消除了可能损及利益的战争。Michael Hardt和Antonio Negri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主张全球资本主义的利益结合使得民族国家扮演的角色逐渐下降，并使一个没有外部敌人的全球帝国崛起。也因此，他们写道：“帝国主义、半帝国主义以及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只有小型和内部冲突的时期。每个帝国战争都是一场内战，一个警察行动。”许多民主和平论的研究者并没有将多于一千人战斗死亡的冲突列为战争中；因此他们排除了不见血的冲突如鳕鱼战争。不过，如同之前述及的，研究也显示民主国家间的确较少冲突。相比起其他国家，民主国家在1816-1945年间牵涉到许多的殖民和帝国主义战争。在另一方面，如果控制了国家力量和殖民国数量等变数，这种关系便不存在了。自由民主制国家在1945年之后牵涉的这类战争比其他国家要来的少，这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对于欧洲以外的人民的看法转变，就好像世界人权宣言里所表达的。与此相关的还包括了对于原住民的人权侵犯，有时候是自由民主制国家所为。而一些人对此的回复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人权侵犯是由非民主国家所为，例如19世纪前的欧洲殖民地，比利时利奥波德二世私人拥有的刚果自由邦、以及斯大林治下的苏联。而且以英国为例，英国在1832年的改革法案中大幅扩张了选举权，而在仅仅一年后的1833年英国领土上的奴隶制度便被废止了（虽然对于奴隶贸易的禁令在1807年便被颁布，但蓄奴仍然被允许，因此许多民主和平论的支持者在研究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时会排除1833年前的英国属于自由民主制国家。）Hermann和Kegley(1995)主张若是不采用民主和平论所使用的预期结果的研究模型，民主国家之间其实比其他国家更容易互相干预。他们进一步主张（1996年）民主国家其实更可能干预其他民主国家而不是非民主国家。最后，他们主张民主国家之间的干预是随着时间成长的，世界在未来会有更多这样的干预出现。然而，他们使用的方法也被许多其他研究者批评，最近的一些研究也发现了与他们相反的结果。拉梅尔主张世界上民主的不断推展很快将会终结一切的战争和大屠杀，或许在21世纪中叶或更早便能达到这一时期。共产主义的垮台和民主国家数量的增加在过去戏剧性的减少战争总数量、国家间的战争、种族战争、革命战争、以及难民的数量。有一份报告指出造成近年来战争下降的两个主要原因分别是冷战的结束以及去殖民化；但也指出康德派的三个和平因素也在实质上促成了这种下降。民主和平论至今已经是相当知名的研究领域了，有超过一百名研究者对此发表了研究论文。许多经过同行评审的论文更在他们的引言里提起大多数研究者都同意民主和平论是一个研究观察上的事实。Imre Lakatos则将民主和平论的研究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他提倡的“进步的研究计划”、一种是传统的“退步的研究”，他主张进步的研究方式同样能够解释退步的研究方式所找出的现象，但它也能够找出更多有价值的研究领域并且发现更多重要的事实。相较之下，他主张那些使用了“退步”的研究方式的研究者通常没能提出新的观察发现，反而花费大多数精力调整他们的理论以防卫批评者的质疑。一些研究者主张目前民主和平论已经是关于国际关系的“进步”研究计划了。依据这些人的说法，民主和平论可以解释许多之前垄断了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所提出的观察研究—尤其是现实主义的那些理论；除此之外，民主和平论最初所主张的：自由民主制国家之间不会、或很少互相争战的这个假设，已经成为大量有关研究的题材。大多数这些衍生的研究都提及了民主国家之间的确有较少的冲突和意外。其他还有研究主张民主国家比较倾向于与其他同样属民主政体的国家结盟，他们的联盟关系也比其他政体的国家联盟还要持续更久和稳定；一些研究包括了则显示民主国家在外交活动上通常比非民主国家还要友善和容易沟通；一个研究显示了有着比例代表制的民主国家在整体上都比其他国家还要友善；另一个研究指出比例代表的制度以及权力分散的区域自治也与社会的长久和平有密切关联。